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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他們鼓動陳獨秀出山，反對「六大」後黨中央繼續推行的左傾路線。本來，由於瞿秋白盲動主義路線的停止，全黨工作有一點起色。陳獨秀想遵守諾言，不為自己辯護，不再反對中央。所以，當汪澤楷[2]勸他起來鬥爭時，陳獨秀拒絕。但是，面對黨內日益嚴重的左傾現象，加上閱讀了托洛斯基文件，陳獨秀一年多來苦惱的問題，終於得到答案，並且找到了知音。他在大革命時期多次提出的「退出國民黨」主張，與在莫斯科的托洛斯基不謀而合。於是，他認為終於找到了大革命失敗的根源——黨內合作的國共合作路線。由此，對托洛斯基也產生了由衷的敬佩之意，而對史太林則更加厭惡，完全贊成托氏在《中國革命的總結和前瞻》中關於大革命失敗主要是史太林和共產國際錯誤指導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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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五年中，沒有一個共產黨，受共產國際機會主義領導之害有如中國共產黨那樣酷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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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布爾什維克黨和共產國際的權威，始而完全幫助蔣介石，反對中國共產黨之獨立政策，繼而又去援助汪精衛為土地革命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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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反對派宣佈中國共產黨的中央（陳獨秀）在共產國際錯誤指導下進行一種機會主義的政策時，就說我們是「誣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他們當時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是無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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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看重於中國實際情況的陳獨秀除在大革命失敗根源上接受托洛斯基主張外，在其他問題上，接受很慢。特別在革命性質問題上，他一直持保留態度，不像其他人一下子全面倒向托洛斯基主義。據當時一起參加學習的鄭超麟回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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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陳獨秀常到昆明路提籃橋監獄對面一幢房子裏去，那兒住着彭述之和汪澤楷兩家人。「陳獨秀派」那幫人都聚集在那兒閱讀討論托派文件。陳獨秀就與他們一起學習，但他每次都提出不同的意見，然後就同尹寬、彭述之、汪澤楷等人辯論。問題如此之多，如此之複雜，陳獨秀很難一下子接受托洛斯基的全部論斷，儘管經過尹寬等種種解說，每次辯論完，他還是不能接受。但是下次來時，他不再提上次的不同意見，反而以尹寬的意見（即托洛斯基的意見）為基礎，提出新的不同意見。如此一層一層討論下去，到其餘人都百分之百地贊成托洛斯基觀點時，他還有不同意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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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述之（1895～1983），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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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約三、四個月的學習和討論，陳獨秀在基本上接受托洛斯基主義但有些保留的思想狀態下，正式轉變為托洛斯基主義者，並且很快被擁戴為中共黨內反對派即托派的領袖。於是，他打破了一年多的沉默，在8月5日，給中共中央寫了一封長信，貢獻「一年來慎重考察的結論」。陳獨秀以他能接受了的托洛斯基觀點，全面系統地闡述了對於中國革命的意見，猛烈抨擊「八七」會議和「六大」以來的共產國際指導中共的路線是「機會主義」——「盲動主義和命令主義」、「官僚集權制」等等，並要求「把這封信在黨報上全部發表出來，以便公諸全黨討論」，企圖挑起全黨性的大爭論，表現出托派路線戰勝共產國際路線的強烈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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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贊成托洛斯基路線之外，促使陳獨秀轉向托派的第二個因素是痛切呼籲黨內民主。連續出任中共五屆第一領導人的陳獨秀，深感中共在共產國際統制下日益「史太林化」，尤其在八七會議後，為了推行錯誤路線，黨內民主完全抹殺的狀況。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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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聽到同志中和你們有不同意見，不管他的內容如何，便簡單的用『小資產階級觀念』『非無產階級意識』『觀念不正確』如此等類沒有內容的抽象名詞來排斥他；更或者給他戴一頂帽子，如『反對派』『托洛斯基派』『某某派』等，來鎮壓住他，且以暗示一般有不同意見的同志免開尊口；這便是有意或無意的阻住了黨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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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謨克拉西，是各階級為求得多數意見之一致以發展其整個的階級力所必需之工具；創無產階級民主集權制之一要素，沒有了他，在黨內黨外都只是集權而非民主，即是變成了民主集權制之反面官僚集權制。在官僚集權制之下，蒙蔽、庇護、腐敗、墮落、營私舞弊、粉飾太平、萎靡不振，都是相因而至的必然現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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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這些思想，從此伴隨他的後半生，其中許多思想，永放光彩。但有些內容，則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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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01年參加革命開始，陳獨秀已經奮鬥了28年。這28年充分表明他是一個思想家，但不是一個理論家。他能敏感地接受外來思想，如西方民主主義、無政府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托洛斯基主義，等等。但是，自己不能創造一個適合中國國情的系統完整的理論。所以，總是以為找到了最好的救國和革命的道路，實際卻從一個陷阱走向另一個陷阱。托洛斯基提出的革命策略暫時符合當時中國革命低潮形勢的需要，但所主張的戰略目標，如「無產階級專政」、「暴力革命」、「不斷革命」、「世界革命」等，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史太林主義、毛澤東思想，沒有本質上的區別。托洛斯基本人始終以「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自居。在這樣的基本理論下，他宣導的所謂「黨內民主」、「國民會議」（即民主選舉國家領導人），根本不可能實行。尤其在中國這樣一個缺乏民主基礎的國家中。