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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大會在1931年5月1至3日秘密舉行三天。由於陳獨秀等較具實力，大會的籌備（會場和經費）由「無產者社」「獨力承擔」。[77]會場佈置，由該社秘書長何資深具體執行。陳獨秀的好友和崇拜者李仲山拿出一件猞猁皮大衣，典當得二百多元，解決了大會經費問題。他們在上海偏僻的大連灣路租了一幢石庫門房子，讓王茨槐帶着妻子、女兒住進，掩護開會。這些措施事先都絕對保密，開會當天，代表到達時才知道。王茨槐原是中共黨員，鐵路工人，轉向托陳派後，任「無產者社」法南區委委員。大會採取嚴密的保密安全措施：除了陳獨秀一人之外，所有代表都住在會場內，開完會之後才能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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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派代表名額的產生關係到統一後托派中各派的利益分配，曾經發生激烈的爭鬥。後來妥協下來：20人出1名代表，由各派自己推選。「我們的話派」定為140人，代表7名：梁幹喬、陳亦謀、宋敬修、張九等香港四位工人代表。「無產者社」定為100人，代表5名：陳獨秀、鄭超麟、江常師、蔣振東、王茨槐。在推選這五人代表時，曾發生激烈鬥爭。由於在統一協議過程中，尹寬與彭述之尖銳對立產生的矛盾，原來兩人都不做代表。彭的勢力畢竟很大，據鄭超麟回憶，開會後臨時加了一個代表彭述之，第二天才參加大會。曾為「無產者社」及這次統一立過很大功勞的尹寬只得飲恨落選。陳獨秀是一個講原則、顧大局而在非原則問題上能妥協和寬容的人，沒有因為尹寬與自己觀點相同，而硬把他拉進代表中來。「十月社」定為80人，代表4名：王文元、羅漢、宋逢春、濮德志。「戰鬥社」40人，代表2名：趙濟、來燕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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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頭兩天討論和修改協議委員會提供的各項文件。開幕時陳獨秀致詞，接着做了一個政治報告。由於在一年多的爭鬥和協議中，各派的意見已經說盡，統一又顯得那麼迫切，所以，除了《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綱領》以外，大會上還順利地通過了「協議委員會」提供的以下幾個文件，尹寬起草的《職工運動提綱》、梁幹喬起草的《組織問題決議案》、王文元起草的《國民會議問題提綱》。在會後油印的這些大會文件最後一行都注明：「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統一大會通過。」但是，由於在紅軍問題上尚有思想分歧，派性一時也不能完全根除，於是，在討論陳獨秀起草的另一個文件《中國土地問題決議草案》時，沒有通過。在該「草案」最後印了這樣一行字：「一九三一年五月統一大會決議，交特別委員會繼續討論。」[78]據宋逢春說：由於該草案中仍有稱紅軍為「土匪」的意思，所以青年托派三派代表串連後，決定搞一下「老先生」，不予通過。[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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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決定中國托派的正式名稱，仍沿用「無產者社」用的名稱，即「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以示他們仍是共產國際及中共內部的一派，而不是有人說的「中國共產主義同盟」——那個名稱到1935年才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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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選舉了全國「執行委員會」十三名（其中包括九個正式委員和四個候補委員），正式委員是：陳獨秀（書記處書記）、陳亦謀（組織部主任）、鄭超麟（宣傳部主任）、王文元（黨報主編）、宋逢春（書記處秘書）、羅漢、張九（香港工人）、彭述之、濮德志等。前五人相當於「常委」組成「書記處」。大概組織還太小，沒有自稱「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書記處」。這個名單，根據王文元、鄭超麟、濮德志三人回憶綜合而成。各人回憶互有出入，鄭超麟說委員中沒有羅漢，候補委員中有彭述之和宋敬修；還有一個委員區芳在獄中。後來，流亡在英國的王文元，從美國胡佛圖書館1980年公佈的托洛斯基檔案[80]中，發現當年統一大會時發給托氏的電報[81]上，有書記處五人的簽名，所以，前五名「書記處」的名單是可以確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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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托派組織統一後陳為首的五人書記處致托洛斯基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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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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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派四分五裂，走上顛撲無盡的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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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全國托派人數約500人，主要在上海；其組織仿效中共的系統，設滬東、閘北兼滬中、滬西、法南（法租界和滬南）四個區委。另有北平為中心的華北區委和以香港為中心的華南區委。華南區委的特點是帝國主義企業中洋人資本家與中國工人的矛盾尖銳，因此主要在工人中活動。北平的學校較多，華北區委主要在大學中活動。