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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言無效，繼續受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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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拒絕到莫斯科去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想擺脫國際，自己獨立思考，探索革命的新出路。1927年9月10日，他請汪原放向其叔汪孟鄒探明上海租界相對安全後，與黃文容（玠然）、汪原放、陳嘯青（亞東圖書館職員）在武漢秘密登船前往上海。晚上到九江，正值中秋之夜，半夜之後，甲板上人少了，陳獨秀出來憑欄賞江月。一路上，一個揮之不去的思想總在頭腦中縈繞，不時沉吟道：「中國的革命，總要中國人自己領導！」[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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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思想其實早在1920、1921年建黨時就有了，為此還與馬林吵過一架。即使後來被迫接受共產國際領導，陳獨秀還是不忘中國人自己探索革命理論和道路的念頭。約在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他把當時黨內領導人所寫的探索革命的重要文章用《中國革命論文集》為書名，以「新青年社」的名義出了一本小冊子（因是內部學習材料，無版權頁，印行時間是根據所收文章發表在正式刊物上的時間推測的），供黨內閱讀研究。筆者1998年訪問日本時，有幸在豐橋市的愛知大學「霞山會館文庫」見到了這本珍貴的小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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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失敗後的陳獨秀，思想上並不消極，進一步探索中國革命經驗，勤於思索；也不計較個人恩怨，把反對或批判過他的人都視為同志，覺得不過是在共同探索中國革命道路上產生了一些分歧而已。他多次向臨時中央貢獻自己思考的意見，其主要精神是認為革命已經進入低潮，策略應該是退守和防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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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與當時莫斯科及其代表羅明納茲與瞿秋白等人的思想完全對立。後者的思想充分表現在1927年11月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文件中。其邏輯是那樣的奇怪：一方面承認「南昌暴動及南征廣東的革命軍隊失敗」，「廣東兩湖的農民暴動一處也沒得確定的大規模的勝利」；另一方面卻說：「單是敵人的屠殺進攻，不但還不是革命的潰散，反而證明革命潮流之高漲。」而且，為此造出一種「不斷革命」的理論（當時稱「無間斷的革命」）：「中國革命雖然簡直還沒有開始其民權主義任務的解決，但是現在的革命鬥爭，已經必然要超越民權主義的範圍而急遽的進展；中國革命的進程，必然要徹底解決民權主義任務而急轉直下的進於社會主義的道路。」[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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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周恩來說：「『不斷革命論』是那時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羅明納茲提出來的，我們當時並不知道」；[14]其實，所謂「不斷革命論」真正的精神來自聯共政治局和史太林。不過，史太林不用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這個詞，而用「蘇維埃」這個詞，即：既消滅地主階級，又打倒資產階級。於是，一系列顯示高潮的「暴動」出現了，一切地主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富農甚至中農和小資產階級都成了革命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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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極左的戰略和策略，一是被國民黨的屠殺政策所激憤；二是被莫斯科過去推行（表面上表現為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所執行）的對國民黨一再退讓的政策所激憤；三是由本來就極左的莫斯科的五月「緊急指示」被羅明納茲極端發展的結果。它不僅與「四・一二」、「七・一五」事變後走向低落的國民革命形勢相違背，而且與陳獨秀比較穩健的思想與策略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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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12日，即中央臨時政治局通過極左綱領《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的第二、第三天，陳獨秀連續兩次致函中共中央，毫無顧忌地直抒衷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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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於當前形勢：「國民黨雖然不能長久統治鞏固，而眼前尚不至崩潰，因此，我們以群眾力量掃蕩它們奪取政權的時機尚未到來。在實際行動上若取時機過早的政策，更是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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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一點，中共江蘇省委常委王若飛有一次到陳家去，談到大革命失敗後的形勢時有一次爭論。王若飛堅持中央意見，認為革命形勢還是「向上漲的」；陳說是「向下落」。陳問：「這幾天上海的外國兵大部分撤退回國，你以為中國革命還在高漲時候，帝國主義肯把軍隊撤退麼？」王恍然大悟，回去後起草了一個「江蘇省委決議案」的文件，批評瞿秋白為代表的中央「左傾」盲動主義錯誤（這個決議案未及省委通過，王即赴蘇參加中共「六大」。決議譯成英文，當做中國問題的文件在六大上散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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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革命性質：「所有政治的經濟的政綱，都是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十月革命的政綱，且明言『武裝暴動的工農革命』」，而不是民族民主革命的政綱，要求迅速確定「現在的革命性質及吾黨政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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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以暴動奪取政權：如果「農運非暴動恐難發展」，「只能以暴動為不得已而用的方法，而不可為目的，此時尤不可以存『以暴動奪取政權的幻想』」；「只是幻想政治的暴動，暴動失敗了，我們甚麼都得不着；並且還會因此使農民離開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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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關於奪取江蘇上海城市政權問題：「若飛對於江蘇運動，偏重在奪取城市的政權（有些似毛潤之的意見）他且幻想會佔得滬寧。