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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托派小組織卻在托洛斯基及其臨時國際的指導下，克服混亂，逐步走向統一。首先表現在對中共左傾路線的批判上，1931年1月21日，先是陳獨秀在《無產者》上發表〈國際路線與中國黨〉，指出：「國際現在的路線和所謂『李立三路線』並沒有甚麼原則上的不同，和他自己以前的路線也根本沒有兩樣」；「站在盲動的國際路線上反對盲動的立三路線和三中全會的『調和主義』……只有使黨比立三時代更加混亂無出路。」[73]隨後，「我們的話派」終於放棄類似立三路線那樣的左傾觀點，1931年3月，各派討論後，同意陳獨秀撰寫的《告全黨同志書——立三路線與國際領導的破產》長篇宣言，以「中國左派反對派統一協議委員會」的名義散發。[74]這是當時中共黨內的正義力量受到共產國際和王明集團嚴重壓制的情況下，成為系統批判共產國際在中國不斷作惡的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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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一開頭就揭破當時國際的王明集團散佈的一個謊言，指出「四中全會在組織上完成了巨大的變化，直接在米夫領導下的陳韶玉（即王明——引者）小組織取得了黨的最高領導機關……黨已在組織上及在政治上克服了一切危機，走上了正確的道路」，實際上是「完成了黨的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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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原名陳紹禹，又名陳紹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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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在逐條對比李立三的錯誤與共產國際決議與指示後明確指出：李立三這條「反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的製作人，是共產國際自己」。這次與以往反對陳獨秀、瞿秋白的路線一樣，為了保住共產國際的「面子」，立三路線「只是作了國際路線的替身，與一九二七年在二十四小時內宣佈中共中央的模範領袖為孟什維克，作了史太林、布哈林的替身，並無二致」。「我們有權利向全體黨員同志宣佈：共產國際宣佈『立三路線』，完全是為了掩飾自己的破產；『立三路線』的錯誤，根本就是共產國際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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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宣言》在論述國際與中共的路線錯誤時，卻完全從他們托派、特別是陳獨秀的「反紅軍」的觀點出發。陳獨秀的思想邏輯很簡單：工人加暴動，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農民加暴動，是機會主義的。前者，俄國的十月革命似乎有點像，但是，十月革命後幾十年執行的史太林式的「無產階級專政」，除了個人獨裁以外，哪裏有一點「工人」的味道？哪裏有一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味道？至於說到中國，由於工業的極度落後，像歐洲和俄國那樣的有組織的工人階級，根本沒有，農民卻有幾千年「造反」的傳統。所以，綜觀中外所謂革命的歷史，實際上是一部分知識份子利用和組織一部分工人或農民奪取政權的歷史，而一旦出現有利形勢奪取了政權，只是重複歷史上的任何一次變遷一樣，只是養肥了另一個官僚主義集團，廣大工人、農民能得到多少利益，是微乎其微的。於是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矛盾，又逐漸尖銳起來，醞釀下一場的「革命」。如此循環往復而已。所以，陳獨秀以上對共產國際和中共路線的批判，雖然不乏「為工人謀福利」的真誠目的，但卻是十足的書生意氣，可悲的教條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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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挽救中國革命的出路在哪裏呢？《宣言》開出的藥方，就是托派的國民會議運動，要求召開「普遍平等不記名投票直接選舉的國民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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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最後強調：「現在改造黨的政策及黨制已成了刻不容緩的任務了」。為此提出以下四條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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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規定日期召集全黨的代表大會，對於政策及黨制加以根本改變——必須完全採取左派反對派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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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大會之前，把一切重要問題在一切會議上及機關報紙上發動黨員群眾之討論，不能拿任何罪狀作開除的理由，以保護討論的正確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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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切事實及經驗證明左派反對派路線的完全正確，沒有理由把我們排斥於黨外，我們應當選舉代表參加大會，並且在會上討論左派反對派恢復黨籍問題，使我們得立刻回到黨內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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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佈歷來為領導機關隱藏的左派反對派文件，及對於大會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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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宣言》，充分說明陳獨秀及中國托派對於當時替代中共抱着極大而迫切希望，也暴露了他們嚴重低估了中共自我克服危機的能力。就陳獨秀個人來說，不能不說是一次重大失誤。真所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由於他已經走上了托派之路，這是必然的結果。