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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一個人代表一個時代的話：從1894年興中會成立到1914年反袁鬥爭失敗，可以稱為「孫中山時代」，亦即中國民主革命前期（亦稱「舊民主主義革命」）。從1927年建立井岡山根據地到1949年奪取大陸政權，從共產黨方面可稱之為「毛澤東時代」（自然，真正的「毛澤東時代」應該從1935年「遵義會議」開始），即中國民主革命後期（亦稱「新民主主義革命」）。而這兩個時代之間，即從1915年到1927年，則可稱為「陳獨秀時代」。因為，這個時代以《新青年》雜誌為陣地發起的新文化運動、五四愛國運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中國共產黨成立、國共合作以及北伐戰爭和國民革命運動，沒有一個人的影響超過陳獨秀。這個時代的特點，是國民黨沒有完全喪失領導革命的能力，而共產黨還沒有取得領導革命的能力，處於訓練時期。經過了這個成長期，共產黨才走上了獨立領導中國革命的道路。這個時代以陳獨秀發動新文化運動和連任中共五屆最高領導人為主要標誌。1927年以後，陳獨秀必然逐漸淡出政治舞台，離開革命的主航道。畢竟，從那以後共產黨方面是毛澤東時代，國民黨方面則是「蔣介石時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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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江湖，身不由己。陳獨秀既然登上了托派這趟列車，一時就難以脫身了；何況，他被新思潮、新道路激起了熱情，也不想脫身。1929年12月，陳獨秀找到了剛剛被黨開除的何資深擔任「無產者社」的秘書長，對組織進行了整頓。此時，托陳派成員已經發展到120人(其中老黨員知識份子居於多數)，也像中共那樣設置了上海滬東、滬西、法南（法租界和南市）三個區委，在紗廠和碼頭工人中建立了支部，在北京也建立了一個支部，擺出一副與共產黨全面抗衡、企圖取代的架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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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工作了六個月，果然成績不凡。在1930年6月無產者社代表會議上，陳獨秀作《關於中國反對派過去及目前工作》的報告並付諸決議，宣稱：半年以來，我們「總算草創了一條新的道路，並團結了一些重要部門的幹部分子」。決議在攻擊中共重視農村武裝鬥爭是「機會主義」之後，強調要進行城市工人運動，領導群眾作防禦的鬥爭，整頓內部組織，培養工人幹部，除上海外，在廣東、武漢、天津、青島及東三省各個工業中心區域發展工作。[4]不過，後來由於共產黨的打壓和忙於與青年托派爭鬥，這個計劃落空，只在香港建立了一個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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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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飽受回國托派組織的排擠和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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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等人意料不到的是，被共產黨打擊開除，滿腔熱情轉向托洛斯基主義，要求加入或聯合從莫斯科回國的青年托派組織時，竟然飽受排擠和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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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4月舉行的聯共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作出在聯共黨內清黨的決議，莫斯科中山大學也不例外。6月，中山大學召開黨員大會，許多學生被指有參加托洛斯基派活動的嫌疑。由於證據不足，有些托派分子被送回國內。但是，從秋季學期開始，聯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派出清黨委員來到中山大學，採取逼供信手段，致使一位負責留蘇中國托派秘密組織工作的學生自殺時交出了一份留蘇托派學生名單。[5]王文元（即王凡西、雙山）說此人是趙言卿，名單有三百人，其中三十人已回國（盛岳說，交出八、九十人名單的是李萍）。由於接受上次驅逐回國的托派學生催生了中國托派組織並影響到陳獨秀等一大批黨內領導幹部轉向托派的教訓，蘇聯當局這次把這些托派學生幾乎全部發配到西伯利亞服苦役。除極少數經過千辛萬苦逃回中國外，絕大多數在那裏被折磨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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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凡西，原名，王文元，筆名雙山，中國老一輩托洛茨基主義者的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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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聯共也不放過名單中已經回國而遵照托洛斯基的旨意繼續隱蔽在中共黨內的人，立即把此名單通知給中共中央。