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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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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熱潮》，推動抗日民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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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是一個講究實際而且富有鬥爭經驗的人。出任托派中央書記後，首先想到的是「五四運動」和「五卅運動」時，他憑一份《每週評論》和《熱血》小報，曾對運動的發展起過重要的作用。於是，在1931年12月5日創辦了鉛印的《熱潮》週刊。當時的托派中央機關報《火花》和《校內生活》還是手刻油印的月刊，可見他對《熱潮》傾注的熱情和寄予的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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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九・一八」後開始的各地學生赴京請願團第一次受到血腥鎮壓。先是富有愛國傳統的北大學生300余人在南京示威遊行，高呼「反對政府出賣東三省」、「打倒賣國政府」等口號，遭憲警鎮壓，185人被捕，1人被打死，33人受重傷；然後南京中央大學學生千餘人結隊至衛戍司令部要求放人，交涉代表反遭扣留，激起更大民憤。汪精衛改組派、國家主義派以及孫科、胡漢民等滬粵反蔣派乘機利用形勢，逼迫蔣介石在15日發表下野通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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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熱潮》發刊詞中，陳獨秀明確宣告托派要干預時局，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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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是兩種熱潮的世紀，一種是廣大的勞苦饑寒奴隸向一班寄生蟲算帳的熱潮，一種是幾十種被壓迫民族向帝國主義算帳的熱潮；這兩種熱潮，雖是時有起伏而不是一直高騰，其結局將無物能與之抵抗，特別是兩種熱潮之合流終要把全世界洗刷一新」；「今日正是中國民族的熱潮和帝國主義的兇焰開始決鬥時期，在這一次決鬥中，將是他們的兇焰薰涸我們的熱潮，還是我們的熱潮淹滅他們的兇焰，這就要看我們的努力了！」「本刊之發行，便是要為熱潮做一小小記錄，也要供給熱潮一點小小動力，或者為內外兇焰所毀滅，或者浮在熱潮中向前發展，這就是它的命運！」「我們相信，民眾的熱潮具有大炮飛機以上的力量；被壓迫民族能夠而且也只有拿這一力量來淹滅帝國主義的兇焰，淹滅它一切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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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擴大影響，《熱潮》在廣告啟事中稱「本刊為供給反帝熱潮動力而發行，舉凡工人團體、學生團體、一切民眾團體以及各地公眾圖書館、閱報室，欲置備本刊者，請開示詳細地址並備足郵資，本刊即按期贈閱一份」，並且還「招請外埠代銷人」。可見陳獨秀辦此刊物，雄心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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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自辦並主編的刊物。截止1932年1月23日，《熱潮》共出了七期。據當時應陳獨秀之邀經常以「胡年」筆名在上面發表文章的劉仁靜說，也就出了這麼幾期，「一・二八」抗戰後就停刊了。這七期刊物共發表評論文章48篇，其中陳獨秀以「頑石」、「三戶」為筆名發表的文章有12篇，而每期首篇都是「頑石」的文章。劉說，陳獨秀所以取「三戶」筆名，用的是「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這個典故，以示托派當時力量雖小，將來定能推翻國民黨龐大的統治機器，[4]可見其革命氣慨不減當年。此外每期還都有一組似匕首投槍類的「時事短評」，共102篇。劉說也都出自陳的手筆，別人寫不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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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在抗日民主運動中主編的《熱潮》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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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在《熱潮》上的文章主要涉及以下幾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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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聲討和譴責日本侵華罪行和英、美袒護日本、欺壓中國的行徑，主張「對日絕交」、「對日宣戰」。11月23日，國聯第三次會議通過日本代表芳澤提出的「派遣中立調查團」來華的提案，國人對此產生幻想，以為日本侵略東北事件可以得到公正的解決。陳獨秀立即發表文章《國聯第三次會議後的局勢》，指出「帝國主義強盜所組織的國際聯盟和美國，都是被壓迫民族的敵人，不是我們的朋友」；要人們放棄「美國是中國之友」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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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抨擊國民政府不抵抗政策和出賣民族利益。東北三省很快淪陷，中國駐國聯代表顧維鈞提出設立中立區國際共管天津等方案，消息傳出後政府怕激起民憤，放出空氣說是「日方向國聯的要求」。陳獨秀立即在12月12日出版的《熱潮》第二期封面上以醒目大標題形式提出《警告》：「大家還不醒覺嗎？！政府為避免和日軍衝突，不惜提出中立區和錦州撤兵這種賣國政策。」中日就「滿洲中立區問題」談判，陳獨秀又撰文抨擊：「犧牲東北的政策實現了！」