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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在陳獨秀派不接受「我們的話派」的三個條件並自行成立「無產者社」小組織，出版機關報《無產者》後，「總幹」加強了對陳獨秀的批判。1930年7月，發表了《給無產者社一封公開的信》，系統嚴厲地批判了陳獨秀的六大錯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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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勇敢的承認自己在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中所犯的機會主義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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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誤國政策的錯誤」（中東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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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出「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實際上是「工農民主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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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於群眾運動消極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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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估計目前時局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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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對農民問題可恥的態度」（「紅軍就是土匪」，沒有勝利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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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我們的話派」批判陳獨秀的六大錯誤來看，他們與中共所謂左傾「盲動主義」錯誤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和策略方法上，實在沒有甚麼大的區別。托派內部之間的鬥爭，其意並不在革命路線的區別，而在於乘大革命失敗的危機，企圖取代中共的領導地位，正如托洛斯基想取代史太林、托派國際取代第三國際一樣，不過是權位之爭。這也從根本上註定了他們不可能有發展和勝利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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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以上各小組織之間「混戰」的情況，另外一些莫斯科回國後還在游離狀態的托派學生又在共產黨和已有的托派組織之外，成立了第四個托派小組織，這就是趙濟、劉胤等七人組織的「戰鬥社」，機關報《戰鬥》。陳獨秀派曾爭取他們聯合，為此，幾次秘密會見趙濟。趙濟回憶見面時的印象時，十分感歎革命歲月的磨練對陳造成的深刻變化。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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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見面是在上海提籃橋尹寬住處，按照約定的傍晚時分，我到後不久，陳獨秀也來了，坐定後，他從懷裏掏出一個麵包。我問：「老先生，你還沒有用過晚飯？」他說，他長期害胃病，近來尤甚，每天只能以麵包充饑。我看他雖然害胃病，但精神與我想像的不同，我覺得他熱情而又和藹，這和我以前見他時大不相同。在大革命期間，我前後見過他三次：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五年一月第四次黨代表大會，我列席會議，我見過他。第二次是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下旬，我到廣州對楊希閔軍隊進行策反工作時見過他。他對我和趙適然、吳少默、陶光潮四人親自作了指示。第三次是同年六月中旬，廣東楊（希閔）劉（震寰）叛亂事件解決後，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派我回上海，向黨中央口頭報告事變解決經過及區委工作情況。他聽後勃然大怒，大罵陳延年，倒使我弄得不知所措。所以他過去給我的印象是家長作風，專橫獨斷，盛氣凌人。這次見面，那些現象在他身上完全消失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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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濟接着說：在談話中，他流露出對第三國際的不滿。他認為中國革命失敗，第三國際不能沒有責任。他之不滿是說中國革命失敗的全部責任都推在他的頭上，他是不服氣的。但他也說這不是服氣不服氣的問題，而是如何從失敗中取得教訓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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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見面後，趙濟和劉胤二人曾搬到尹寬的院子內同住了一個月左右。在這一段時間，陳獨秀來過三、四次。彭述之、鄭超麟、羅漢等人也來過，顯然要爭取他們加入托陳派。但是，趙濟發現：陳獨秀等人除了不定期出一油印刊物外，「沒有更多的活動。因為他們每個人為使自己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能生存下去，就不得不以更多的時間、更多的精力忙於個人的生活。從尹寬身上可以看出他忙於寫作，生活是相當艱苦的」。因此，「我和劉胤當時不想和『無產者社』的人過分接近，也不想入他們的『夥』」。再考慮到其他兩派的狀況，「我們也想到這些派別不會長期單獨存在下去，不是自生自滅，就是勢必會趨向統一，因為這些派別所抱的同樣是托洛斯基的觀點，到時在統一商談中及統一組織中我們也可以佔一位置」。於是，就在1930年12月，聯合王平一等共七人成立了「戰鬥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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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不斷分裂的混戰狀況，充分表明了中國托派先天不足和黨派偏見的狹隘性，當然，從大的環境來看，在白色恐怖下，還能共同信仰托洛斯基主義這樣一種理想，也有值得敬佩的地方。正如王文元後來回憶時所客觀評論的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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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回憶起當時派別間的「鬥爭」情形，只覺得五花八門，烏煙瘴氣；但若仔細想想，這也正是每一個政治思想在運動初期的共通現象。