這就是陳獨秀書記領導下的全部組織和人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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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變成「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書記處書記，又一次表現了陳獨秀性格的多變和思想的活躍——決不為任何信仰所拘囚，一切以他的感覺而轉移，並且自以為是為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奮鬥！正如他在統一大會閉幕詞中激情滿懷的說：「中國人民正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一天也不能忘記，他們在期待我們，我們應擔當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82]5月9日還給托洛斯基拍去一份電報，喜氣洋洋地告訴他：「中國反對派的統一引起了反動派的注意，也引起了工人大眾的注意。我們相信，在國際左派反對派的領導下，它定能完成它偉大的歷史任務。」[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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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於他們中的不少人並不具有像陳獨秀、鄭超麟、王文元那樣純真的信仰和為人民利益而鬥爭的品質；統一又是在外部壓力下妥協和湊合的產物，再加上組織上主張黨內派別活動的合法存在和自由活動，所以，這個組織缺乏起碼的組織性和紀律性，也就缺乏凝聚力。這樣的組織本來就經不起任何鬥爭的考驗，更何況他們還處在當時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統治最強大、最嚴厲的中心城市，曾經相當強大的中國共產黨都不得不退出這些城市。於是，當「執行委員會」躊躇滿志地開始為他們的「歷史任務」而工作時，背叛、瓦解、破敗的危機，一個又一個地襲來，把他們置於難以招架的境地，開始了他們永無休止的苦難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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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在執行委員會中，青年托派委員對陳獨秀還是不買帳，開會時經常吵架。由於陳獨秀寫過攻擊紅軍是「土匪」的文章，這是他們唯一抓得住的把柄（連托洛斯基也站在他們的一邊），統一大會上又未通過陳起草的土地問題決議案，所以，大家對他寫的文章不放心。認為陳已經是大家的「書記」了，外面會把他的觀點視為整個組織的觀點，因此要求他寫的文章，最好讓大家看看，同意後再發表。陳獨秀對此大發脾氣，說：「文章像人一樣，要有個性。大家同意，就沒有個性了，還寫甚麼文章！」[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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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組織上，托派的致命弱點是它的無窮的分裂，始終沒有真正的統一。統一大會後，先是曾為統一作出過較大貢獻的尹寬，由於受到「無產者社」內部彭述之為首一幫人的排斥，連大會代表都沒有當上，成為繼劉仁靜後又一個托派「邊緣人物」。於是，他利用原來的關係，首先糾集幾個人，控制了幾個支部，進行反對「中央」的活動。而馬玉夫這個為「無產者社」的成立立過汗馬功勞的人，自以為是當然的「中央委員」。但是，先是被撤「協委」代表，十分不滿，憤而退出「無產者社」領導班子；繼又未當上大會代表，更未當上「中央委員」。於是，壞事做絕，竟到國民黨龍華警備司令部告密，企圖一下子置新生的托派組織於死命，致使統一大會後還不到一個月——1931年5月23日，托派（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機關即遭破壞，除陳獨秀、彭述之、羅漢外，其他委員全被逮捕。五個常委，捕去四個，整個組織陷於癱瘓。陳雖然因馬玉夫不知道他的住址而倖免逮捕，但這一背叛引起他的極大震動和痛苦，頗有寇准錯用丁渭之悔，哀歎：「我不識人！」陳常有感情用事之時，他見馬玉夫平時作風流里流氣，還自稱是「工人代表」，就對人說：「搞革命，當領導人，還是知識份子，工人不懂！」[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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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觀察一個人的品質，套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而衍生的出身成份論，根本是唯心主義的。當時托派和共產黨內部都有唯成份論的影響。中共「六大」，受布哈林的指使，選了一個工人出身的向忠發當總書記，實際卻是個擺設，實權卻掌握在知識份子、職業革命家李立三手中。托派因為寄希望於唯一的城市工人運動，更強調工人出身這個「教條」。但是，托派的全部歷史表明，中國的「工人階級」並不接受他們的革命綱領和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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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走到另一極端，搞革命要靠知識份子。「知識份子」又怎樣呢？其實馬玉夫也不是甚麼工人，梁幹喬等人的背叛，更否定了陳獨秀的說法。以中國托派「元老」自居的梁幹喬，自認為是統一組織後當然的「中央委員」，但在「我們的話派」中的表現，使他聲名狼藉，徒然代表最大的一派參加協議委員會參加統一大會，最後卻落選，甚麼也不是。於是，惱羞成怒，與陸一淵等四人以黃埔同學的身份投靠戴笠。當時戴正奉蔣介石之命，籌建「軍統」前身「復興社特務處」。於是，梁就與戴等人結成「十人團」，並被稱為復興社的「十三太保」之一，成為軍統特務組織最早的骨幹。[86]給國民黨的第一份禮物，就是發表反共聲明：聲稱共產主義不符合中國國情。他說參加托派統一大會後，「沒有看見一種鮮明的足為建立健全無產階級政黨的要素，因此感到『懷疑』和『失望』」；[87]陸一淵則說：「中國工人群眾在資本主義下尚未孕育成無產階級意識，社會主義的政治要求絕對引不起他們的興趣。」[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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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不承認開局失敗，不像共產黨那樣退出城市，轉向農村，而是堅持在城市鬥爭。於是他着手重整托派事業，吸收尹寬、宋敬修、蔣振東等人加入中央常委，但到8月，又遭打擊。一天，尹寬受陳獨秀之托召集會議於上海英租界振華旅館，以中央組織部長身份代陳主持會議。