所以，托洛斯基主義不可能像陳獨秀等人想像和希望的那樣，給中國革命帶來出路，更不要說勝利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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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思想理論上考察，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應該說陳獨秀派的主張比莫斯科和中共的主張正確得多，實事求是得多。而且如此揭露和批判中共黨史上第一、第二次左傾錯誤，與後來四十年代延安整風時期毛澤東、劉少奇對三次左傾路線的批判，在事實上甚至在語言上，完全一致，而時間卻相隔了十幾年。說明陳獨秀他們是先知先覺者。但是，他們得到的報應卻是「取消派」甚至「反革命」，而毛澤東、劉少奇後來這樣做時，卻成了「正確路線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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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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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路事件，鶴立雞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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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陳獨秀等人轉向托洛斯基主義的時候，又發生一個特別的事件——中東路事件，加劇了他與共產國際及中共中央的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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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鐵路原是沙俄帝國主義侵略我國東北的產物。依照《中俄攻守同盟密約》、《中俄合辦東清鐵路合同》（1896年）、《中俄續訂東三省鐵路公司合同章程》（1898年）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還明確由中國清朝政府出股金500萬兩，沙俄政府修建經營。1897年7月動工，1901年11月竣工，與俄國境內西伯利亞大鐵道相連。1917年十月革命後，蘇俄政府曾發表聲明，廢除沙俄在華一切不平等條約和各種特權，還明確表示：中東鐵路「歸還給中國，不受任何報酬」。[5]但是，這條當時曾激起陳獨秀等無數中國人感激蘇俄政府，因而促使他們由嚮往西方民主主義向蘇維埃「一邊倒」的表示，列寧在世時沒有落實，史太林上台後，顯然出於狹隘民族主義或「紅色帝國主義」的考慮，立即食言了。以至後來出版的《蘇聯對外政策文件彙編》時，竟將「歸還中東鐵路……」這段文字刪除了。殊不知已經載入史冊的文件，豈能由人為刪除，不過是暴露欲蓋彌彰的醜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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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這樣做的理由是「冠冕堂皇」的，認為當時的中國政府是反動的，若把中東鐵路交還給中國，不利於中國革命。所以，不交還中東鐵路，反倒成為革命行動。這對於已經歸屬於共產國際（實為蘇聯）領導的中共及其領導人陳獨秀等人來說，也不能說一個「不」字，只得吞下這個苦果。對於當時的北洋政府來說，「弱國無外交」，也無力交涉促其履行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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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1924年5月，雙方簽訂《中蘇協定》時，按照蘇方旨意，該路暫由中蘇「共管」。1926年3月，蘇聯曾組織一個特別委員會，托洛斯基任主席，成員有伏羅希洛夫、捷爾任斯基和齊采林。據托洛斯基說，該委員會在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代表的同意下，作出了一個決議：「為了保障在『第二時期』（所謂第二時期，即指中國革命還未勝利的一段時期——托洛斯基註）中東路不至為帝國主義所奪取，必須將該路的管理權保留於蘇維埃政府之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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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四・一二」事件後，蔣介石轉向親美反蘇反共，在國內製造一系列反蘇事件。致使蘇聯政府被迫撤回駐廣州、上海、武漢、長沙等地領事館和商業機構。1929年5月，蔣介石指使張學良挑起「中東路事件」：派軍警包圍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進行非法搜查和劫掠；然後又調東北軍沿蘇聯國境線佈防，作出武裝進攻蘇聯的姿態，並用武力接管了中東路，逮捕、驅逐蘇方人員，致使蘇聯政府於7月17日宣佈對國民黨政府絕交，撤回蘇聯政府任命的一切駐華外交、商務及在鐵路等方面的供職人員，並保留《中蘇協定》中一切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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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的反蘇行動升級到這個程度，目的何在？討好美、英、日等反蘇國家，以得到他們的援助，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但另一個更隱蔽的目的卻不易為人所知，即為了削弱異己的張學良東北軍勢力，以便進一步控制東北。因為，以當時的國力無論如何是不能與蘇聯開戰的，讓東北軍與蘇軍打仗，無疑是以卵擊石。果然，雙方接觸了幾下，東北軍傷亡慘重，張學良不得不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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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東路事件」過程中，蘇聯假借共產國際這個工具作出決議，指示各國共產黨組織人民群眾開展一個「保衛蘇聯」的運動。中共由於受共產國際領導，又與國民政府敵對，在機關報上發表一系列宣言、決議和文章，如《反對國民黨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宣言》、《中央通告第41號——中東路事件與帝國主義國民黨進攻蘇聯》、《中央通告第42號——動員廣大群眾反對進攻蘇聯》、《中央通告第49號——目前形勢中的兩大任務——擁護蘇聯與反對軍閥戰爭》、《進攻蘇聯與瓜分中國》（李立三）、《反對國民黨向蘇聯挑戰》（惲代英）、《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要開始了》（羅綺園）等。[7]蔣介石製造這個事件，是打着「保衛民族利益」的旗子。中共在以上文件和文章中，不識事理，對這個關係到中國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複雜問題，採取了簡單化的策略，竟然提出了「擁護蘇聯」、「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甚至說：「反對國民黨進攻蘇聯，成為中國革命最迫切的主要任務」，正好落入蔣介石的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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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動上，中共還強行組織群眾遊行罷工，甚至號召「以廣大群眾的革命暴動，來消滅帝國主義國民黨強盜進攻蘇聯的戰爭」。[8]這說明當時群眾並沒有這種要求，完全讓黨員去強迫群眾作「革命」和「反帝」運動。這種完全脫離群眾的做法，自然應者了了。於是，黨員就進一步暴露，造成更大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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