個人與派別偏見，和革命思想的真誠差異交織在一起；時常會表現得非常怪誕。崇高的與卑劣的動機往往會用同一方式表達出來；而各個人品質上的賢與不肖，當事情還只限於說話或文字之時，也總是混淆不清的。光就轉向反對派的動機說，已經是頗不一致了。有的，為了黨內不易得志，企圖到新的方面去找出路；有的，在白色恐怖的倡狂中害怕了革命，把反對派看作了向後退卻的一塊墊腳石；又有一些人，只想利用反對派的更左的名義，藉以掩飾自己的消極，使自己的脫黨能心安理得……不過儘管有這許多卑鄙不純的動機，我卻還應該說，當時的最大多數反對派分子，都是由於真純的革命動機，即由於真誠相信託洛斯基關於中國革命的主張比之於史大林們所定的路線，更符合中國革命的利益；因之，不顧他們既得的「利益」或已有的地位，都願全心全力地為反對派鬥爭。[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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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陳獨秀主持通過的《接受國際委員會來信之共同意見——無產者社的提案》，對此現象則從客觀條件上進行了分析：「在整個共產國際分崩離析的狀況下，左派反對派在各國都不能一開始就達到統一的組織，在中國更遇到特別困難的環境。中國共產黨在國際機會主義的領導之下，差不多自始就未受到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教育，它的理論基礎非常薄弱。這次失敗之嚴厲的打擊，又使黨的基礎瓦解並處在極端的白色恐怖之下，再加上史太林派官僚制度先期對於反對派之極端無理的壓迫……在這種種打擊之下，中國左派反對派在開始的時候就很難從一個成熟的政治派別形成一個統一的組織。現有的各小組織都是在分散的狀況中各自成立起來的。因為有各自成立的小組織之存在，就不免具有小組織的排他性；各不相下，甚至互相攻奸，真正政治問題的討論都難免別生枝節。」[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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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在當時這些反對派中，陳獨秀是動機最真誠、最純潔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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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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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國有知音，支援來自托派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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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托派小組織在互相傾軋的同時，又都向托洛斯基寫信、寄材料，標榜自己，攻擊異己。托洛斯基如同史太林一樣，始終關注着中國的革命運動，並把其視為自己理論的一塊重要「實驗田」。他對於來自中國的信件和材料，無不認真閱讀，及時回覆。只是當時郵路落後，上海至他住的土耳其君士坦丁堡的信需要「共費三十五天工夫」。他回信到上海，「至少也要費這許多日子」。[26]我們從托洛斯基1940年被蘇聯克格勃特務用斧子砍死後根據其遺囑40年後（1980年1月）才啟封的托洛斯基私人檔案的密封部分裏，發現從1929年11月至1940年8月，他給中國托派及陳獨秀寫的信有22封，其中直接談陳獨秀問題的就有17封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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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先，托洛斯基聽信劉仁靜片面之詞，對吸收陳獨秀加入托派組織採取了十分謹慎的態度。劉仁靜一方面反映陳在基本立場上已經傾向托派，批評「我們的話派」拒絕陳獨秀派；但在革命性質問題上仍有保留意見：認為下次革命總有一段時間（即使很短）要完成民主革命遺留下來的任務，不同意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革命。陳主張的「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口號，也與「無產階級專政」不一樣。對此，托氏在1929年11月給劉的信中，批評劉不應該與「我們的話派」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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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他們（即「我們的話派」——引者）反對陳獨秀到他們的隊伍中來，為了這一點，無論如何不能使我們自己分裂的。如果太性急地與陳獨秀統一，然後又跟他分裂，那簡直是罪惡。我們與他之間，在過去的歧見（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是太深了，以致相互間沒有事先的鄭重考驗，不可能統一起來。無論如何，現在就搞左派統一，並且在這個問題上與他們決裂，那是魯莽的；恰好您自己就說陳獨秀在中國革命性質問題上是站在R立場上的，並不與我們一致。可是這個問題卻是基本的。現在與堅持「民主專政」的人搞統一，便是不可饒恕的輕率。[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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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的“R”即拉狄克，曾是聯共托派骨幹，大革命時期曾任共產國際執委、書記、東方部部長、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等職，中國留學生多數是受他的影響而轉向托派的。但他在中國革命性質問題上與托洛斯基有分歧。1927年被聯共開除後，表示悔過，承認「工農民主專政」等觀點，1930年恢復黨籍。因此，他被托派視為變節者。但是，後來他又被聯共開除，並在1937年的「托布（哈林）反黨聯盟案」中被鎮壓，死後恢復名譽。在這裏，托洛斯基顯然擔心陳獨秀成為拉狄克那樣的「變節者」。於是，劉仁靜受此影響，從1929年11月至1930年3月，寫了以上多篇批判陳獨秀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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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伯恩哈多維奇・拉狄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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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話派」也在1929年11月15日致函托洛斯基，報告因為陳獨秀不接受「三個條件」，繼續自己的獨立立場，因此「我們認為陳獨秀不曾脫離機會主義，我們決定像反對一切機會主義者那樣反對他」。[28]12月22日托洛斯基覆信，對陳趨向托派表示「很歡迎」；同時他又說：「我很知道他（陳獨秀——引者）在革命那幾年中的策略是史大林、布哈林、瑪爾丁諾夫的政策。」而對「我們的話派」說陳還沒有放棄機會主義，則表示「現在我還沒有讀過陳獨秀任何綱領式的聲明書，所以沒有可能在此問題上發表意見。」為了幫助他們分清大的是非，托在信末提出了他與史太林分歧的十五個問題，作為衡量陳獨秀和其他人「與我們是否原則上一致」[29]的標準。這十五個問題，就是以上陳獨秀被開除前後所發表的文章和文件中經常談到的與中共中央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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