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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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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路事件，鶴立雞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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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陳獨秀等人轉向托洛斯基主義的時候，又發生一個特別的事件——中東路事件，加劇了他與共產國際及中共中央的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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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鐵路原是沙俄帝國主義侵略我國東北的產物。依照《中俄攻守同盟密約》、《中俄合辦東清鐵路合同》（1896年）、《中俄續訂東三省鐵路公司合同章程》（1898年）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還明確由中國清朝政府出股金500萬兩，沙俄政府修建經營。1897年7月動工，1901年11月竣工，與俄國境內西伯利亞大鐵道相連。1917年十月革命後，蘇俄政府曾發表聲明，廢除沙俄在華一切不平等條約和各種特權，還明確表示：中東鐵路「歸還給中國，不受任何報酬」。[5]但是，這條當時曾激起陳獨秀等無數中國人感激蘇俄政府，因而促使他們由嚮往西方民主主義向蘇維埃「一邊倒」的表示，列寧在世時沒有落實，史太林上台後，顯然出於狹隘民族主義或「紅色帝國主義」的考慮，立即食言了。以至後來出版的《蘇聯對外政策文件彙編》時，竟將「歸還中東鐵路……」這段文字刪除了。殊不知已經載入史冊的文件，豈能由人為刪除，不過是暴露欲蓋彌彰的醜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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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這樣做的理由是「冠冕堂皇」的，認為當時的中國政府是反動的，若把中東鐵路交還給中國，不利於中國革命。所以，不交還中東鐵路，反倒成為革命行動。這對於已經歸屬於共產國際（實為蘇聯）領導的中共及其領導人陳獨秀等人來說，也不能說一個「不」字，只得吞下這個苦果。對於當時的北洋政府來說，「弱國無外交」，也無力交涉促其履行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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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1924年5月，雙方簽訂《中蘇協定》時，按照蘇方旨意，該路暫由中蘇「共管」。1926年3月，蘇聯曾組織一個特別委員會，托洛斯基任主席，成員有伏羅希洛夫、捷爾任斯基和齊采林。據托洛斯基說，該委員會在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代表的同意下，作出了一個決議：「為了保障在『第二時期』（所謂第二時期，即指中國革命還未勝利的一段時期——托洛斯基註）中東路不至為帝國主義所奪取，必須將該路的管理權保留於蘇維埃政府之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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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四・一二」事件後，蔣介石轉向親美反蘇反共，在國內製造一系列反蘇事件。致使蘇聯政府被迫撤回駐廣州、上海、武漢、長沙等地領事館和商業機構。1929年5月，蔣介石指使張學良挑起「中東路事件」：派軍警包圍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進行非法搜查和劫掠；然後又調東北軍沿蘇聯國境線佈防，作出武裝進攻蘇聯的姿態，並用武力接管了中東路，逮捕、驅逐蘇方人員，致使蘇聯政府於7月17日宣佈對國民黨政府絕交，撤回蘇聯政府任命的一切駐華外交、商務及在鐵路等方面的供職人員，並保留《中蘇協定》中一切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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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的反蘇行動升級到這個程度，目的何在？討好美、英、日等反蘇國家，以得到他們的援助，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但另一個更隱蔽的目的卻不易為人所知，即為了削弱異己的張學良東北軍勢力，以便進一步控制東北。因為，以當時的國力無論如何是不能與蘇聯開戰的，讓東北軍與蘇軍打仗，無疑是以卵擊石。果然，雙方接觸了幾下，東北軍傷亡慘重，張學良不得不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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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東路事件」過程中，蘇聯假借共產國際這個工具作出決議，指示各國共產黨組織人民群眾開展一個「保衛蘇聯」的運動。中共由於受共產國際領導，又與國民政府敵對，在機關報上發表一系列宣言、決議和文章，如《反對國民黨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宣言》、《中央通告第41號——中東路事件與帝國主義國民黨進攻蘇聯》、《中央通告第42號——動員廣大群眾反對進攻蘇聯》、《中央通告第49號——目前形勢中的兩大任務——擁護蘇聯與反對軍閥戰爭》、《進攻蘇聯與瓜分中國》（李立三）、《反對國民黨向蘇聯挑戰》（惲代英）、《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要開始了》（羅綺園）等。[7]蔣介石製造這個事件，是打着「保衛民族利益」的旗子。中共在以上文件和文章中，不識事理，對這個關係到中國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複雜問題，採取了簡單化的策略，竟然提出了「擁護蘇聯」、「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甚至說：「反對國民黨進攻蘇聯，成為中國革命最迫切的主要任務」，正好落入蔣介石的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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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動上，中共還強行組織群眾遊行罷工，甚至號召「以廣大群眾的革命暴動，來消滅帝國主義國民黨強盜進攻蘇聯的戰爭」。[8]這說明當時群眾並沒有這種要求，完全讓黨員去強迫群眾作「革命」和「反帝」運動。這種完全脫離群眾的做法，自然應者了了。於是，黨員就進一步暴露，造成更大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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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所以如此，除了積極執行共產國際指示以外，實權掌握在李立三手中的黨中央，對當時的形勢作出了錯誤的估計。