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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71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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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曾猛：〈關於《火花》的情況〉，1951年4月23日，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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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火花》，第1卷，第1期，1931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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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火花》，第1卷，第2期，1931年9月28日，手刻油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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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當時是托派北方區委領導人，在論戰中著有《中國經濟研究》一書，是代表托派一方與中共對立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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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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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十五 反蔣抗日的旗手（1931–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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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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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抗日「持久戰」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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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派統一頑強地為「國民會議」而奮鬥的時候，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救國」成了當務之急，但陳獨秀的觀點是要「救國」必須更要「民主」而不是「救亡壓倒民主」。這是他從「五四」運動後的歷史經驗中總結出的反傳統觀念。但在宣傳和鬥爭上，畢竟要作一些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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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陳獨秀來說，這個「調整」是很容易的。由於國民政府起初對日本侵略推行「不抵抗」政策，托派就很自然把反蔣與反日結合起來，也就很自然地把反獨裁的「民主」與反侵略的「救國」結合起來，實行「反蔣抗日」。全國抗日民主運動在第二年「一・二八」抗戰中發展到高潮。在這個運動的鼓舞下，陳獨秀興奮異常，鬥志昂揚，以為「等待」、「期盼」的革命時期終於來到了。於是奔走呐喊，奮筆疾書，發表了一系列文章，特別以「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名義起草了一篇篇政治宣言，積極參加到政治生活中來。據現在收集到的不完全的資料統計：1931年9月至1932年7月，他在《火花》、《校內生活》、《熱潮》雜誌及傳單上，以個人或以托派組織的名義發表的文章、宣言、決議和書信等達64篇之多。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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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24日「九．一八」事變後，立即以「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執行委員會」名義，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滿洲告民眾書》，[1]號召像「五卅」運動那樣，建立反日聯合戰線，「立刻自動組織各地方國民會議預備會，領導反日鬥爭和準備普選的全國國民會議之召集！」「反對屠殺農民和對日取不抵抗主義的國民黨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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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變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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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撰寫《抗日救國與赤化》一文，[2]針對國民政府駐美大使顏惠慶講話，抨擊國民黨對於日本侵略的「不抵抗」和「力持鎮靜」的政策，批評資產階級妄想的中間道路，鮮明地維護中共和托派以及蘇聯的「赤化」立場，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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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敢斷言：赤化是全中國最大多數工農勞苦人民所樂為的，不樂為者只是少數的軍閥、資本家和地主而已。」「全世界已經只有兩大營壘；一面是赤化的蘇聯，各國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和一切被壓迫被剝削的革命民眾；一面是反赤的帝國主義、各國資產階級及其政黨。此外所謂中間勢力，或者不存在，或者等於不存在」；「專就此次抗日救國運動這一具體問題而論，也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不怕赤化，由全國革命的工人、革命的農民、革命的兵士及一切革命的民眾結合起來，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府，在蘇聯及各國無產階級和一切被壓迫民眾援助之下，對日本帝國主義作持久殊死戰，以期獲得最後勝利；一是服從反赤化的國民黨政府之統一指揮，對日本帝國主義退讓，或求救於其他帝國主義，使中國不亡於日本即爪分於列強，此外沒有第三條道路。——這裏再次劃出一條線，把托派放在蘇聯和中共一邊，與帝國主義、國民黨、資產階級對立。他這時提出的抗日救國聯合戰線思想，包括「全國革命的工人、革命的農民、革命的兵士及一切革命的民眾」，不包括還沒有表現出抗日救國行動的資產階級。這些思想與當時中共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明顯表示出一種排斥中間派的左的傾向。與這篇文章同期發表的還有《對於現在的抗日救亡運動的最堅定的戰爭》，進一步闡發了武裝民眾進行抗日民族戰爭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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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日，撰寫《此次抗日救國運動的康莊大道》，[3]稱中國借助美國抵制日本侵略的政策是「以夷制夷」政策的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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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外交政策牽制某方面敵人，使有利於自己之鬥爭，有時固宜行之，然自己若沒有鬥爭之決心與實力，專依賴外交來以敵制敵，這不但是妄想，不但是奴性，直是引虎自衛，仰仗一面敵人之保護以拒絕另一面敵人的危險政策，菲律賓之依賴美國，朝鮮之依賴日本，便是弱小民族苦的經驗。害怕以民眾的革命勢力對付帝國主義，仍沿用前清「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即迎合美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野心，依賴美國帝國主義勢力來抵制日本帝國主義在滿洲的侵略。因此日本帝國主義遂亦急乘美國和英國遭遇空前的經濟危機無暇和它競爭以及中國政府消滅了民眾運動的機會……突然出兵佔領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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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抗日救國運動的康莊大道」是甚麼呢？陳獨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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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反日救國的運動中，只有「排貨」和「對日宣戰」這兩個主張，不但是多數民眾的意志，而且比較的正當。只有由工人和學生組織大規模的檢查隊，然後排貨運動才能收實效；殖民地或落後國家對帝國主義宣戰，和尋常兩國間的戰爭不同，這是一種革命戰爭，是需要革命的民眾武裝參加的……若沒有廣大武裝民眾持久的殊死戰，單靠國民黨政府一點脆弱的軍隊，不足予日本帝國主義軍隊之一擊。要實現民族革命戰爭，要獲得反帝國主義戰爭的勝利，只有中國第三次革命復興，以革命的民眾政權，代替反革命的國民黨政權，領導全國的革命民眾和兵士……和日本帝國主義作持久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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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提出建立抗日的「武裝民眾」及「持久戰」的思想，被後來的事實證明是正確的。托派抗日救國的主張是與中共基本上一致，在其宣言、文章中都是譴責國民黨「剿赤」和「屠殺農民」罪行，聲援中共的。但是，失去理智的，已經退出城市而又走上極左道路的中共中央，卻在機關報上連續發表文章大批特批上述兩篇文章，把真正的敵人放在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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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30日，《紅旗週報》第21、22期連續發表署名文章《是對日宣戰？還是民眾自動武裝起來驅逐日本帝國主義》、《滿洲事變中之取消派》、《陳獨秀的「康莊大道」》，批判上述陳獨秀及以托派中央名義發表的文章和宣言：「陳獨秀在『康莊大道』上做着第二個五卅運動的夢」；主張「工農商學聯合起來」是在「幻想第二個五卅的民族統一戰線」，「事實上是要和資產階級妥協，要引誘工人去投降資產階級，屈服於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和豪紳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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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對於陳獨秀及其領導的托派和中共來說，無論是建立沒有資產階級（和國民黨）參加的抗日聯合戰線也好，還是「民眾自動武裝抗日」也好，當時都是唱高調，沒有實現的可能。有諷刺意義的是，當1935年以後中共提出建立抗日聯合戰線，並最終以國共合作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立時，已經不做托派中央書記的陳獨秀卻表示擁護，而沒有陳獨秀的托派中央卻以上述中共那樣的態度竭力加以攻擊。由此表明，陳獨秀對於建立抗日聯合戰線的理念始終是一致的。前後大變的是中共，其次是失去了陳獨秀領導的托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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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其實雙方都在「空談」——唱高調。但陳獨秀在外敵入侵、民族危機的時刻畢竟表現出了「護共」、「和共」的誠意；後者卻不顧大義，專打「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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