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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由於紅軍的先鋒隊和領導人主要是「遊民無產階級」，所以，他們在1949年勝利後建立的政權，必然走上報復性的、無法無天的、專制獨裁的道路，缺乏人道主義的精神。這就必然與他們所宣稱的馬克思主義的目標相背離，其結果很可能被當年的陳獨秀所言中。從這個長遠意義上看，陳獨秀的這個論斷又有深刻的預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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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到，陳獨秀的這個論斷，實際上是托派理論的邏輯發展。文章的基本觀點也來自托洛斯基。托氏說過：「賀龍、葉挺的起事（指中共的「八一」南昌暴動——引者），即令他們放棄了機會主義政策，也不能不是一次孤立的冒險及假共產主義的、馬黑諾[45]式的行動；除了因孤立而被打散以外，別的沒有其他道路。」他甚至宣稱中共在大革命失敗後發動的農民起義是一種「罪惡」，「缺乏集中指導的農民，這裏一堆那裏一堆的騷動起來，但沒有勝利的真實機運」。[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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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30年9月，托洛斯基起草、托派臨時國際通過的綱領性文件——《國際共產主義左派反對派告中國及全世界共產黨員書——關於中國革命的前途及其任務》中，還宣稱：「必須等到無產階級統治了國內諸重要的工業和政治中心，然後才有必要的前提以組織紅軍以及建立蘇維埃制度於鄉村裏面。誰不明白這點，誰就是不懂得革命。」（這個觀點，與1927年大革命失敗時史太林的觀點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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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超麟《回憶錄》中說，當時對陳獨秀的這篇文章，無產者社是「全體同意的」。因此，在《無產者》第3期以整期篇幅發表的一個長達二萬多字的文件《中央委員會轉全黨同志》中，對這個問題作了更全面、更明確的闡述。陳和無產者社的觀點，來自蘇聯十月革命的經驗和托洛斯基親手創造蘇聯紅軍的情況，以教條主義為特徵的青年托派理應也是應該擁護的。但是，當時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的鬥爭畢竟是生死搏鬥的大前提，托派與中共之間的理論矛盾是小前提。陳的文章，明顯地有利於國民黨，再加上中共對此文進行批判和紅軍勝利發展，蔣介石則將陳文「大量印出來，在江西散發」的事實。[47]青年托派就抓住這一點，打擊陳獨秀派。托洛斯基在1月8日回信中，也不得不表示：「……將『紅軍』同土匪混為一談，如果真有這件事，那是應該糾正的。」接着，他修正了自己過去完全排斥紅軍的觀點，說：「革命的農民武裝，自然有遊民無產階級分子和職業的土匪加入，但整個運動則有深厚的根基在中國農村條件裏頭，將來無產階級專政也是應當依靠在這個根基上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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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陳獨秀（包括托洛斯基）後來一直攻擊中共在農村「武裝割據」的路線，沒有機會自己在農村組織軍隊，所以，看不出他的觀點有改變的跡象。陳獨秀在1932年被捕後的審訊中，還宣稱共產黨在掌握政權之前不應組織紅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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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東路事件：陳獨秀的立場無疑是正確的。他的民族感情更應得到尊重。托洛斯基作為蘇聯人和有頭腦的政治家，即使不同意陳的觀點，也不好意思讓陳放棄原來的立場，來保衛他的祖國——蘇聯。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已經發表過多篇文章、充分表明了自己觀點、對中國托派有問必答的托洛斯基，這次明智地保住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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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斯基的以上「一・八」來信，再次斷定：「現在進行統一的諸派別間果然是完全沒有原則分歧的。」最後，他懇切地呼籲：「親愛的朋友，你們的組織和報紙，今天就確定地合併起來吧！」很清楚，托洛斯基的態度依然是支持同情陳獨秀而批評其他各派的。於是，各派代表又重新坐到談判桌上來，協定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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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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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頓「無產者社」，促使托派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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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沒有想到的是，這樣一來，「無產者社」卻翹尾巴了。