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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上述托洛斯基9月1日信的同時，托派「臨時國際書記局」（托洛斯基等各國托派首領簽名）發表了《國際共產主義左派反對派告中國及全世界共產黨員書》，並寄給中國，系統地重申托洛斯基對於中國革命各種問題的立場，催促中國托派各派小組織早日統一。[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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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青年托派各小組很勉強地派出代表，與陳獨秀派的代表組成「協議委員會」，進行協商。但是，由於思想問題沒有解決，協商時，各派又各施招數，發生爭執。如無產者社的代表吳季嚴、馬玉夫的一篇聲明所說：各派代表「各懷鬼胎，沒有討論問題的誠意」。因此，一討論政治問題，便大家「王顧左右而言他」；「一逢到組織辦法問題，便一人一篇演說」。[37]而且，由於青年托派三個小組織的代表站在一起共同對付無產者社，他們又控制了協委秘書處，使無產者社處於不利的狀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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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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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難見真情，托洛斯基再次援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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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話派」受了托洛斯基的批評，傲慢氣勢有所收斂，在1930年11月24日召開的本派上海積極分子會議上，作出決議，承認「統一是當前刻不容緩的任務」；「應即刻免除組織的成見，開誠佈公地努力促成統一，在最短期內，召集第三次代表大會。」同時，區芳也表示，過去反對陳獨秀派等不良傾向的鬥爭有錯誤，「神經過敏」，採用了「對待敵人的方法」。[38]但是，由於區芳很快被捕入獄，並病死於獄中，梁幹喬主持該派，為了在統一後的組織中保持正統地位和領導權，他們提出了統一大會名稱應該沿用「我們的話派」兩次代表大會後的「第三次代表大會」，並且對本派成員報大數的辦法，說本派有300人，等於其他三派的總和（其實最後約定下來，只有120至14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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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王文元為首的十月社繼承了劉仁靜的傳統，死摳住陳獨秀政治問題上所謂「錯誤」不放。9月29日，他們與「我們的話派」的北方區組織首先聯合起來，成立了「中國左派共產主義同盟（反對派）」，發表《接到托洛斯基同志的信後我們對於統一的提議》，對陳獨秀仍以挑釁的口吻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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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沒有認整個的「無產者社」為左派反對派，因為其中有些同志，尤其那起領導作用的陳獨秀同志，在許多嚴重問題上，還沒有與左派反對派的意見一致，如1、對於革命性質問題，據其最後發表的政治主張（《論中國革命性質》一文）以為「是由徹底的民主革命轉變成社會主義革命，因之中國的第三次革命，不是二月也不是十月」（即俄國1917年二月民主革命和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引者）；2、政權問題，他堅持「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3、國民會議問題，他始終說它是「一個簡單的主觀的策略」，不把它當成目前政治的總口號；4、「紅軍」問題，他認為是純粹「流寇土匪」，沒有一點出路；5、對中東路問題之錯誤，即迎合小資產階級愛國主義的所謂「誤國政策」的口號。[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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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完全沿襲了前述「我們的話派」批判陳獨秀「六大錯誤」的做法，不過在內容上，他們認為更加抓住了陳獨秀反托洛斯基主義錯誤的要害。因此，在第一次協議會上討論議事日程時，「十月社」及「戰鬥社」代表就提出：「要對過去的爭論問題，首先加以討論」，要「無產者社」代表負責答覆。同時，他們又與「我們的話派」聯合提出「統一的兩個基本原則是：第一，統一必須以政治為基礎；第二，政治的討論則不能妨礙組織上的統一。所以主張「提高協委本身的職權，取消各派機關報，停止各派領導機關的活動，混合各派組織」。[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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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產者社」代表「立即提出嚴重批評」，認為這是「算舊賬主義」，「過去那種以要求對方承認錯誤為統一先決條件的辦法，根本要不得。我們根本反對拿出這種條件來談判統一」。於是提出「無條件統一的口號」，即先成立協委，而那些爭論問題等到協委成立後討論到綱領問題時，再予以解決。雙方妥協後成立了協委，討論過去爭論問題時，雙方初步進行了交鋒，擺出了各自的觀點，但多數各自保留了自己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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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委的任務是三種：「起草共同政綱，召集大會，應付臨時事變」，並推選王文元起草的《中國左派共產主義反對派政綱草案》。草案仍然強調「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批判「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是「反動口號」。