是夜，與會者又全體被捕。就這樣，「陳獨秀想收拾殘局，重振旗鼓，但很長時間也收不攏來」。[89]所謂「中央常委」，一直只有他和彭述之二、三個人。即使如此，陳獨秀與彭述之之間也團結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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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派小組織協議統一期間，由於陳獨秀採取堅決措施制止了彭述之企圖破壞統一的行動，1924年以來兩人親密合作的關係破裂，連私人間的友誼也不存在了。陳獨秀是個性情中人，喜怒形於色，而彭述之是內向人，人稱「孔老夫子」，城府很深。這樣兩個人，一旦破裂，就不會像陳獨秀與胡適、陳獨秀與章士釗那樣——曾經肝膽相照，政治上決裂後，還有久遠的私人友誼。陳與彭在政治上幾乎沒有分歧，就是在個人作風和氣質上，二人難以容忍。如鄭超麟說：「陳獨秀是富於意氣的人，他容易信任人，容易過分估量所信任的人的價值，可是對這人失望之後又容易走到另一極端去。」從此，他對於彭述之的厭惡恰好同過去的信任一般，流於過火。當時何資深議論彭述之，說他是個「紙老虎」，表面張牙舞爪，在「無產者社」中勢力很大，戳穿之後，空無所有。陳獨秀則說：「不是紙老虎，是爛西瓜。紙老虎裏面不過是空無所有而已，爛西瓜表面很好看，剖開之後噴出一陣惡臭。」[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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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無產者社」期間，「常委」開會幾乎每次都吵架，而且吵得很激烈，成為「烏煙瘴氣」的污染源。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統一實現、「無產者社」自然消亡時為止。可是，二人之間的惡劣關係，卻並未因此結束，而是帶進新時期、新領域中來，繼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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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陳獨秀有決定意義的推動下，協議委員會終於停止爭吵，達成協議，決定各派組織開統一大會時，彭述之卻揚言「代表下層反對上層勾結」，繼續反對統一。陳獨秀諷刺說：「別人代表下層還可以說，你彭述之代表下層就有點不象了。」代表大會召開前夕，彭述之因未當上代表，給陳獨秀寫了一封長信，斥責這次「統一」是「虛偽的」，「無聊的」。他「誓死不承認」。陳讀信後十分氣憤。然後，在臨開會時，彭述之又被補選上代表，參加了大會，並在選舉時，當上了「候補委員」。所以，5月5日，執行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時，陳獨秀當場拿出彭的信來給大家看，並當面責問他：「今天還認為此次統一是虛偽的、無聊的等等嗎！」問得彭述之「滿臉通紅，一句話也說不出來」。[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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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就是這樣的人，在這種場合，一點面子也不給別人，像過去對待沈尹默那樣。於是，在托派中央連續遭到鎮壓，只剩下他們二、三個人的情況下，更是冤家路窄了。二人又常常爭吵，因為陳的涵養沒有彭好，往往吵得拂袖而去，不歡而散。有一次，陳獨秀又發火了，他穿起長衫，高聲大叫：我不願和你們這些資產階級在一起爭論，我不要甚麼群眾，不要你們；我幹我的，你們幹你們的好了，說着就走了。大家跑去拉他他也不管。彭述之就對大家說：「他就是這種脾氣，過去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會議，也是如此。他這種家長式的作風，是永遠也改不了的。」[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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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的矛盾，後來終於發展到政治路線上的分歧。因為，晚年陳獨秀因為拋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竭力推崇「民主主義」和贊成國共合作抗日的統一戰線，彭述之控制的托派中央又罵陳是「老機會主義」，曾一度要開除他。陳去世時，彭寫的悼念文章，還罵他「晚節不保」。這是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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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民黨強大勢力的絕對打壓下，托派組織四分五裂、日漸衰敗。陳獨秀不消極，不退縮，仍努力維持托派中央的工作。但在大革命失敗初期表現出來的對形勢的清醒估計卻明顯的消減了。這其中自然有與中共「農村割據」「對着幹」的因素，也有對共產主義革命歐洲模式教條主義的執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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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由於書記處中負責主編機關報的王文元入獄，1931年9月5日，陳獨秀便親自創辦了托派中央機關報《火花》，顯然表示了「星火燎原」的嚮往；12月，又創辦了托派內部理論機關報《校內生活》。托派把他們的組織視為一座「學校」，注重於學習和宣傳，而且其主流始終沒有走出這個領域。這兩個刊物都是油印的。可見經濟困難，比《無產者》時期還嚴重。據當時擔任《火花》刻印工的曾猛說：他的住房（又是工作間）的房租、伙食費，以及臘紙、油墨、紙張等的費用，「都是由陳獨秀一人負擔」[93]如像主編《新青年》或後來的中共中央機關報《嚮導》一樣，在這兩個刊物上，每期的重要文章都由陳獨秀署名撰寫，還有他以「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執行委員會」、「常委」名義起草發表的宣言、決議、通告之類的托派文件；它們以傳單的形式廣為散發，頑強地表現托派組織在中國的存在和在政治方面特殊的影響，企圖引起國民黨、共產黨和社會各界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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