中共考慮到白色恐怖的實際情況，而且這些托派分子在工作上表現良好，也是國民黨捕殺的對象，因此採取了謹慎的辦法：「向（莫斯科來）信內所指出的同志，分別的發出了通知，要他們負責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對托洛斯基反對派的意見，以及是否參加反對派活動的情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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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通知的有些人回了信，從《紅旗》上摘登的這些人的信看，有的的確不是托派分子，只是由於在莫斯科反對過王明，才被誣為托派，如惲雨棠等。因此，他們紛紛發表聲明，否認自己是托派。有的是托派，但是為了繼續隱蔽在黨內，也否認自己是托派，如濮德之（又名濮清泉）、張穎新夫婦。由於都鄭重表示擁護中央的路線，否認與反對派有任何聯繫，並與之作過鬥爭，因此一時得以瞞天過海，中共表示：「從這些聲明中，中央認為這些同志沒有反對派嫌疑的真確證據。」有個別則表示悔改，聲明脫離托派，如趙醒民在《紅旗》上發表了《我對於政治的認識和態度——脫離托洛斯基反對派的聲明》。[7]但多數人對通知不予理睬，並積極進行反對派的活動；有的在做了個別談話的爭取工作後，還堅持托派立場。於是，在清除簽名於「八十一人聲明書」的托陳派分子的同時，又成批地開除這些莫斯科回國進入黨內的托派分子，出現了肅托的又一個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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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托派分子如王文元，回國後分配在中共中央組織部當幹事，吳季嚴為中央宣傳部幹事。為長期留在黨內進行反對派活動，對工作表現得都很積極。用王文元的話說，「我的態度是：拼命工作，盡少說話。」因此深得組織上的信任和器重。所以，當中共負責人在莫斯科來信中得知其政治傾向時，十分驚訝和遺憾，更加耐心細緻地給他做爭取工作。王文元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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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我正病倒在醫院裏。周恩來（時任組織部長——引者）發見名單上有我的名字，找我談了一次話。他的態度很友善，大意說：他滿意我幾個月來的工作，所以希望我為自己的『革命前途』，作一書面聲明，放棄托派意見，在《紅旗》上登載；這樣，他可以保證我依舊留在黨內工作。」「我沒有說甚麼話，只答應寫聲明。第二天，部裏的交通來取，看了很是失望和難過，因為我所寫的完全不是他們所希望的。我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意見，聲明我不同意黨六次大會所作的關於中國革命失敗的原因，關於目前局勢以及前途估計的種種決定；但我同時指出：過去一時期的工作已經證明：我並不曾因為自己的不同意見而在工作中違反多數的決定；我要保留自己的異見願意繼續在民主集中制的組織路線下為革命服務；因此我希望黨也應該遵照列寧的組織原則，容許我仍舊工作。」[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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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王文元很快發現自己是太天真了。周恩來、李立三即使能有「列寧式的寬容大度」，但在史太林的命令下也決不敢做。「我知道，組織不會再來找我……幾天之後，我被開除黨籍的通告登出來了。」[9]同樣情況的共有三人。1930年5月14日出版的《紅旗》上，刊登了這樣的文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開除吳季嚴、王文元、周崇慶黨籍事通知全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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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莫斯科回來的劉仁靜是個特殊人物，一向是「反對派中的反對派」。回國時自知自己的情況不會被中共接納，就違反隱藏在黨內的原則，向中央代表惲代英公開表示不同意黨的路線，並將提出自己的書面意見。隨後就隱居起來，不再參加黨的任何工作和活動。接着，在策劃「我們的話」與陳獨秀「無產者社」的聯合失敗後，惱羞成怒，在1929年11月5日油印印發了一篇題為《反對派統一運動之前途》的小冊子，敘述了他推動兩派聯合及失敗的經過，激烈攻擊兩派對托派的「統一運動」沒有誠意，使運動以「失敗」而「告一段落」，毫不掩飾地蔑視青年托派，同時又攻擊陳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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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青年托派即「我們的話派」，劉仁靜批評其領導機關「總幹事會」不吸收陳獨秀派的原因是「完全是為了地位」，「懼怕那些有能力的人」。[10]而且對他拿回來的托洛斯基起草的中國托派政綱不加討論，更不在1929年9月舉行的「二代會」上作出決議。在對待中共的態度上，批評「總幹」僵死執行托派在黨內活動的原則，主張「注重在黨內進行反對派的工作」，同時又應該獨立組織，在黨外積極開展活動。他還認為，「我們的話」在「二代會」政治決議案中關於革命形勢「正在復興」的提法與中共的觀點相似，執行的是「投降派路線」。