從現在看來，這個宣言和最後的四條建議，是多麼的天真、浪漫和荒唐。但是，在當時，陳獨秀和托派卻是多麼莊重和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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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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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選托派中央書記處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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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派四個小組織「協議委員會」的工作，正是在中共立三路線破產、王明集團奪權，極度混亂，被托派認為即將瓦解、將被替代的情況下，再加托洛斯基和陳獨秀的積極推動，終於順利進行的。主要的工作是起草統一大會的文件，協商結果：中國托派綱領和《土地問題決議案》（草案）改由陳獨秀起草，綱領名為《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綱領》。此綱領，為了避免爭論，是以托洛斯基為中國托派起草的政綱為藍本的，內容分五部分：（一）過渡時期中反對派之總任務；（二）中國革命失敗的教訓；（三）「過渡時期與我們的策略」；（四）中國革命的前途；（五）共產主義運動的分派及反對派目前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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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容上，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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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領》竟然聲稱：「中國共產黨差不多一走上鬥爭的舞台就在機會主義領導之下。」這種文字出自曾主持創建中共、並擔任第一至第五屆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的陳獨秀之手，殊屬驚人。再次表現出他愛走極端的思想方法。其實，在1926年以前，中共的發展基本上是成功的，為1949年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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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領》規定托派對中共的策略是：「它絕不與共產黨的活動隔絕，它在每個問題中採取它的態度，它在示威罷工等鬥爭中無情的批評正式黨領導之政策的錯誤，並以它自己的信仰，不對正式領導作任何讓步。」——這就規定了托派始終是中共反對派（反對黨）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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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領》根據大革命失敗的經驗，「鄭重宣言」：「無論何時和無論在何種條件之下，無產階級的政黨均不能加入別一階級的政黨或同別階級混合組織。無產階級政黨之絕對獨立，是共產主義政策之基本和先決的條件。」從內容上說，這一條對於共產黨無疑是正確的。可悲的是，對於極左性質的托派來說，在後來的實踐中，被引伸為拒絕與任何別的政黨、團體建立聯合戰線。而當革命形勢到來時，陳獨秀主張建立這種聯合戰線時，卻被托派中的其他勢力所抵制。所以，《綱領》中的這條規定，從根本上決定了托派永遠自我孤立，永遠沒有發展，因此也永遠沒有勝利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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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領》對於「紅軍」問題，吸收了青年托派的意見，說法全面了一些，但基本上保留了陳獨秀原來的觀點，說它「是中國革命具有內心勢力和廣大可能性之證明」，但又斷定，「在工業中心城市消沉之下，沒有勝利的機運」，「企圖依靠鄉村的遊擊隊來組織紅軍並創立蘇維埃政府，以對抗國民黨的統治，這是官僚主義冒險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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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資產階級革命性的估計以及與其建立聯合戰線，對待「紅軍——農村武裝割據」道路的態度，這兩個問題上的根本對立，可以說是托派與中共的根本對立。二者以後的歷史，也是圍繞這兩大對立展開的。所以，這兩大對立，最鮮明地顯示出中國托派與中共是怎樣劃清界線的，而二者的前途為甚麼那樣的大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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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避免爭論，在革命性質、國民會議等問題上，《綱領》都引用了托洛斯基的原話。所以，這個綱領實際上是四派小組織在托洛斯基的壓力下，互相妥協的產物，也是經過七、八個月激烈爭論、誰也說服不了誰後的妥協。如陳獨秀在後來一篇文章中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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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統一綱領起草時，所謂「中國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問題，又由另外幾個同志提將出來；經過好些爭論，始終並未曾得到很明確的解決，尤其是在堅持此種意見的幾個同志的意念中。他們只最後讓步到這樣說法：將來的革命固然會由民主主義鬥爭開始，然而經濟的發展也會由社會主義開始。他們忘記了經濟發展不是一件神速的事，如此只有把第三次革命推遲到較遠的將來。[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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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綱領》在1931年5月1日統一大會上順利地通過。有人回憶在統一大會上，各派對這些問題「發生了爭論」，[76]不是事實，顯然把協議委員會時期的爭論放到統一大會上去了。但是，陳獨秀與其他托派在革命性質上的分歧埋伏了下來，造成了以後托派思想上的分裂和陳獨秀領導工作的癱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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