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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月25日，劉仁靜同時與陳獨秀派及「我們的話派」決裂以後，又寫信給托洛斯基報告情況。2月24日，托洛斯基回信同意與陳獨秀派決裂，但不同意與「我們的話派」分裂。他重複了去年11月回信中因聽信劉的反映而對陳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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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陳獨秀派，因為這一派繼續的站在「民主專政」的主張上，換言之即對於最根本的問題站在史大林及瑪爾丁諾夫的主張上，這就決定了問題，假使陳獨秀直到現在還不瞭解這一所謂「布爾什維克」的口號在中國的作用是掩蓋純粹的孟什維克的政策，……那是很壞的；同他統一組織，全然談不到，因為他的軟弱，同他作實際的協定，是沒有意義的。關於對陳獨秀派的估量，「我們的話派」比較的正確。現在這種不同的意見，已經消滅，因為你十分正確的對陳獨秀派採取了完全不可調和的態度。[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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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斯基為甚麼對「民主專政」口號如此深惡痛絕？因為這個口號在史太林和共產國際的辭典中，就意味着承認「資產階級有革命性」，因此，無產階級必須與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而其結果就是中國1925–1927年大革命那樣失敗而結束。當接到劉仁靜2月21日批判陳獨秀等「八十一人」意見書的信後，托洛斯基開始疑惑起來。4月3日覆信，他要劉把這個意見書「忠實地翻譯出來，寄給我。此事很重要，我請您翻譯得盡可能完美確切」。[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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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斯基不愧是精明的政治家，不太相信別人的轉述，而要親自閱讀譯文，作出自己的判斷。從以上四封信來看，他在掌握到陳獨秀轉向托派的第一手材料——親自撰寫的聲明和文章以前，對陳獨秀的態度是十分審慎的：既歡迎，又有警惕。這說明托是一個原則十分堅定的人。看到「無產者社」寄去的已翻譯成英文的1929年12月10日發表的《告全黨同志書》之後，他的態度就十分明朗而熱烈了，甚至要求中國托派向陳獨秀學習。而對於托派之間的分裂，則更持批評態度。實際上，這種分裂，使本來就弱小的托派力量，更容易受到摧殘。1930年8月17日，「總幹」致托洛斯基轉法國托派機關報LA VERITE編輯部的信中，承認很久與外界通訊斷絕，「原因是中國反對派受到了白色恐怖以及內部組織分裂的雙重打擊」，表示出對分裂的危害性開始有所認識，並說幾個月內要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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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8月22日，托洛斯基分別致函劉仁靜和「我們的話派」，熱情讚揚陳獨秀的《告全黨同志書》「是一篇極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問題上都採取了完全清楚與正確的立場；特別在民主專政問題上」；陳獨秀被中共開除前後對中共中央的批判，顯然深深地打動了托氏，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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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有很多的政治經驗，這些經驗是大多數中國反對派同志們所未有的」；「當我們有了像陳獨秀那樣傑出的革命者，正式與黨決裂，以致被開除出黨，終於宣佈他百分之百同意國際反對派——我們怎麼能夠不理他呢？你能找到許多像陳獨秀那樣有經驗的共產黨員嗎？他在過去犯了不少錯誤，但他已經明白了這些錯誤。對於革命者與領袖來說，明白自己過去的錯誤是很可珍貴的事。反對派中許多年輕人能夠而且應該向陳獨秀同志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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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是國民黨「懸賞萬金」通緝的「共黨首領」，隱蔽得很深，托對劉說：「我怕我這裏的陳獨秀的地址不能用，請你代我向他問候，並請告訴他，讀到他去年十二月十日的信，我非常歡喜。我堅決相信我們在將來是能夠一起工作的。」[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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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國托派組織，托洛斯基認為：「並沒有綱領上的戰略上的分歧意見，有些細節上的歧異，你們（指『我們的話派』——引者）和劉仁靜都拿來異常地誇大了。我決然看不出所有這三派（當時「戰鬥社」還沒有成立——引者）有甚麼各自分立的理由」。更有重大意義的是，托洛斯基特別嚴厲地批評了「我們的話派」的正統自大心理，指責他們「要其他兩派都須向你們承認錯誤，然後你們允許他們加入你們的組織……這種培植威望的政策，乃是莫斯科官僚們的特色」；「我無論如何是不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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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最後，托洛斯基要求三派加速統一：「共同擬訂一個簡短的統一綱領，並依照人數為比例，召集一個統一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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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當時劉仁靜及青年托派比較，托洛斯基的確具有不同凡響的卓越的政治素質和豐富的鬥爭經驗。他懂得怎樣使用原則，怎樣抓住問題的實質，怎樣識別人才和使用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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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9月1日，托洛斯基給「十月社」和陳獨秀的信中（對「十月社」7月17日的回信），更加明確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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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局（托派國際——引者）的立場，並不袒護中國左派反對派的某一派來反對另一派，因為我們的所有的材料未證明有足以造成分裂的任何嚴重的分歧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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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此任何中國左派反對派的那一派都不能認自己是國際反對派的代表，以反對另外的派別（這一條等於宣佈劉仁靜不是「老托的代表」——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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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於陳獨秀同志這一派，也是如此，不久以前我們曾接得譯成英文的十二月十日陳獨秀同志公開信。在這信中，陳獨秀同志對於所有根本問題之立場，完全與我們一般的立場相同。因此我未看出為甚麼幾個中國同志繼續的稱陳獨秀同志的一派為「右派」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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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統一，這封信提出了一個更加具體而切實可行的辦法：四派組織協定委員會以擬就政綱和統一的組織方法。