無產者社代表吳季嚴批評說：「這個口號的內容，已充分表示出階級關係的變化與革命性質的轉變，不能把它和工農民主專政口號等量齊觀」；「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領導城鄉貧民專政」、「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這三個口號是屬於同一範疇的，不能彼此對立。」這個問題爭論歷時二小時之久。「後來趙濟同志和王文元同志總覺得這個口號在字面上『含義模糊』，可作左右解。」最後還是修改為「要嚴厲的批評含義模糊的口號——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於是，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又保留下來。在各派組織如何混合、將來代表大會的名稱是否用「第三次代表大會」、參加統一大會的各派代表的人數等問題上，都爭論不休或各說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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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托洛斯基的來信，本來想和稀泥，促進中國托派小組織的統一，卻反而把各派的矛盾，主要是三派與陳獨秀派的矛盾，弄得更加明確和尖銳化了。於是，托洛斯基在1931年1月8日，又寫來一封長信，力圖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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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斯基，攝于19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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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革命性質問題：托洛斯基沒有像青年托派那樣批判陳獨秀，而是引了陳獨秀等人《我們的政治意見書》中的一段話，其中有一句是「中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之完成，應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然後，托洛斯基說：「我認為這樣說法是完全正確的，而且絕不能引起誤會。」托氏的這個回答很機智，也很微妙。因為所謂「十月革命的道路」，既可以理解為從俄國1917年二月民主革命開始到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也可以理解為單純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而當時陳獨秀與青年托派的爭論，恰恰在於下次中國革命「一開始」是甚麼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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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這時的認識還比較模糊，認為：「中國的第三次革命，不是二月也不是十月」，而是「由徹底的民主革命轉變成社會主義革命」；後來則明確說：「中國第三次革命將開始於民主主義的鬥爭，而非開始於社會主義的鬥爭。」[41]但前提是像十月革命那樣，這兩種革命都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進行，即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無產階級專政」之下進行。青年托派則強調「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革命」。所以，托氏的回答，意在不要糾纏於一開始是甚麼性質的這種無聊的爭論。着眼於大原則——「無產階級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這兩種革命，排除資產階級參加或領導革命的任何可能性；而不糾纏枝節，這是托洛斯基當時調解中國托派小組織爭論的基本態度。在這裏，充分表現出陳獨秀與托洛斯基一樣，具有政治家的寬闊高遠的眼界。陳與當時其他托派人員相比，的確是鶴立雞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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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權問題：托洛斯基說：陳獨秀提的「『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口號，並不與『無產階級專政』口號相衝突，而只是補充這個口號，並使這個口號通俗化……這個口號與『工農民主專政』口號，絕無相同之點。」托氏的這個回答，使中國青年托派十分意外，因為托洛斯基主義的核心就是所謂「不斷革命論」，為了使民主革命取得徹底勝利，並不斷地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上去，無產階級政黨必須在民主革命時就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以保證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他與青年托派認為中國大革命失敗，就在於沒有及時提出這個口號，而共產國際及中共六大提出的「工農民主專政」，還堅持這個錯誤，對資產階級參加民主革命抱有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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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一直猛烈抨擊「工農民主專政」這個口號，認為這個口號把「工農並列」，「含糊不清」，「即未曾確定在專政當中真正的領導地位是工人所有的，還是農民所有的」；還因為「它表明是『民主的』，而非『社會主義的』」，因此根據俄國「二月革命的經驗」，必然導致「資產階級專政」。[42]中國托派中反陳派也就抓住陳獨秀的「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口號不放，說它與「無產階級專政」口號根本對立，而與「民主專政」的口號「接近」，「妥協」。