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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本來是一個具體問題上的宣傳方法和策略上的分歧，就很快嚴重升級和大大激化了，以致成為陳獨秀很快被開除出黨的一個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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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中東路問題上，托洛斯基和中國托派，也是持「保衛蘇聯」的立場。事件一發生，這位1924年主持簽訂中蘇共管中東鐵路的《中蘇協定》的托洛斯基，這時也把國際主義精神拋棄了，親自指示蘇聯、中國及各國托派組織：「要完全犧牲自己來保護十月的勝利」，[13]並在8月4日的文章中，引證他在1927年8月1日蘇共中央與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上的講演說：「我們反對派對保護社會主義的祖國……一點也不懷疑。我們不特自己要保護它，而且教人如何去保護它」；「我可以總結一句話：我們擁護社會主義的祖國，但不是擁護斯大林的路線。」[14]於是，「反對斯大林，保護蘇維埃」，就成為他們的著名口號。托氏在文章中，還批判了德、法等國托派中認為中東路事件是「蘇聯侵犯了中國自決權」的觀點。[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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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是超越時空的，最經得起時間的考驗。這個事件58年之後，即1987年7月，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馬列主義研究院在莫斯科舉行共產國際歷史研討會。研討會一致認為，過去對共產國際歷史的研究，由於信奉「歷史就是面對過去的政治」（按照毛澤東的說法是「歷史為現實政治服務」——引者）的公式，虛偽地理解黨性原則和見風使舵，嚴重地影響了客觀的研究工作，出現了種種不正常的現象，導致在許多問題上，歪曲事實，混淆是非，掩蓋真相等等。研討會提出了一系列需要撥亂反正、重新評價的歷史問題，其中之一是：「需要論證共產國際東方政策的成就與失誤，填補這一政策個別方面現有的『空白』」。在論證這個問題時，特別強調了中國學者近來對共產國際活動的評價變得更客觀，所述的一個突出事例即「中東路事件」，說中國學者指出：「把『保衛蘇聯』的口號當作共產國際的頭等任務，不符合當時中國共產黨的民族利益。」[16]但是，研討會沒有注意到，最早提出這種見解的，不是今天的「中國學者」，而是半個多世紀前，當「保衛蘇聯」這個口號一提出就進行批評的陳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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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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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際及中共衝突尖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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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在中東路問題宣傳上、策略上的分歧，會上升到原則和路線上的分歧呢？原來在陳獨秀給中央以上兩封關於中東路問題的信的中間，即8月5日，陳獨秀還給黨中央一封一萬多字的長信，即前述用托洛斯基主義系統論述中國革命、反對中共「六大」路線的「八・五」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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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等人轉向托洛斯基主義後，自以為真理在手，在向中央反映、要求改變全黨路線的同時，又在黨內進行宣傳和組織活動，爭取黨內同志的支持。陳獨秀本來就是領袖人物，於是他就駕輕就熟地開始指揮起這些活動來，指導那些原來「陳獨秀派」的成員，在各自接近和熟悉的黨員中，閱讀托洛斯基的文章，宣傳托派的主張以及陳獨秀給黨中央的信。他們的工作極其認真，以致不放棄任何一個關係，拉共產黨員轉向托派。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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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玉夫（又稱馬禹夫）是江蘇省委委員中長期負責工人運動的上海碼頭工委書記，與許多工人及工人支部書記的關係密切。此時，他在因反對中央盲動路線而製造的「江蘇省委獨立事件」失敗後已經退出省委，但黨內關係仍存在。於是，他利用這種關係，爭取了《時事新報》社工人支部和一個綢廠支部整個地轉向托派；又爭取了許多個別工人同志，有鐵路、電車、紗廠、印刷、建築等多種行業的工人；還爭取了外地黨組織長駐上海工作的幾個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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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仰之，《時事新報》社原共產黨工人支部書記，浙江省海寧人。大革命時期在杭州活動，失敗後來到上海，他首先受馬玉夫影響，後還想把整個支部拉過來，理論功夫比較深的鄭超麟就被派去做工作。屠仰之在報社大廳裏召集了幾次報館支部全體黨員會議，20多人全參加，鄭超麟在會上就結合黨的歷史，特別是大革命和幾次武裝暴動的事實，批判共產國際和新中央的錯誤路線，宣傳托洛斯基的正確主張。聽者多數人表示附和。中共中央知道後，立即解散了這個支部，開除了屠仰之，於是，這個支部就被「托陳派」接管。為了鞏固托派的這塊新陣地，馬玉夫與鄭超麟商量後，帶着屠仰之和兩個支部幹部去拜見了工人們十分仰慕而難得見面的領袖陳獨秀。陳獨秀熱情親切地接見了他們，講了許多勉勵的話，使他們十分感動。不久，與陳獨秀關係很好的「托陳派」骨幹薛農山又進這個《時事新報》社任總編輯，該社更成為托派的一個據點。「托陳派」組織成立時，薛出任法南區（法租界和南市區）區委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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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中國工人，生活十分貧困，絕大多數是文盲，雖然少部分人經過大革命的洗禮，有一些要求解放的覺悟，但也不懂得理論，更不知道如何爭取解放，只知道跟着共產黨走。過去的革命，犧牲了許多人，錯誤在哪裏？他們也不知道。現在，原來的陳獨秀等革命領導人，說找到了新的出路，他們也就懷着樸素的熱情，進入了「托陳派」小組織。他們並不關心、也不懂得甚麼是托洛斯基主義，甚麼是機會主義，主要靠陳獨秀這位老「總書記」的個人影響，但是，傳統的共產黨組織畢竟還在，這個影響總是有限，因此只拉過來一些支部和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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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綢廠工人支部書記是杜培之，江蘇鹽城人，也受馬玉夫拉攏轉向托派後把整個支部全體成員拉了過來，並且也受布哈林要求中共多培養工人出身的領導幹部思想的影響，把杜培之作為工人代表，吸收進「托陳派」小組織的領導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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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地來滬的黨團員中活動的彭述之和汪澤楷也小有成績，拉過來幾個人；甚至通過馬任之，把影響較大的滬濱書店也爭取了過來，使該店成為他們的一個活動據點。