我當時曾表示不贊成。略說了幾句，他似乎還不大以我的意見為然。這如果是他的自己的意見，望常委急需糾正！如是常委的意見，我提議要切實討論估計，萬萬不可隨便做政治的暴動，尤其是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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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關於當前策略：「我提議用『四不』口號（不交租，不完糧，不納捐，不還債），更簡單明瞭容易喚起廣大的農民瞭解，而且又可以通行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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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擔心這些意見不一定為黨中央所接受，所以最後表示：「我見到於革命黨有危險的，我不得不說，我不能顧忌你們說我是機會主義者。」[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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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八一」南昌暴動及全國各省的秋收暴動而連連失敗的國際代表和瞿秋白根本聽不進陳獨秀的意見。12月9日復函陳獨秀，逐條批駁了他的意見。12月11–13日，國際代表和瞿秋白發動廣州暴動，紐曼親自參加了暴動的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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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獲得此訊後，在13日午前，緊急致函黨中央，認為「廣州暴動，無論成敗我們都應該做！」並提供五條建議，企圖正確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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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州非戰鬥人員悉數遣到有農民暴動之可能的地方迅速促其暴動」（以助廣州的城市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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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農平民代表會議政府」，似較妥當，不可用「工農政府」、「獨裁政府」、「蘇維埃政府」的口號，因為「蘇俄政制精義是無產階級獨裁，離此，則蘇維埃並無特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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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贊成土地革命的條件之下，與任何國民黨一派或個人黨外合作……即譚平山（南昌暴動失敗，陳獨秀求情無效，譚被開除黨籍，後參加『第三黨』——引者）如以國民黨地位或另組他黨而能從事土地革命工作，我們也不可以加以排斥。我們不可持『黨外無黨』的謬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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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雖然反對這次暴動，但暴動已經起來，還在一旁反對，潑冷水，非但無濟於事，也不厚道。所以，他學馬克思對「巴黎公社」那樣的態度，說「廣州暴動，無論成敗我們都應該做！」但是，他又料定這次暴動肯定是要失敗的，所以，關鍵是如何使其減少損失，那五條建議，正是出於這個用意。自然，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是不會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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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州暴動領導人中，總司令葉挺曾提出與陳獨秀相同意見：由於敵人援軍就要到來，而暴動部隊消耗很大，提議撤退到海陸豐革命根據地，但卻被國際代表紐曼所否定。紐曼說馬克思主義的暴動原則是「進攻，進攻，再進攻」，指責葉挺向農村撤退的主張是政治動搖。最後，由於國民黨軍隊的大量到來，寡不敵眾，總指揮張太雷也在戰鬥中犧牲。餘部不得不撤出廣州市區，暴動失敗，一部分部隊還是走上了陳獨秀指引的方向，與海陸豐農民武裝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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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廣州暴動的失敗，並沒有使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吸取教訓，反而使他們走向更加極端。12月下旬，正是廣州暴動失敗後的餘部向東撤退之際，中共中央常委會就廣州暴動問題復函陳獨秀，稱廣州暴動雖敗，「其他各鄉之暴動可以趁軍閥混戰而形成多部分之割據與再行匯合的局面」。關於革命性質與目標，仍強調：「民權主義的獨裁」在中國「其勢非以共產黨一黨政權表現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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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的意見非但沒有被採納，而且從已經成為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長的兒子喬年口中得知，中央還把他的意見「當作笑話到處宣傳」，受到很大的刺激。回上海不久，因黨中央人手不足，瞿秋白又把陳的秘書黃文容調走做鄭超麟助手，編輯新的中央機關報《布爾塞維克》。陳獨秀真的有些心灰意冷了，十分痛苦和孤獨。還好，喬年經常來看望，同情父親的遭遇，也贊同父親的某些意見。但對陳獨秀與黨中央之間的矛盾，也感為難，便勸告不要再給黨中央寫信了。於是，約有一年半的時間，陳不再出一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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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陳喬年與史靜儀結婚。兩位都是在當時革命者中「最漂亮的人」，人人稱羨，又生了一個名叫「紅五」的男兒。陳獨秀很喜歡這個孫兒，也算有了一點天倫之樂。可惜孩子不久夭折，陳喬年又在1928年6月6日被捕犧牲。兒媳史靜儀曾任中共北方區委婦委書記，為考慮安全，由組織安排，把喬年犧牲後生的遺腹女陳鴻寄養朋友處後，再次赴莫斯科學習。[18]陳獨秀在政治上、生活上的接連打擊之下，重又陷於空前的寂寞與悲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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