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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1042 雖經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提倡和創新,當時我國文字改革運動的阻力還是很大,只做了一些注音字母的工作。但陳獨秀認為當時的注音字母還不如日本的假名便當:「注音字母不能通行,自然原因很多,而其自身缺點太多,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製造注音字母的人們,既然沒有把它做成拼音的決心,而又要用拼音文字的方法,方法太簡陋,不成其為拼音文字,所以弄得不三不四,自然沒有人肯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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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1044 為此,陳獨秀決心率先向舊的傳統宣戰,為後繼者掃除前進的障礙。他說:「有人譏笑製造拼音文字的人,是想做倉頡第二,其實想做倉頡第二並不是甚麼可以被人譏笑的事;中國文字當然不是甚麼倉頡一人所造,是從遠古一直到現在無數倉頡造成的,今後需要許多倉頡來製造新的文字。」[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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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1046 當時,為了進行這項工作,只要有人到他家去,寒喧幾句後,他就會提出這個問題來,遇見湖北人時,他問這幾個字湖北音怎樣讀;遇見廣東人時,又問那幾個字廣東音怎樣讀,等等。由於當時共產黨人來自四面八方,與他來往的人也是如此,所以,他做這樣的工作比較容易,很快就把中國幾個典型方言調查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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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1048 對於陳獨秀進行這項文字研究工作,人們有種種議論。有人認為他像《漢書》中的曹參一般,人家去見曹參有所建議,曹總是醉人以酒,以堵塞建議者之口。陳獨秀也是故意以文字學的研究來回避政治問題,並掩蓋他在黨的路線問題上與中央的分歧。因此,不少人果真以為他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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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1050 不管人們對從事這一研究工作的動機作何種猜測,誰也不否認,陳獨秀對這項工作的確到了入迷的程度。1929年3月,寫成《中國拼音文字草案》一稿。[11]此稿分五部分:包括(一)自序及說明;(二)北京話;(三)漢口話;(四)上海話;(五)廣州話。他還請周恩來夫人鄧穎超校核北京話,項英校核漢口話,沈雁冰和王一飛夫人陸綴雯校核上海話,楊殷和羅綺園校核廣州話。這些都是地道的當地人或者很熟悉相關語言者,可見其做學問之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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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1052 在《說明》中,陳獨秀講了為甚麼不用當時流行的國語,而用四種地方話做標準語,主要是他認為當時中國還不曾達到國語成立時期。「現在的所謂國語,或所謂的普通話,人為的性質太過分,離開實際語言太遠了,它不能夠叫做國語」;一種國語必須有一個地方語做標準,現在真正國語未成立以前,應該以有最大影響的地方作標準語來過渡。於是他採用了北京、上海、漢口、廣州四個地方語。「這四個地方都是中國產業中心或政治中心的最大都市;這四個地方語,確能代表全中國大多數人的實際語言,並且它們都有相當的文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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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1054 《拼音草案》內擬定的單聲母和單韻母共43個,採用的字母形體「大致是比較完備的國際音標,但也有小小增改的地方」。尤其是因為「中國結合聲母的語言特別發達,國際音標不盡適用」,於是,陳獨秀依據音理參照國際音標及各國字母,創造了九個結合聲母及三個單聲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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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1056 此稿完成後,售給商務印書館。陳獨秀是被通緝的「共黨首領」,書稿當然不可能出版。但陳獨秀畢竟不是一般的作者。於是,他在政界和學術界一些很有地位的朋友、學生和商務印書館的老闆張菊生、王雲五、胡適之、傅孟真、趙元任等共同捐贈了稿費千元。當時共產黨處於最困難的時期,無力關照他的生活。《獨秀文存》當然也不敢再印,不能再以其版稅收入來維持生活。這筆稿費使他渡過了一次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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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1061 《獨秀文存》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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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1063 1942年陳獨秀逝世後,大革命失敗後一度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曾受北京大學同學會的委託照料過陳獨秀的晚年生活的何資深(又名何之瑜)負責收集、編輯並出版陳獨秀遺著——《獨秀叢著》。最後與商務印書館簽約,分兩部出版陳獨秀文字學方面的全部論著:第一部取名為《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及其他》,共收入他音韻學方面的七篇論文;第二部是他所寫的六篇文字學(狹義文字學)方面的論著及《中國拼音文字草案》。結果,第一部的清樣出來時,上海解放,這位當時已被共產黨定為「大罪人」的著作也成為被嚴禁出版的對象。直到2001年,原已是清樣並由何之瑜核校完畢的《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及其他》,在我本人的努力下由中華書局以繁體字出版,並聽取我的意見改名為大家好懂的《陳獨秀音韻學論文集》。還由我寫了代序,交待了陳獨秀一生研究文字學的情況。《中國拼音文字草案》還是靜靜地躺在中央黨史研究室資料室中,並嚴密封鎖,很難讓學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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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1065 其實,以本人粗見,由於中國地域廣闊,人口眾多,各地方言極其複雜,要想用一種統一的拼音文字來統一,的確是一件難事。我至今也難以理解,陳獨秀為甚麼做這樣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也許他的思想比我們更深遠。不過,如今以北京話為基礎的「普通話」在包括港台在內的中國大地已相當普及,又與各地方言並存,成為全國通用語言,而且說話與文字基本統一。而這正是陳獨秀做拼音文字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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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1067 陈独秀全传 [:1705944918]
