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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創刊號所展示的豐富多彩的內容一樣，一是對中共路線、特別是連續兩次極左錯誤路線的批判，二是宣傳托洛斯基主義理論及促進托派小組織的統一兩大任務。具體來看，中國托派小組織統一前，共出版十二期《無產者》（1930年3月至1931年3月），分析其內容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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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判中共的錯誤路線。除了第一期上的內容外，第二期有托洛斯基寫的《國際錯誤之「第三時期」》和陳獨秀寫的徹底否定中共的紅軍運動因而引起各方強烈反對的《關於所謂「紅軍」問題》；第三期則以總共27頁全期的篇幅發表「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致《中央委員會轉全黨同志》，全面系統批判中共標誌第二次左傾路線形成的綱領性文件《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和武裝暴動奪取長沙失敗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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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合重大事件批判國民黨。陳獨秀認為當時是反革命時期，主張採取退卻和防禦的策略，尤其反對武裝鬥爭，但並不是中共所斥的取消革命，放棄一切鬥爭。如1930年春夏發生蔣介石與桂、馮、閻、汪反蔣派軍閥及政客大混戰，並以張學良的奉軍入關挽救蔣介石反敗為勝時，他們即發表《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對時局宣言》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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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戰爭爆發時，國民黨的中央政府為掩飾其羞顏起見，總是對人民說：「這是最後一次戰爭，最後一次肅清反動勢力」；這次戰爭結束以後，就是本黨的統一建設及對外取得民族獨立與自由。然而實際上，每一次戰爭結束後，接着就醞釀下一次更大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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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最後提出了陳獨秀派的全面政治主張和要求，共計1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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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取消帝國主義在華一切特權與利益，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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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取消過去一切外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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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實行真正的絕對的關稅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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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停止軍閥戰爭，各系軍閥均須受國民會議的裁判，以實現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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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取消國民黨的「訓政」及軍事獨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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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國境內各小民族均有完全自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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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保障人民身體、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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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釋放一切政治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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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一切政黨之政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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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切實施行八小時工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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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嚴定工廠法，特別保護女工及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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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實行勞動保障與失業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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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無償沒收地主土地歸貧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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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取消高利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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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恢復對蘇聯的邦交，與之建立友誼的反帝國主義聯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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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內容看，是追求獨立、民主、自由、平等的民主革命，而非消滅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完全符合當時陳獨秀的思想，而與青年托派不同。所以，陳獨秀派在當時對國民會議的鬥爭是極其認真的，接着還特地發表了《為國民會議運動告民眾書》和《通告第四號》。[3]不過，這15條綱領只有宣傳性的策略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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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對一切中間勢力，表現出「打倒一切」的極左傾向。在上述《時局宣言》中，除了抨擊國民黨外，還抨擊反蔣派各政黨派別，同時攻擊汪精衛、陳公博等改組派，譚平山、鄧演達等第三黨。這表明，陳獨秀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轉變。此前他還建議中共中央團結譚平山等中間派勢力，不能搞「黨外無黨，黨內無派」，而今已與把中間勢力當作「最危險的敵人」的王明左傾路線相差不遠了。這再次表明，托派當時對中共的批判實際上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在運用統一戰線策略方面，又遜於毛澤東。任何革命或改良，如果不能團結全國各階級、階層中的大多數，都是不能成功的。這是陳獨秀在後半生和中國托派始終沒有甚麼作為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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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刊登托洛斯基和托派臨時國際推動中國托派統一的來信，宣傳「無產者社」特別是陳獨秀本人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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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個托陳派小組織一開始就面臨經費短促的困境。離開了共產國際的津貼，一群沒有職業的革命家唯一的收入是沒有保障的翻譯和寫稿的稿費，生活都難以維持，哪有錢來維持刊物？《無產者》說是月刊，第一期出了後，第二期到7月1日才出，而且接着因負責印刷的工人王成偉被捕，稿件沒收，10月出版的第三期，不得不改成油印。實際上，「無產者社」的整個活動經費主要利用陳獨秀的社會關係籌措。如陳曾派好友李仲山到西北，向陝西省政府主席楊虎城和西安警備司令馬青苑籌款。李仲山是陝西潼關人，為人俠義，曾參加辛亥革命，光復陝西；1924年又參加馮玉祥的「首都革命」，歡迎孫中山北上，曾任馮部第二軍（軍長胡景翼）駐滬代表。大革命時傾向共產黨，與陳獨秀關係密切，對蔣、汪不滿，後來與陳失去了聯繫。1929年4月，李營救被捕的鄭超麟，想通過鄭重新與共產黨接近。當時，一般人惟恐避共不及，可見此人風範。但此時陳、鄭等正好轉向托派，於是就把他帶了過來。其實，他不知道托洛斯基主義為何物，只崇拜陳的為人。這次他受託到西北籌款，搞到了一筆錢。但不久，其托派的身份暴露，楊虎城就叫他離開了。後來，李看到托派沒有甚麼發展前途，就去投靠胡宗南，做了西安參議會議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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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表明，革命陣營，如果不是靠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和革命的不斷勝利，而單靠領袖個人的魅力影響，是難以維持和擴大的。陳獨秀由於信仰托洛斯基主義這種在總體上脫離中國實際和群眾的理論，不再有如在新文化運動時期那樣的「總司令」的影響力和號召力。雖然還是一個黨派的領袖，還在領導一個方面的革命工作，但實際上正在向思想家和學者型的人物轉化（這樣的人物永遠是「孤獨者」）。不過自己卻不自覺，還想固守革命領袖和活動家的角色，夢想總有一天一呼百應，再度掀起翻天覆地的革命浪潮。他的後半生，除了還有一些驚世駭俗的思想閃光和學術上取得不俗成績之外，在革命事業上，不可能再取得值得誇耀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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