經過托洛斯基上述「裁判」，反陳派就「閉口無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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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這個問題上，陳獨秀與遙遠的托洛斯基的確是心聲相通的。因為「工農民主專政」中的「農」，在俄國革命中主要是指「富農」，即農村資產階級。他們與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政權的鬥爭很激烈。而在中國主要是指「貧下中農」，特別是貧農，那是無產階級的可靠同盟軍。這是中共提出這個口號的本意，在中國富農的力量很小，政治上的影響也極其微弱。托洛斯基和中國托派包括陳獨秀在內，都對這個口號有誤解，所以，陳獨秀轉向托派後，一面批判這個口號，一面根據中國的特點（尤其是大革命中農民運動的經驗）提出「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口號，的確如托洛斯基所評價的那樣，是使「無產階級專政」口號「通俗化」，即「中國化」。青年托派批判這個口號是毫無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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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民會議問題：陳獨秀所以在開始時不把「國民會議」當成目前政治的總口號，是因為托洛斯基在1929年12月22日的信中才提出「國民會議」作為「中心政治口號」的指示，而此前，陳獨秀看到的文件，都是把這口號與「八小時工作制」等其他口號並提的。所以在1929年12月10日《告全黨同志書》中，陳獨秀還認為黨中央批判他把國民會議作為「總的政治口號」是冤枉的。隨後不久，陳獨秀終於接受了這個提法，成為他與中共的主要分歧之一。但他與青年托派長期爭論的卻在另一方面：這個口號能否實現？陳獨秀認為可以實現，應該為此而奮鬥；青年托派則認為它不過是反革命時期「團聚群眾」、對抗資產階級的一個策略，也與中共的「蘇維埃」口號相對立。這說明陳獨秀在接受這個口號後，走到了另一極端。對在國民黨獨裁統治下實現國民會議決定國是，抱有幻想，顯然是天真的。在這一點上，陳獨秀對托洛斯基主義有教條主義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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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托洛斯基本人從未把這個問題說死，他說這是個「猜謎式的問題」，「只能做種種假定」。所以，他說過「立憲會議不一定能召集成功」的話，也說過「這絕不是說：資產階級民主政制在兩個革命的過渡期，是沒有可能的」。[43]在1月8日這封信中，托洛斯基重複了上述觀點，仍然強調「沒有任何可能，來預先猜測事變在實際上究竟怎樣進行」。就這樣，托洛斯基出了一個謎，讓中國托派來猜，於是造成了中國托派內部、主要是陳獨秀與青年托派之間長期的無休止的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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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紅軍問題：這是陳獨秀被青年托派抓住的一個最要害的問題。問題的引起是陳獨秀發表的一篇長文《關於所謂「紅軍」問題》。文章從所謂西歐和俄國革命的經驗出發，認為紅軍的成分「大部分是遊民無產階級（土匪和潰兵）」，「其前途不外是（一）統治階級的內戰一時停止，『紅軍』便要被擊潰，或為所收買；（二）因自己的內哄而潰散；（三）逐步與農村資產階級（商人與富農）妥協，變成他們的『白軍』，或為他們的經濟手段所壓迫而潰散。」[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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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這個論述，顯示出以下幾個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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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針對當時中共被迫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轉向農村，後來終於走上「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以農村根據地為中心，以農民為主力軍，進行革命，陳獨秀堅守馬克思主義在歐洲革命的模式——無產階級政黨必須以城市為中心，以工人階級為主力軍，不能離開城市和工人去農村搞農民運動，尤其不能去搞「軍事冒險」。否則，黨就會蛻變成為「農民黨」、「小資產階級的黨」，甚至是「土匪黨」。這裏，陳獨秀再次暴露出教條主義的色彩。而這是整個托派與中共在革命模式（道路）上的根本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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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把紅軍說成「大部分是遊民無產階級（土匪和潰兵）」反映了部分事實，特別是紅軍的先鋒隊和領導人。大革命中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反映的情況，證明了這個觀點。但是，後來紅軍擴大，中共最後奪取大陸政權依靠的軍隊主力，主要是廣大貧下中農。這一點，陳獨秀沒有預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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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紅軍」前途（即中共的前途）必然失敗的預測，主要是根據歷史上農民起義的經驗和大革命時期農民運動的經驗，後來被證明是錯誤的，沒想到它有可能推翻國民黨政權，並且新建立的政權能維持相當長的時間。這表明陳獨秀的這個論斷又戴上了經驗主義的眼鏡。不過話又說回來，根據中共勝利60年後，黨內特別是領導層腐敗空前嚴重而難以清理，這個黨很可能將亡於腐敗。從這一點上來看，陳獨秀的話又可能成為英明的預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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