[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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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表明，托洛斯基雖然對各派平等看待，但對陳獨秀格外垂青，有一種求賢若渴、伯樂相到了好馬的心情。用王文元的話說，陳獨秀過去因不被「我們的話派」和「十月社」承認，受盡奚落和侮辱，「妾身未明」；現在則被托洛斯基奉為掌上明珠——中國托派的領袖了。後來，托見到陳寫的其他文章，甚至直接寫信給陳獨秀，更是推崇備至，說從這些文章中看到：「儘管中國革命遭到了潰敗，而馬克思思想卻依舊活着，而且在發生作用。」他並產生一個想法：單單為了能親自閱讀陳獨秀的作品，「我就該學習中文」。[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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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上述托洛斯基9月1日信的同時，托派「臨時國際書記局」（托洛斯基等各國托派首領簽名）發表了《國際共產主義左派反對派告中國及全世界共產黨員書》，並寄給中國，系統地重申托洛斯基對於中國革命各種問題的立場，催促中國托派各派小組織早日統一。[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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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青年托派各小組很勉強地派出代表，與陳獨秀派的代表組成「協議委員會」，進行協商。但是，由於思想問題沒有解決，協商時，各派又各施招數，發生爭執。如無產者社的代表吳季嚴、馬玉夫的一篇聲明所說：各派代表「各懷鬼胎，沒有討論問題的誠意」。因此，一討論政治問題，便大家「王顧左右而言他」；「一逢到組織辦法問題，便一人一篇演說」。[37]而且，由於青年托派三個小組織的代表站在一起共同對付無產者社，他們又控制了協委秘書處，使無產者社處於不利的狀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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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難見真情，托洛斯基再次援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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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話派」受了托洛斯基的批評，傲慢氣勢有所收斂，在1930年11月24日召開的本派上海積極分子會議上，作出決議，承認「統一是當前刻不容緩的任務」；「應即刻免除組織的成見，開誠佈公地努力促成統一，在最短期內，召集第三次代表大會。」同時，區芳也表示，過去反對陳獨秀派等不良傾向的鬥爭有錯誤，「神經過敏」，採用了「對待敵人的方法」。[38]但是，由於區芳很快被捕入獄，並病死於獄中，梁幹喬主持該派，為了在統一後的組織中保持正統地位和領導權，他們提出了統一大會名稱應該沿用「我們的話派」兩次代表大會後的「第三次代表大會」，並且對本派成員報大數的辦法，說本派有300人，等於其他三派的總和（其實最後約定下來，只有120至14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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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王文元為首的十月社繼承了劉仁靜的傳統，死摳住陳獨秀政治問題上所謂「錯誤」不放。9月29日，他們與「我們的話派」的北方區組織首先聯合起來，成立了「中國左派共產主義同盟（反對派）」，發表《接到托洛斯基同志的信後我們對於統一的提議》，對陳獨秀仍以挑釁的口吻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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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沒有認整個的「無產者社」為左派反對派，因為其中有些同志，尤其那起領導作用的陳獨秀同志，在許多嚴重問題上，還沒有與左派反對派的意見一致，如1、對於革命性質問題，據其最後發表的政治主張（《論中國革命性質》一文）以為「是由徹底的民主革命轉變成社會主義革命，因之中國的第三次革命，不是二月也不是十月」（即俄國1917年二月民主革命和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引者）；2、政權問題，他堅持「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3、國民會議問題，他始終說它是「一個簡單的主觀的策略」，不把它當成目前政治的總口號；4、「紅軍」問題，他認為是純粹「流寇土匪」，沒有一點出路；5、對中東路問題之錯誤，即迎合小資產階級愛國主義的所謂「誤國政策」的口號。[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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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完全沿襲了前述「我們的話派」批判陳獨秀「六大錯誤」的做法，不過在內容上，他們認為更加抓住了陳獨秀反托洛斯基主義錯誤的要害。因此，在第一次協議會上討論議事日程時，「十月社」及「戰鬥社」代表就提出：「要對過去的爭論問題，首先加以討論」，要「無產者社」代表負責答覆。同時，他們又與「我們的話派」聯合提出「統一的兩個基本原則是：第一，統一必須以政治為基礎；第二，政治的討論則不能妨礙組織上的統一。所以主張「提高協委本身的職權，取消各派機關報，停止各派領導機關的活動，混合各派組織」。[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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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產者社」代表「立即提出嚴重批評」，認為這是「算舊賬主義」，「過去那種以要求對方承認錯誤為統一先決條件的辦法，根本要不得。我們根本反對拿出這種條件來談判統一」。於是提出「無條件統一的口號」，即先成立協委，而那些爭論問題等到協委成立後討論到綱領問題時，再予以解決。雙方妥協後成立了協委，討論過去爭論問題時，雙方初步進行了交鋒，擺出了各自的觀點，但多數各自保留了自己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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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委的任務是三種：「起草共同政綱，召集大會，應付臨時事變」，並推選王文元起草的《中國左派共產主義反對派政綱草案》。草案仍然強調「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批判「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是「反動口號」。無產者社代表吳季嚴批評說：「這個口號的內容，已充分表示出階級關係的變化與革命性質的轉變，不能把它和工農民主專政口號等量齊觀」；「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領導城鄉貧民專政」、「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這三個口號是屬於同一範疇的，不能彼此對立。」這個問題爭論歷時二小時之久。「後來趙濟同志和王文元同志總覺得這個口號在字面上『含義模糊』，可作左右解。」最後還是修改為「要嚴厲的批評含義模糊的口號——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於是，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又保留下來。在各派組織如何混合、將來代表大會的名稱是否用「第三次代表大會」、參加統一大會的各派代表的人數等問題上，都爭論不休或各說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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