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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關於奪取江蘇上海城市政權問題：「若飛對於江蘇運動，偏重在奪取城市的政權（有些似毛潤之的意見）他且幻想會佔得滬寧。我當時曾表示不贊成。略說了幾句，他似乎還不大以我的意見為然。這如果是他的自己的意見，望常委急需糾正！如是常委的意見，我提議要切實討論估計，萬萬不可隨便做政治的暴動，尤其是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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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關於當前策略：「我提議用『四不』口號（不交租，不完糧，不納捐，不還債），更簡單明瞭容易喚起廣大的農民瞭解，而且又可以通行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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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擔心這些意見不一定為黨中央所接受，所以最後表示：「我見到於革命黨有危險的，我不得不說，我不能顧忌你們說我是機會主義者。」[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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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八一」南昌暴動及全國各省的秋收暴動而連連失敗的國際代表和瞿秋白根本聽不進陳獨秀的意見。12月9日復函陳獨秀，逐條批駁了他的意見。12月11–13日，國際代表和瞿秋白發動廣州暴動，紐曼親自參加了暴動的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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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獲得此訊後，在13日午前，緊急致函黨中央，認為「廣州暴動，無論成敗我們都應該做！」並提供五條建議，企圖正確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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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州非戰鬥人員悉數遣到有農民暴動之可能的地方迅速促其暴動」（以助廣州的城市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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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農平民代表會議政府」，似較妥當，不可用「工農政府」、「獨裁政府」、「蘇維埃政府」的口號，因為「蘇俄政制精義是無產階級獨裁，離此，則蘇維埃並無特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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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贊成土地革命的條件之下，與任何國民黨一派或個人黨外合作……即譚平山（南昌暴動失敗，陳獨秀求情無效，譚被開除黨籍，後參加『第三黨』——引者）如以國民黨地位或另組他黨而能從事土地革命工作，我們也不可以加以排斥。我們不可持『黨外無黨』的謬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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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雖然反對這次暴動，但暴動已經起來，還在一旁反對，潑冷水，非但無濟於事，也不厚道。所以，他學馬克思對「巴黎公社」那樣的態度，說「廣州暴動，無論成敗我們都應該做！」但是，他又料定這次暴動肯定是要失敗的，所以，關鍵是如何使其減少損失，那五條建議，正是出於這個用意。自然，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是不會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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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州暴動領導人中，總司令葉挺曾提出與陳獨秀相同意見：由於敵人援軍就要到來，而暴動部隊消耗很大，提議撤退到海陸豐革命根據地，但卻被國際代表紐曼所否定。紐曼說馬克思主義的暴動原則是「進攻，進攻，再進攻」，指責葉挺向農村撤退的主張是政治動搖。最後，由於國民黨軍隊的大量到來，寡不敵眾，總指揮張太雷也在戰鬥中犧牲。餘部不得不撤出廣州市區，暴動失敗，一部分部隊還是走上了陳獨秀指引的方向，與海陸豐農民武裝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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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廣州暴動的失敗，並沒有使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吸取教訓，反而使他們走向更加極端。12月下旬，正是廣州暴動失敗後的餘部向東撤退之際，中共中央常委會就廣州暴動問題復函陳獨秀，稱廣州暴動雖敗，「其他各鄉之暴動可以趁軍閥混戰而形成多部分之割據與再行匯合的局面」。關於革命性質與目標，仍強調：「民權主義的獨裁」在中國「其勢非以共產黨一黨政權表現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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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的意見非但沒有被採納，而且從已經成為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長的兒子喬年口中得知，中央還把他的意見「當作笑話到處宣傳」，受到很大的刺激。回上海不久，因黨中央人手不足，瞿秋白又把陳的秘書黃文容調走做鄭超麟助手，編輯新的中央機關報《布爾塞維克》。陳獨秀真的有些心灰意冷了，十分痛苦和孤獨。還好，喬年經常來看望，同情父親的遭遇，也贊同父親的某些意見。但對陳獨秀與黨中央之間的矛盾，也感為難，便勸告不要再給黨中央寫信了。於是，約有一年半的時間，陳不再出一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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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陳喬年與史靜儀結婚。兩位都是在當時革命者中「最漂亮的人」，人人稱羨，又生了一個名叫「紅五」的男兒。陳獨秀很喜歡這個孫兒，也算有了一點天倫之樂。可惜孩子不久夭折，陳喬年又在1928年6月6日被捕犧牲。兒媳史靜儀曾任中共北方區委婦委書記，為考慮安全，由組織安排，把喬年犧牲後生的遺腹女陳鴻寄養朋友處後，再次赴莫斯科學習。