[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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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陳獨秀，劉仁靜對其寫的《論中國革命的性質》（學托文件心得，只在托派同志中傳閱過，沒有公開發表）、1929年10月10日給中央的信、《告全黨同志書》及《我們在現階段政治鬥爭的策略問題》等文則進行了更為猛烈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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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徹底承認自己的錯誤」，實際上企圖「脫卸過去革命失敗應負的責任」，「表面上承認錯誤，實際上反執之愈堅」。[12]劉仁靜和所有青年托派認為，陳獨秀是「自覺地執行」共產國際的路線，而不是像他自己說的「違心地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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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提托洛斯基的「無產階級專政」口號，而別出心裁地提「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口號，這「將成為民主專政者之最後遁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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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獨立成立自己的組織，談判聯合時，又不願意解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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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劉仁靜宣佈，陳獨秀派是「假藉反對派的招牌」，「實際是舊貨貼了新商標」，變成了「右派反對派」，而不是「左派反對派」。他甚至這樣嚴厲地攻擊陳獨秀：「我們最初對於陳獨秀曾不乏幻想」，「短期合作」後，發現他「離開革命立場，精神衰敗」，「墮落成為一個失意的政客」、「一個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集合於他周圍的……都是些欺詐失意的政客」，「我們應當丟掉他」。[14]所以，當他幫助起草的最後由陳獨秀修改定稿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發表時，劉仁靜斷然拒絕在上面簽名，並聲明這個意見書比他原來起草的稿子「擴大了許多」，「沒有一點革命的作用，只是替陳獨秀鞏固他過去的錯誤」。[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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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仁靜的《反對派統一運動之前途》小冊子被中共發現後，認為是在組織新的「反黨聯盟」，[16]12月29日公開致函劉：「限你於閱報（紅旗）後三日內正式用書面答覆中央」，着令劉在中共中央與托派路線之間作出抉擇。[17]劉未予理睬，隨即自動脫黨。當時不少托派分子都是這樣自動脫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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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月，劉仁靜與王文元、黎白曼、宋逢春等九人另行成立一個托派小組織，發表長達約一萬七千字的《告同志書》（小冊子），起名《中國左派共產主義者同盟》，並在該月30日出版機關報《十月》，於是他們被人稱為「十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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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同志書》兩面開弓，一面嚴厲批判陳獨秀，在重複以上劉仁靜幾篇文章中的觀點批判陳獨秀的同時，又增加兩條：1、批判陳獨秀與彭述之1929年10月26日致中共中央信中某些說法「與布哈林對殖民地經濟發展的估量是完全相似」；2、批判陳獨秀勉強接受國民會議口號，實際持有的觀點是「真正的國民會議之召集為不可能」和「對於國民會議本身不能有一點幻想」；而不是通過為國民會議鬥爭揭露資產階級，團聚革命群眾，過渡到蘇維埃，奪取全國政權。因此宣佈：「陳獨秀派是戴着左派反對派的假面具在那裏逐漸形成他們的右派反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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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系統地批判「我們的話派」，指其1929年9月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違背托洛斯基的「中國共產主義反對派政綱」，與史太林派觀點一樣。於是宣佈「總幹」「在理論上和政治上已經死亡」；「我們和這些分子無絲毫的政治的和組織的關係，這些分子沒有原則，反復無常，佔着領導地位只有污辱反對派的旗幟，損壞反對派的信仰。中國的反對派組織不僅是在與史大林主義奮鬥中團結形成，而且須從自己的隊伍中逐出這些史太林的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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