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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到機會主義的責任問題——陳獨秀的問題。大家提及了這個問題，使我不得不來說一說。是否責任由他一人負呢？大家說不應該，又說他應負一點。這是法律的觀點。他的思想是有系統的，常有脫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在政治意義上說，是他要負責的。但他的作用在中國革命中始終是偉大的。在武漢他有機會主義的政策，妨害了甚至於出賣了工人階級，這是不錯；但當時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負責的。至於過去，則「五四」運動的《新青年》雜誌以來，他對中國革命有很大的功績。現在，只說他個人做了錯誤，在政治上，機會主義應由政治局負責。[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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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這段話基本上是同情陳獨秀的，但是又不得不照顧到控制大會的共產國際及其主席布哈林的面子。所以講得很「累」。瞿秋白是一個有頭腦的人，與鮑羅廷、維經斯基和羅易關係那麼密切，自然知道陳獨秀的錯誤與共產國際、史太林有關。但是，又不得不避開這個「地雷」。這種情況，反映了當時中共黨內在陳獨秀問題上的思想混亂，這勢必引起黨內的進一步分化，催化「沒有陳獨秀的陳獨秀派」那些人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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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插曲是，在共產國際「六大」上，被流放在阿拉木圖的托洛斯基向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提供了一個名為《共產國際綱領——對根本原則的批判》的文件，並要求在大會上散發和恢復其黨籍。這個文件是批判史太林和布哈林搞的新《共產國際綱領》的。文件分三個部分：（一）「世界革命的綱領，還是一國革命的綱領」：以托洛斯基發明的「不斷革命論」，批判史太林的「民族改良主義」的「一國社會主義」的綱領；（二）「帝國主義時期的戰略和策略」：詳細論述了共產國際歷次大會的錯誤策略，和在這個策略指導下各國革命失敗的教訓；（三）「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把中國大革命及其後一系列武裝暴動的失敗，作為批判史太林的重磅炸彈，全面總結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路線的錯誤。史太林只在大會上印發了（一）、（三）部分，並規定了嚴格的紀律：閱後收回，不准帶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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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參加大會的中國代表和中國留學生工作人員（如王文元即王凡西）中傾向於托洛斯基的一些人，看了後大受鼓舞，特別是《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他們設法截獲了下來，別的國家的代表也有不顧紀律私自帶回國的。此後，不少國家的共產黨開始分裂成兩派：擁護共產國際的共產黨和擁護托洛斯基的反對派。這對於中共黨內出現反對派，無疑成為一種巨大的推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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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所以成為中國托派的基本綱領，是因為托洛斯基在其中為其規定了一些基本原則。這些原則可以歸納在他以很長篇幅詳細論述的兩大問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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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有沒有革命性問題。托洛斯基認為只有反動性，沒有革命性，因此，工人階級永遠不能與它結成任何形式的聯合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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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在領導中國大革命的過程中，也感受到了中國資產階級的兩面性。但是，他不能對它作出理論上的概括和深刻的認識。於是，在這個問題上的理論創造和對中國革命的領導地位，只得讓位於毛澤東。對中國資產階級兩面性的理論創造和與此相聯繫的統一戰線策略，成了毛澤東領導中國民主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也是使陳獨秀離開中國革命主航道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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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還有沒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及與此相聯繫的「工農民主專政」問題。托洛斯基認為，由於中國社會資本主義經濟佔統治地位、資產階級沒有革命性和農民的私有本性，中國不再有民主革命階級，「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是「反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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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到底是城市領導（支配）農村，還是農村領導（支配）城市？陳獨秀和中國托派為一方，與中共一方，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並由此衍生出兩條根本對立的革命路線：一條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歐洲革命的傳統，即以城市中心、以工人群眾為主力的路線；一條是以農村為基礎、以農民群眾為主力，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路線。而前者的觀點，就是在這裏由托氏為他們規定的鐵律。當毛澤東在農村掀起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時，陳獨秀則完全離開了中國革命的主航道，在革命實踐上，再也沒有甚麼作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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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斯基為中國托派制訂的綱領，與中共的「六大」綱領相比，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依然是一個極左的綱領。主要的區別是，共產國際和中共的綱領是：現在是兩個高潮中的低谷，而在「六大」後很快就走出了低谷，正在走向新的高潮，於是又開始準備發動全國性的暴動，以直接奪取全國政權，至少要奪取一省或數省的政權。托派則認為還是處在低潮時期，應該開展「國民會議」為中心的民主運動，推動革命高潮的迅速到來。雙方都否定中國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誰也沒有想到，像中國這樣政治、經濟落後的國家，必須要經過一個長期的政治上民主主義、經濟上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資產階級，特別是民族資產階級，在這個階段中的進步作用是不能抹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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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托洛斯基主義是極左的理論和戰略。但是，在革命形勢估量和行動策略上，比較關照到現實，而決不盲動。所以，他為中國革命提出的路線是：現在處在低潮時期，即反革命時期，策略是退卻與防守，口號是要求開展國民直接參加選舉的「國民會議運動」，主要進行要求民主的合法鬥爭，在這個鬥爭中爭取群眾，等待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到時就像俄國十月革命那樣，在各大城市發動武裝暴動，一下子奪取全國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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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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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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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上海：學林出版社，1983），頁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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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上海：學林出版社，1983），頁13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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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易禮容訪談記錄》（唐寶林記錄並整理，1983年7月16日），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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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立三：〈黨史報告〉（1930年2月1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黨史報告選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頁266–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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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恩來：〈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171–172；毛澤東：〈學習與時局〉，《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頁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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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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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維漢：〈關於八七會議的一些回憶〉，《黨史研究》，198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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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陳獨秀：《中國拼音文字草案・自序》，手稿，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資料室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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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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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藏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資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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