馬任之原名馬軾材，湖南寶慶人，與彭述之是小同鄉。這個人的經歷很複雜，帶有傳奇色彩。大革命時，他加入共產黨，隨北伐軍到福州，領導那裏的左派國民黨工作。「四・一二」後福州也很快反共，他逃到武漢，「七・一五」分共時被捕。1928年出獄後到上海，受黨組織委託辦了滬濱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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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是一個黨的工作機關，他任經理，楊獻珍為編輯。彭述之利用小同鄉的關係，首先把馬任之拉過來，當運動楊獻珍時，遭到拒絕。於是，滬濱書店就全由馬任之控制，成為「托陳派」的一個支部，出版過一些托派分子寫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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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共產國際的要求，儘管中共作了很大的努力，實行黨員工人化和幹部工人化，中共「六大」時只有百分之十的工人黨員，而到這時，「更縮小到百分之七」。[17]這麼一點點工人基礎，現在竟然被「托陳派」挖去這麼一大塊，怎能不引起中共的震怒！不過，「托陳派」也東施效顰。後來在選舉領導機構時，也刻意選了兩位工人代表，結果他倆很快去當土匪，被槍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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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托派成員也都利用自己的關係，積極在有關人員中做爭取工作。如鄭超麟在印刷工人和鐵路工人的幹部中建立了一些關係。他的妻子劉靜貞是雲南人，因此在駐上海的雲南同志中進行活動。但是，總的來說，這時的托派多數是知識份子，相對而言，主要在知識份子中工作，在工農中沒有甚麼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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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受聯共影響，既不允許個人反對中央，更不允許黨內任何派別活動。早在1929年6月，即陳獨秀等接觸托派文件之初，中共中央就在六屆二中全會上專門討論了這個問題，在會議通過的文件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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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六屆二中全會會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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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上之托洛斯基反對派，最近在中國黨內已經開始有了活動」，「這一點值得整個黨之嚴重的注意。全會並不誇大反對派目前在中國之政治上與組織上的作用，只是在黨內政治水準低微與黨歷史糾紛尚有殘餘的條件之下，反對派在一般落後的消極的離開工作的黨員中，可以有他暫時發展的機會。「客觀上定會走向一切反動勢力的收買與指導之下作為破壞中國共產黨破壞中國革命的工具。因此，中共必須堅決的向全黨指出這個前途，並堅決的與之鬥爭。」[18]——可見，中共一開始就採取了與聯共中央一致的明確果斷的態度和措施。把陳獨秀等人的活動，當作「反革命」對待，一點也沒有討論和調和的餘地。這一點是完全出乎企圖在黨內進行反對派活動的托洛斯基、陳獨秀們的意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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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與此同時，共產國際方面，也發出了托派在中國活動危險的警告，指示中共克服這個「危險」。國際東方部副主任米夫在6月7日給他們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遠東局的信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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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收到了在上海出版的托派機關刊物《我們的話》的譯本。從文章中可以看出，中國托派把工作集中在共產黨人中間，在共產黨內部有隱蔽的托洛斯基分子在做瓦解工作，並將黨的全部文件轉給托洛斯基分子。在中國大學（即莫斯科的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引者）截獲了這個刊物（是通過符拉迪沃斯托克寄來的），這證明托派建立了某種聯繫。據我們所知，除了上海，他們在香港還有鞏固的基地。請速告，為克服托洛斯基主義危險，黨在做甚麼工作。[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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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中共中央當然不敢怠慢。8月13日，專門發出了第四十四號通告——《關於中國黨內反對派問題》，指出中央發現反對派「在黨內與黨外有他的秘密組織，有他的秘密出版物」。通告稱：「我們與托洛斯基反對派鬥爭的，主要的是思想上理論上的鬥爭」，並敘述了托洛斯基的主要錯誤。這就發生了一種奇怪的現象：托派在戰略上的極左（社會主義革命觀及徹底否定與資產階級建立任何革命聯盟）與策略上的清醒（低潮的形勢觀與民主的國民會議運動），與中共的戰略上的清醒（民主革命觀及與資產階級建立革命聯盟）與策略上的極左（總罷工，武裝暴動等）「交相輝映」，爭鬥激烈。因此當時站在第三者立場上的人，對這場爭鬥很不可理解。其實很容易理解，因為二者都是錯誤的，而且錯誤得絕對荒唐：無論在戰略上或策略上，互相對立，你左我右或我左你右。這就讓思維正常的人看不懂。通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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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發現某一部分同志有反對派的思想宣傳，有任何小組織的秘密活動，黨除掉對於其思想給以嚴重駁斥外，並須將其活動的領袖毫無留戀地開除出去；對於參加這一組織的分子，主要的是用教育的方法，說服其自覺地向黨聲明退出這一組織，並承認其錯誤，如被勸告而無效，則黨必須予以嚴重的制裁以至開除出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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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代表約陳獨秀談話。據陳獨秀說，對方擺出一副十分傲慢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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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重要的政治問題都拒絕討論，單純的責備我不應該向中央發表不同的意見，堅決的說中央絕對不能容許把我的信（指8月5日的信——引者）公佈出來；並且堅決的說中央政治路線沒有原則上的錯誤，加之時局緊張，任何同志都不許發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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