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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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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十四 促進中國托派小組織的統一（1930–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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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托陳派小組織——「無產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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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國際不想公開發表譴責陳獨秀和批准開除其黨籍的聲明，中共中央卻採取堅決態度，繼1929年11月15日開除陳、彭等五人之後，又陸續開除一大批跟隨陳獨秀的黨員。以聯共為榜樣，拉開肅托運動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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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等人見狀，也不再抱有幻想。1929年12月10日以陳個人名義發表了《告全黨同志書》，而且決定把組織進一步健全，與中共決裂。在陳獨秀主持下，開了一次「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會議，正式選舉了領導機關——「常務委員會」，總書記陳獨秀，常委彭述之、尹寬、馬玉夫、杜培之（不久杜去做強盜，被捕槍斃，由羅世藩替代），秘書長吳季嚴（陳的外甥，留蘇生）；討論了政綱——《我們的政治意見書》。此政綱是請劉仁靜在托洛斯基所寫的中國托派政綱基礎上起草的，最後由陳獨秀修改定稿，落款日期是1929年11月15日。然後在黨內徵求簽名者，次年3月公佈（散發）時簽名者81人。據簽名者之一鄭超麟說，其中約三分之一用的是假名，以張聲勢，實際只有五、六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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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用假名，一是根本沒有其人，如第一名王阿榮。陳獨秀的意思是，中國習慣，注意第一名，責任大，弄個假名字，而自己則簽在第47位。可見陳獨秀有時也很講究策略，耍點小聰明，使人想起《汪陳宣言》的簽名；二是有待發展的對象，簽上名字時本人不知道。但是，有人即使被簽上名，後來還是不參加托派。李季在1921年曾隨陳獨秀去廣州做教育工作，創辦《勞動與婦女》雜誌。後留學德國、蘇聯，回國後在上海大學教經濟學。他同情陳，贊成托洛斯基觀點，但要做學者，正在埋頭寫《馬克思傳》，不想參加黨派活動，見簽名後很有怨言，說妨礙了他的工作和生活。後來李季沒有參加甚麼托派活動，只是在與共產黨展開的中國社會史論戰中竭力以托派觀點說明中國的歷史與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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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季著《馬克思傳》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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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五、六十名真正的托陳派畢竟多是過去黨內中、上層領導幹部。所以，意見書一散發，在昔日同志中造成很大震動。中共中央將此定為「托陳取消派綱領」（中央檔案館所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即以此為副標題），立即在機關報上進行批判，把簽名而未開除的黨員分批開除，從1930年3月起又掀起一個開除黨內托派分子的高潮。開除的方式很奇特。因在白色恐怖下，組織與黨員不便聯繫，而要處理的黨員又如此眾多，於是就在中央機關報上點名集體開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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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陳派小組織為甚麼沿用「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名稱？——這是表示不承認被開除，把自己定義為黨內的一派，以遵守托洛斯基關於要求留在黨內以奪取領導權、改造共產黨、進而改造共產國際的設想。但是，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只是一廂情願的空想——有嚴密的組織性紀律性控制的共產黨，決不可能被所謂的「黨內民主」折磨得始終處在四分五裂、軟弱無力狀態的托派所代替。後來的蘇聯共產黨被自身的專制與腐敗擊垮時，代替它的不是托派，而是真正的民主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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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及其戰友們自以為被正確的理論和信念力量所驅使，滿懷信心地開始做「取代」中共的瓦解工作。與留學生托派小組織不一樣，他們是已經很有經驗的成熟的革命者，工作起來可以說是駕輕就熟，如同建黨初期那樣，首先從宣傳和組織兩方面展開。在宣傳方面，首先把流散傳閱的托洛斯基關於中國革命的文章收集起來，翻譯出版了兩冊《中國革命問題》。如前所述，托洛斯基從1923年起在各種場合，對史太林共產國際的指導中國革命的路線、方針、政策，進行不斷的、嚴厲的、尖銳的批評。這兩本書，把這些批評文章按時間順序編排出版，可以說是托洛斯基論中國革命問題文集的最早版本。自然，按當時的譯者的經濟力量和需要，印數很少，筆者先後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資料室和日本訪問時，見到過這套書。從版權頁上看到，這套書出版於1929年11月7日，定名為《無產者叢書》。這個日子，這個名稱，顯然是紀念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因為，列寧在1905年5至11月日內瓦地下工作時主編的刊物的名稱就是《無產者》（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央機關報）。鄭超麟和王文元後來回憶說，那時都很崇拜列寧和托洛斯基，所以許多作為都模仿列、托的歷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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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理論總不那麼貼切現實，因此，又讓尹寬起草了一個「宣傳大綱」。雖是大綱，卻寫得很長，油印成一本好多頁的的小冊子，作為陳獨秀派內部討論、統一思想的依據和對外宣傳的材料。但其內容無非是形勢和任務、戰略和策略，觀點則是以上陳被開除前後所寫的各種文章和文件中表達的，這裏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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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政黨雛型的另一個重要標誌，是1930年3月1日創辦機關報《無產者》。