[18]陳獨秀在政治上、生活上的接連打擊之下，重又陷於空前的寂寞與悲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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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之子——陳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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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女陳鴻後來也丟失了，直到他去世還沒有找到。史靜儀在莫斯科與李國琛結婚，生有一男一女。史1939年回國後，設法尋找陳鴻，始終杳無音信。1969年彌留之際，囑咐李氏兒女繼續尋找。終於在1994年12月，在福州找到已經63歲改名為苗玉的陳鴻。她是已參加革命四十多年的新四軍離休幹部，生活美滿幸福。這也算是給陳氏父子在天之靈的一點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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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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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六大」及國際共運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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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總結南昌暴動、秋收暴動、廣州暴動等一系列失敗的教訓，制訂新的政策和策略，1928年3月共產國際作出了4月在莫斯科舉行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決定。其中有一條，就是陳獨秀、彭述之等人必須參加。當時的白色恐怖下，一個月內把散在全國各地的共產黨領導人作為代表送到莫斯科，是完全不可能的。於是，大會不得不推遲到6月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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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再次拒絕去莫斯科。黨中央為此做了許多工作，除瞿秋白親自出面邀請外，還通過關係親近的人勸說，如王若飛、鄭超麟、黃文容等。陳堅持認為：大革命及其後一系列暴動的失敗主要是莫斯科瞎指揮的結果，反問勸他赴蘇的人說：「中國人的問題是中國人瞭解，還是外國人瞭解？我是中國人，我要研究中國問題，為甚麼不能在中國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19]王若飛同情陳獨秀的處境，雖然奉命來勸說，但也擔心蘇聯正在反對托洛斯基，「他去時一定堅持自己的意見，反對國際意見，那時人家一定為了打擊托洛斯基原故來打擊他。」所以，在內心深處，不能不說陳獨秀也有警惕的一面，即對莫斯科完全失去了信任。莫斯科的邀請猶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黨內許多同志勸他不去莫斯科，彭述之也採取了與之同樣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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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國際東方局副局長索洛維約夫向聯共政治局中國委員會透露過，在大革命勝利高潮的1926年秋天和1927年春天，共產國際提出過請陳獨秀來莫斯科的建議，那時是想真誠聽取陳獨秀意見的。但是，史太林認為自己的路線完全正確，因此給鮑羅廷和加倫頒發了紅旗勳章，「沒有同意讓陳獨秀來莫斯科。」索洛維約夫說：「很可能，如果當時陳獨秀來莫斯科，就可以和他一起制定中國黨較為正確的路線。」[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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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估計是否成立，暫且不說。但卻說明，應當請陳獨秀去的時候不請，實際撤銷陳獨秀總書記職務後幾次三番再請他，其用心何在？要知道，包括托洛斯基在內，其他幾乎所有與列寧、史太林共同戰鬥過的老布爾什維克（季諾維也夫、布哈林、加米涅夫，等等）都因曾與史太林發生過不同意見，先後被害。可能是史太林對當初把托洛斯基驅逐出境、使其在國際更大範圍內組織進行反斯反共產國際的活動、後來甚至組織「第四國際」感到後悔，此後消滅對手全部在國內解決。所以有人說，陳獨秀不去莫斯科參加「六大」是逃過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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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陳獨秀拒絕參加「六大」時也表示，不再參加中共領導工作，也不為自己辯護，更不出面批評別人；可如往常為中央刊物多做些短篇文章。如果第六次大會成績不錯，對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將不持反對態度。[21]他預料「第六次代表大會能改正瞿秋白這種明顯的盲動錯誤」。[22]所以，對此寄於極大的希望，希望它成為一個歷史的轉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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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大會檢討了大革命時期和瞿秋白時期的「左」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不僅批評了陳獨秀，也批評了共產國際的代表鮑羅廷、羅易等。當然，共產國際和史太林是不會作自我批評的。大會再次確認了反帝反封建，實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的民主革命的綱領。從這個意義上說，六大的確成了中共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捩點。但是，由於左傾的基因未除，為以後發生更嚴重的左傾錯誤路線種下了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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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陳獨秀問題，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及其後緊接着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7月15日至9月1日），發生兩個插曲，成為國際共運公開分裂的濫觴。一是對陳獨秀有親切友誼而為人正派的王若飛，在對於大革命時期右傾錯誤的責任問題上，不同意有些人搞文過飾非，把錯誤全推在陳獨秀一人身上的做法，認為應該黨中央集體負責。在大會發言時，他批評了陳獨秀和瞿秋白的錯誤；同時對自己在擔任中央秘書長期間的工作也作了自我批評。在選舉中央委員會時，還提名陳獨秀當候選人。這實際上是在向史太林為首的聯共政治局和共產國際挑戰。這在當時當地的情況下，是要有很大的勇氣的。他的正氣凜然，感動了大家，終於取得了上風。這場鬥爭的複雜與激烈，充分反映在瞿秋白所做的總結報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