1705951068 建言無效,繼續受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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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1070 陳獨秀拒絕到莫斯科去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想擺脫國際,自己獨立思考,探索革命的新出路。1927年9月10日,他請汪原放向其叔汪孟鄒探明上海租界相對安全後,與黃文容(玠然)、汪原放、陳嘯青(亞東圖書館職員)在武漢秘密登船前往上海。晚上到九江,正值中秋之夜,半夜之後,甲板上人少了,陳獨秀出來憑欄賞江月。一路上,一個揮之不去的思想總在頭腦中縈繞,不時沉吟道:「中國的革命,總要中國人自己領導!」[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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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1072 這個思想其實早在1920、1921年建黨時就有了,為此還與馬林吵過一架。即使後來被迫接受共產國際領導,陳獨秀還是不忘中國人自己探索革命理論和道路的念頭。約在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他把當時黨內領導人所寫的探索革命的重要文章用《中國革命論文集》為書名,以「新青年社」的名義出了一本小冊子(因是內部學習材料,無版權頁,印行時間是根據所收文章發表在正式刊物上的時間推測的),供黨內閱讀研究。筆者1998年訪問日本時,有幸在豐橋市的愛知大學「霞山會館文庫」見到了這本珍貴的小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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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1074 大革命失敗後的陳獨秀,思想上並不消極,進一步探索中國革命經驗,勤於思索;也不計較個人恩怨,把反對或批判過他的人都視為同志,覺得不過是在共同探索中國革命道路上產生了一些分歧而已。他多次向臨時中央貢獻自己思考的意見,其主要精神是認為革命已經進入低潮,策略應該是退守和防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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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1076 但是,這與當時莫斯科及其代表羅明納茲與瞿秋白等人的思想完全對立。後者的思想充分表現在1927年11月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文件中。其邏輯是那樣的奇怪:一方面承認「南昌暴動及南征廣東的革命軍隊失敗」,「廣東兩湖的農民暴動一處也沒得確定的大規模的勝利」;另一方面卻說:「單是敵人的屠殺進攻,不但還不是革命的潰散,反而證明革命潮流之高漲。」而且,為此造出一種「不斷革命」的理論(當時稱「無間斷的革命」):「中國革命雖然簡直還沒有開始其民權主義任務的解決,但是現在的革命鬥爭,已經必然要超越民權主義的範圍而急遽的進展;中國革命的進程,必然要徹底解決民權主義任務而急轉直下的進於社會主義的道路。」[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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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1078 後來周恩來說:「『不斷革命論』是那時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羅明納茲提出來的,我們當時並不知道」;[14]其實,所謂「不斷革命論」真正的精神來自聯共政治局和史太林。不過,史太林不用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這個詞,而用「蘇維埃」這個詞,即:既消滅地主階級,又打倒資產階級。於是,一系列顯示高潮的「暴動」出現了,一切地主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富農甚至中農和小資產階級都成了革命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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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1080 如此極左的戰略和策略,一是被國民黨的屠殺政策所激憤;二是被莫斯科過去推行(表面上表現為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所執行)的對國民黨一再退讓的政策所激憤;三是由本來就極左的莫斯科的五月「緊急指示」被羅明納茲極端發展的結果。它不僅與「四・一二」、「七・一五」事變後走向低落的國民革命形勢相違背,而且與陳獨秀比較穩健的思想與策略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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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1082 11月11、12日,即中央臨時政治局通過極左綱領《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的第二、第三天,陳獨秀連續兩次致函中共中央,毫無顧忌地直抒衷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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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1084 一、關於當前形勢:「國民黨雖然不能長久統治鞏固,而眼前尚不至崩潰,因此,我們以群眾力量掃蕩它們奪取政權的時機尚未到來。在實際行動上若取時機過早的政策,更是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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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1086 關於這一點,中共江蘇省委常委王若飛有一次到陳家去,談到大革命失敗後的形勢時有一次爭論。王若飛堅持中央意見,認為革命形勢還是「向上漲的」;陳說是「向下落」。陳問:「這幾天上海的外國兵大部分撤退回國,你以為中國革命還在高漲時候,帝國主義肯把軍隊撤退麼?」王恍然大悟,回去後起草了一個「江蘇省委決議案」的文件,批評瞿秋白為代表的中央「左傾」盲動主義錯誤(這個決議案未及省委通過,王即赴蘇參加中共「六大」。決議譯成英文,當做中國問題的文件在六大上散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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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1088 二、關於革命性質:「所有政治的經濟的政綱,都是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十月革命的政綱,且明言『武裝暴動的工農革命』」,而不是民族民主革命的政綱,要求迅速確定「現在的革命性質及吾黨政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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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1090 三、關於以暴動奪取政權:如果「農運非暴動恐難發展」,「只能以暴動為不得已而用的方法,而不可為目的,此時尤不可以存『以暴動奪取政權的幻想』」;「只是幻想政治的暴動,暴動失敗了,我們甚麼都得不着;並且還會因此使農民離開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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