主要是二把手彭述之，因有感於那些青年托派對他沒有好感，怕在未來的統一組織中不會奉他為領袖，於是出來作梗。彭是個矮個子，操一口濃重的湖南口音，戴一付深度的近視眼鏡，道貌岸然，青年托派稱他為「孔夫子」。長期以來，他沒有甚麼業績，又一直在陳獨秀身邊，自然相形見絀，給人的印象是低能又高傲自大。在莫斯科看了一本布哈林寫的《共產主義ABC》，就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自居，認為「搞革命還得靠我們這些老幹部，這些小孩子只有讓他們自生自滅」。[48]這種觀點與陳獨秀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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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時期，彭被黨內同志視為陳獨秀指揮下的「第一把小提琴」，忠實執行陳獨秀路線（實為史太林路線），並處處挾陳自重。「老先生的意見同我一致」，是他的口頭禪。而且在中央常委會議上，幾乎每次陳獨秀發表意見後，他都要替陳做註解，長篇大論地為陳找根據，話說得既長，又空洞，使與會者十分不耐煩，而他卻還洋洋自得，很不自覺。有時還狂妄地認為，中國共產黨領袖除了陳獨秀以外就是他，宣稱中央常務委員會四人（本為五人，蔡和森在1925年10月去莫斯科當中共駐國際代表）中，「瞿秋白是高等技術人才，張國燾是高等事務人才」。言下之意，惟有他是「高等政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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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失敗後，彭參加了沒有陳獨秀的「陳獨秀派」活動，為恢復陳獨秀在黨內的地位以恢復自己昔日的地位而奮鬥，結果失敗。與陳一起轉向托派並另成立組織以後，又重燃起他的領袖慾之火。他一面愈加抓緊陳獨秀，利用當時白色恐怖下地下工作的紀律，藉口保護陳，控制陳的行蹤和住址。當時國民政府「懸賞萬金緝拿」陳獨秀，陳與共產黨決裂後，從原址老靶子路搬到提籃橋居住，但不把新地址告訴除彭之外任何人。別人要與陳獨秀聯繫，包括給陳閱讀托洛斯基文件，都要通過彭。所以，大家又都把他視為陳的「總理」。他依然認為，必須依靠陳才能恢復自己的領袖地位。另一方面，又竭力利用往日在黨內的地位和關係，把一些支部和黨員拉入托派，以擴大在托派內部的組織基礎。陳獨秀由於特殊身份、地位和處境，很少做具體的組織工作。這樣，彭很快就掌握了「無產者社」中的多數。在常委中，除了陳獨秀、尹寬和何資深外，馬玉夫、杜培之、羅世凡、吳季嚴等，都是他的人。因此，他就對陳和其他人搞封鎖，操縱托陳派的某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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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對彭述之的評論，都是青年托派和以後托派少數派的看法。雖然也是事實，但公平地說，彭述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以後又一直是托派多數派的領袖，1948年流亡國外，歷盡艱險，到巴黎成為第四國際書記處成員，並寫下大量論著，說明絕非庸碌之輩，而是有較高理論水準、政治經驗和組織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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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派統一問題上，彭述之主張以「無產者社」為中心，這是違反托洛斯基來信指示平等原則的，其他三派也當然不能接受。於是，他就背着陳獨秀指揮「無產者社」參加協議委員會的兩位代表馬玉夫和吳季嚴，千方百計延宕和破壞統一，提出要對過去政治原則和策略上一切分歧「分清誰是誰非」，其他三派要檢討和放棄過去攻擊陳獨秀「機會主義」的錯誤成見之後，才能夠談組織上的統一，並且列出了「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中共最初加入國民黨是否正確」、「中東路問題上的誤國政策」、「在反革命階段中資產階級內部戰爭與其政權穩定」、「國民會議」、「農民問題（包括『紅軍』、『蘇維埃』、『農民協會』及農村中的武裝鬥爭與經濟鬥爭等）」、「經濟復興與階級鬥爭」等一系列要討論統一認識的問題。還強調「這次統一，必須求得政治原則上的完全一致，同時此種原則上的一致，絕不能僅限於各派的上層分子，必須普及於各派下層群眾。換言之，這次的統一，必須建立於政治原則上的完全一致，與群眾的完全一致上面」。同時，在組織上，他們還要檢討「過去『十月社』與『我們的話』的分裂，以及後來梁幹喬等所領導的一部分同志與區芳等所領導的一部分同志的分裂問題」。[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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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苛刻的條件，自然激起了其他三派的強烈不滿，致使協議工作又受到阻礙。而他們在「無產者社」內部，卻說是其他三派沒有統一的誠意，使陳獨秀等關心統一的人感到心灰意冷。尹寬從青年托派那裏瞭解到彭述之操縱馬玉夫、吳季嚴阻撓托派統一協議的真相後，報告了陳獨秀。陳於是出來做促進統一的工作。因為他是真誠希望統一的，厭惡過去出於「派別成見」的爭論，更鄙視在組織內搞陰謀詭計。於是他連續發表文章和書信，企圖扭轉形勢。1930年12月15日，他讀了最早起來批判他、分歧意見最多而看了托洛斯基及托派國際來信有所進步的劉仁靜寫給他的兩封信及四篇文章後，回信明確表示：「統觀你的信和文章，固然有些見解我不能贊同，但在每篇文字中，都感覺到你有可驚的進步，至為欣慰」；「我們過去的爭論，本來不十分重要，我以為只要大家理論水準稍稍增高，便自然冰釋，犯不着把我們中間咬文嚼字的爭論來代替對史大林派的鬥爭。