他們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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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世界大戰的危機日益迫切，而中國在帝國主義戰爭與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爭，卻是最嚴重的地方，所以我們必須堅決的去發動廣大群眾起來……然後才能執行在世界革命中的任務」，即「準備以國內戰爭消滅帝國主義戰爭，變反蘇聯的戰爭為擁護蘇聯的戰爭」！[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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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認識和情緒，反映了黨中央對革命低潮形勢的不耐煩，希望這次危機引起世界大戰，早日促使革命高潮形勢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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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對於黨中央在中東路事件上的這種策略頗不以為然。他終於打破一年多來的沉默，在1929年7月28日，致函中共中央，指出在中東路問題的宣傳上，要考慮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應該把矛頭緊緊指向國民黨政府的誤國政策。因為，不管是對蘇聯的戰爭，還是蘇聯退讓後帝國主義各國間為爭奪東北的戰爭，都要在中國做戰場，「在戰爭中最受直接蹂躪的自然是中國人民。」他深刻地指出：「帝國主義的走狗國民黨政府，對於收回中東路的宣傳，是戴着民族利益的假面具來欺騙民眾，並且收了效果，不但小資產階級的群眾，甚至有許多勞動群眾也受了欺騙……這種情形不用說是於我們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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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複雜的情況下，陳獨秀認為「我們如何宣傳才能獲得廣大的民眾同情」，要特別慎重！他直率地批評中央拿「反對進攻蘇聯」、「擁護蘇聯」做動員群眾的中心口號，「太說教式了，太超群眾了，也太單調了」；「離開具體問題說教式的單調宣傳，只有最覺悟的無產階級分子能夠接受，而不能夠動員廣大的群眾，反而使群眾誤會我們只是盧布作用，而不顧及民族利益。」[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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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最嚴重最荒唐的錯誤，是至今還不敢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公佈的第42號《中共中央通告》，其中有一段話說：「帝國主義對蘇聯戰爭開始的時候，毫無疑問的要引起本國工人階級的革命，造成世界革命的高潮，這便是中國革命更有利的條件，而更可促成全國革命高潮更快的到來。」陳獨秀譏笑這種宣傳，使同志們會很自然的做出奇怪的結論：「原來帝國主義進攻蘇聯還有這些好處，我們讓他趕快向蘇聯進攻吧！」所以，他建議中央趕快補發一個通告，以取消第42號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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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件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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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中共中央在給他的覆信中，認為陳獨秀與中央的分歧，「不只是部分的策略問題的討論，而且包含了很嚴重的原則的問題」，反過來指責陳提出的「反對國民黨政府對於中東路的誤國政策」口號，是資產階級左派（如改組派、第三黨）的口號，「走上了資產階級觀點，忘記了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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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荒唐的是，當時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的王明，在中央機關報上發表一篇長文，猛烈批判陳獨秀的意見。攻擊陳是「反共產國際」、「反蘇」、「機會主義」。他列數陳的意見有七大錯誤後，攻擊陳獨秀「不相信進攻蘇聯的戰爭會引起世界革命高潮的到來，事實上就是不相信在進攻蘇聯的戰爭中，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會有『擁護蘇聯』的直接行動」。王明的文章，是第一次直接攻擊陳獨秀。從此起，他對陳就咬住不放，直到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後，他奉莫斯科之命，誣陷陳是向日本間諜機關領取津貼的「漢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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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於8月11日再函中央，重申自己在中東路問題上的意見，並指出中央在這個問題上的宣傳方法，在戰略上有兩個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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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曾用群眾所瞭解的事實、而不僅是我們主觀上的理論，對於中東路問題之本身，加以正確的詳細的解析及打碎國民黨的假面具，能夠使群眾減少民族偏見，不至為國民黨所欺騙而接受我們的宣傳的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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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只是」擁護蘇聯這一口號與宣傳，在事實上只能動員無產階級最覺悟分子，而未能在實際利害上激動無產階級以外廣大的群眾，尤其是比較意識落後的群眾，把這些廣大群眾放在鬥爭戰線之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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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辯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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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我那信，不是討論黨的一般宣傳問題，而是專指對於中東路這一特殊問題的宣傳方法，特別指出其中關於宣傳方法的缺點。我的意見也並不是主張跟着群眾的落後意識跑，去跟着他們說要收回中東路，而正是要打破群眾的幻想，打破國民黨的假面具，把群眾拉到我們這邊來，在我們口號之下，向反革命的勢力進攻。缺少戒心與注意的宣傳策略，固然不是跟着群眾跑，卻也不能爭取群眾。而且鑒於中央如此不可理喻，把這個具體問題上綱到路線原則問題，陳獨秀也不客氣地猛烈抨擊中央的錯誤不是偶然的，正是你們簡單化和純粹主觀不看事實的盲動主義精神之表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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