在討論刊物名稱時，鄭超麟提議用《無產階級革命》，直接表達托洛斯基主義的中心思想。最後決定，沿用出版托著《中國革命問題》時的名稱《無產者》——從此，托陳派小組織被簡稱為「無產者社」。當時的習慣是，他們都以各派的機關報名稱來簡稱各派的名稱。在然後發表的文件和陳獨秀等寫的文章中，也經常稱自己是「無產者社」或被稱為這個名稱。後來鄭超麟等托派老人寫的回憶錄及學者論著否認「無產者社」、「十月社」、「戰鬥社」的說法，硬說是「無產者派」、「十月派」、「戰鬥派」，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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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產者》（月刊）的創刊，又使陳獨秀找到當年創辦《安徽俗話報》、《新青年》時期的感覺，不受操縱和掣肘，想說甚麼就寫甚麼，天馬行空，特立獨行。不僅由他主編，而且每期主導文章，都由他親自撰寫。創刊號很精彩，為顯示忠於馬克思—列寧—托洛斯基路線，刊登了兩篇托洛斯基的文章，第一篇就是托洛斯基為中國托派寫的政綱《中國政治狀況和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反對派）的任務》；另一篇是《中國發生甚麼事件？》（後來譯成《中國發生着甚麼事？》），借「南昌暴動」部隊向廣東進發一事，批判史太林推行盲動主義路線。後一篇是《馬克思列寧名言錄》。當然，最精彩的是陳獨秀自己寫的《本報發刊宣言》和貫徹托氏政綱而作的《我們在現階段政治鬥爭的策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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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主編的托派小組織機關報《無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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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一開頭就不承認大革命失敗是由於共產黨方面是「敵強我弱」的基本前提決定的，而認為完全是主觀上的機會主義造成的。陳獨秀顯然受對史太林的不滿情緒所激動，不能客觀地全面分析大革命失敗的原因。雙方都誇大了主觀方面的因素。怎麼辦呢？《宣言》接着說，就是要從失敗中退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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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說：「革命黨若錯過了革命的環境或遭遇嚴重的失敗。必然有一相當歷史時期要退出政治舞台」，「有一個很短的休息期」。中國無產階級現在正處在這個休息期。讓那些官僚們去賣弄手腕，企圖包辦革命以挽回他們的厄運罷！讓那些餘興未盡的英雄們去組織武裝暴動，建立蘇維埃政府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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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說明，陳獨秀的承認革命暫時失敗，實行退卻，不僅受托洛斯基的影響，還有更深的理論根據。所以，中共至今還給陳頭上扣「托陳取消派」，是沒有道理的。雖然當時的南方一些受大革命影響的農村還存有局部進攻的形勢，但總的來說，還是應該採取承認低潮，進行退卻的策略。當時在井岡山鬥爭第一線的毛澤東則有更深切的感受，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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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全國是反革命高漲時期，被打擊的中間階級在白色區域內幾乎完全附屬於豪紳階級去了，貧農階級成了孤軍」；「我們一年來轉戰各地，深感全國革命潮流的低落……紅軍每到一地，群眾冷冷清清，經過宣傳之後，才慢慢地起來……我們深深感覺寂寞，我們時刻盼望這種寂寞生活的終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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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在當時對形勢的估量上，毛澤東與陳獨秀是一致的，毛澤東的聰明在於即使在這種低潮的形勢下，還在這樣艱苦的農村環境，開闢出農村革命根據地，成為未來革命的起點——星星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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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刊《宣言》則更注重於理論上的總結與探索。它根據列寧的「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運動」的教導，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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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革命完全是一哄而來，一哄而散，並且在機會主義的長期薰陶及官僚主義壓制與腐化中，中國共產黨黨員一般的都養成一種牢不可破的淺薄意識，不但對於無產階級戰術的基本知識茫無所知，並且尚不以為重要。這樣決不能應付未來的革命的急風暴雨！為打破這種淺薄的意識，我們首先要解脫機會主義的領導，斬斷史大林主義的羈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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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期「雜碎」一欄中，署名「實」發表的一組短小的雜文，以嘻笑怒駡，諷刺挖苦的口吻對史太林和中共中央進行批判和反駁。這是陳獨秀的拿手好戲，別人是寫不出來的。如《究竟是誰造謠》，反駁所謂「托陳取消派」的指責，指出：「我們分明提出過渡時代四個民主的要求口號：『召開國民會議』、『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土地』和『民族獨立』。他們說我們：『在理論上策略上，主張取消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取消土地革命，取消八小時工作制鬥爭』，因此說我們是『取消主義與取消派』。」《好一個「絕對正確」的路線》則指出：「中央的路線絕對正確」，一年以來這句話叫的多麼響亮；所以，「絕對正確，毫無疑義，不要動搖」這一諷刺語在同志間已經流行開來了。然而最近政治局通過的接受國際第十次會議的決議忽然說：「中央一年來總的路線……在政治的分析上，過分估量了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的矛盾；在農民問題上，對富農的認識不清楚與策略的動搖；在職工運動上，主張在黃色工會之下，不能建立赤色工會等，都是極明顯的犯了右傾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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