就是需要爭論，也必須大家屏除成見才有結果，否則徒增糾紛而已，所以我始終取了沉默的態度。現在你也認為過去的爭論有些是『基於誤會』，『有些是說法不同，現在沒有一點政治上的意義』。我以為現在到了稍加解釋作一結束的時機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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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寬，原名王競博，參與陳獨秀、彭述之等組織中國托洛茨基派小團體《無產者社》，出版《無產者》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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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陳獨秀起先採取的態度有點像托洛斯基的和稀泥的態度，如尹寬所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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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甫同志在內部生活中所採取的態度，據我看是『人人可與為善』的態度，因為他自己是真心為着革命，他也要求『我們大家都好好來幹』」；「仲甫同志很少注重黨內傾向的鬥爭及各個人的根本的一貫的立場，在一切問題的討論上，他仿佛不求把各個人的根本觀點弄明白，而務要做出各人的意見『相關不遠』的結論。」對此，尹寬評論說：「在他也許認為這是避免糾紛，殊不知這正是培養後來的積重難返的糾紛。」[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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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是接受了尹寬的這種批評和建議，1931年1月，陳獨秀召集「無產者社」開了一次會，通過了《接受國際委員會來信之共同意見——無產者社的提案》。《提案》極其誠懇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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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們各派個人過去對於左派反對派根本原則的解釋和目前政治問題的觀察，確有一些不正確的意見。但這些不正確的意見都是初期一些不成熟的意見，無論如何不能使我們提這些零碎的不成熟的意見來找出某一派或某一具有根本不同的傾向，做為分裂的理由。關於這種不成熟的意見，各派之間也許可以不分孰多孰少或孰輕孰重，但這是不必要的。因此我們應取消「算舊賬」的精神及要求他派承認錯誤的辦法。過去的錯誤只有在現在尚可成為問題的情形之下，才有重新提出之必要。一切討論都必須從積極方面，拋棄成見，注重於問題本身之得到正確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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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提案》最可注意的是特別強調當時中共危機造成的機會。在當時（1931年1月）中共第二次左傾路線破產，第三次即王明左傾路線在共產國際東方書記處書記米夫支持下非法上台、因而造成黨內極度混亂的情勢下，特別強調托派小組織迅速統一的重要性，以代替中共對中國革命的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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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正是正式黨的領導陷於破產，黨內同志及一切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都感覺無出路的時候，雖然反對派政治路線已一天一天的由事實證明其正確，但反對派的四分五裂，已喪失群眾的同情。這就絕對需要我們各派屏除不必要的紛爭，迅速統一起來以集中力量並建立反對派在群眾中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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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實在的，當時形勢的確為托派代替中共提供了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良機，但是，正如1920–1922年「國民黨正在死亡」（孫中山語）時，共產黨還未壯大而不能代替一樣，托派也錯過了這次良機。所不同的是，共產黨以後還有機會，而托派則因其綱領的極左錯誤及組織的始終弱小的分裂狀態，卻永遠沒有機會了。這是以後要敘述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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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提案》提議：「以最簡捷了當的手續，完成統一工作：用共同起草的統一的綱領，由四派代表簽字公佈出來，即根據此共同簽字的綱領，依照各派比例的人數，召集統一大會。」並具體提議協委的工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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