「城下之盟實現了！」[5]並號召國人自動起來，武裝抗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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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於12月10日，又以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執行委員會的名義發表《為日帝國主義侵佔滿洲第二次告民眾書》，指出：「國民黨政府絕不能且不願抵抗日帝國主義的暴行……」、「國際聯盟和美國都不能幫助中國，只能扶強抑弱幫助日本壓迫中國，乘機奪利。」宣言認為，「滿洲事件發展已走到一個轉變點了，一個極嚴重的危急關頭了！」現在擺在全國民眾面前的只有兩條路：「或是為國民黨所謂『反動分子』、『赤化』所嚇倒而跟着它投降帝國主義，準備作『亡國奴』」，或是直接的徹底的抵抗日帝國主義，以至推翻一切帝國主義的壓迫，中間道路是沒有的。「但要走上第二條路，首先必須堅決反對國民黨政府的投降政策堅決抵抗國民黨政府對反日運動的一切壓迫，以至根本推翻國民黨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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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表現出「反蔣抗日」——「抗日必須先推翻國民黨政府」的強烈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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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反動統治之存在，不但是日帝國主義此次兇殘地進攻中國和堅持強硬態度之唯一原因，不但是國聯和美國此次對日妥協、夥同壓迫中國之重要原因，而且是繼續阻礙中國民眾抵抗日帝國主義之唯一障礙物；此障礙物不掃除，在中國任何反帝國主義的運動都不會有甚麼真正效果的。民眾現在應該有明確的認識：抵抗國民黨政府乃是抵抗日帝國主義之前提！[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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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是「攘外必先安內」，中共和托派是「抗日必先反蔣」。雙方都把民族共同的敵人、最大的危險放在一邊，熱衷於打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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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2月15日，蔣介石下野，汪精衛聲言「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有人寫文章歡呼「接觸到民主政治的曙光」。陳獨秀指出：在對日避戰求和和偷安政策和對民眾反日運動的高壓手段上，「汪精衛政府和蔣介石政府將沒有甚麼不同。」[8]果然，震驚全國的「一二・一七血案」發生。當時先後到南京請願示威的，有平津京濟蘇皖各地學生萬餘人。12月15日，上海學生到國民黨中央黨部請願，當時中央委員正在開會，推代理行政院長陳銘樞和蔡元培接見，「大致其訓詞，答非所問，並嚴詞詰責學生，一時群情憤激」，有人打了陳、蔡。當場逮捕學生11人（有的說70餘人）。次日，《中央日報》稱學生為「無理搗亂」，一時群情憤怒，無可遏制。17日，各地在京學生萬餘人整隊赴中央黨部質問《中央日報》記載不實和要求釋放被捕學生。黨部閉門不納，學生砸毀大門黨徽，逕赴中央日報社，衝進報館，搗毀了部分設施。政府急派軍警前來鎮壓，傷30餘人，被刺刀戳傷者，血流滿地，慘不忍睹。更有上海學生楊桐恒死於刺刀之下，屍體被拋入報館門前河中。而河上有座珍珠橋，橋面狹窄，又有多人被擠踏落水。因此，「一二・一七血案」又稱「珍珠橋慘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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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案發生後第三天，《熱潮》即出版「一二・一七血案專號」。陳獨秀、彭述之（筆名「南冠」）、劉仁靜（筆名「胡年」）分別撰文。陳獨秀在文章中進一步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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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血案發生前二日，所謂「民主政治」的新政權之主腦人物汪精衛，已開始痛哭愛國青年是「少數不良分子」，欲假借對外問題以危害黨國，譬諸敗群之馬，「自無許其有存在之餘地」……不許其存在，自然便是屠殺！所以此次血案，便算是汪精衛所謂「民主政治」史上光榮的第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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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當時確有犧牲東北以阻止日本南下的企圖。日本利用蔣介石剿共而無暇「攘外」的機會，堅決向中國擴大侵略。蔣、日、共三者之間有着不可調和的矛盾。發展的結果，先是日本利用國共鬥爭，收漁利而佔領了中國東部半壁江山，掠奪中國無數財富；繼是共產黨利用日蔣矛盾，也收漁利而奪取中國政權。陳獨秀嚴格地以「黨內反對派」的原則行事的。對內，無情批判中共各種錯誤；對外，堅決維護共產黨利益。這與當時中共把「托陳取消派」當作「最危險的敵人」來打擊是完全不一樣的。在1932年10月陳獨秀被捕前很長一段時間內，國民黨和社會各界始終不明白托派與共產黨有何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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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導學生救亡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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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潮》每期都有報導和評論學生運動的文章。早在北京大學學生到南京示威時，陳獨秀就發表文章，警告「時局到了轉變點」：「政府如果不願公開的露骨的撕下欺騙人民的假面，只有退出國聯和對日開戰；如果繼續任國聯接受日本的要求，其勢必須對人民取高壓手段。站在人民方面，或站在帝國主義方面，它立須選擇其一，再不能在現狀之下含糊敷衍下去了」；人民方面也立須選擇：「或者是服從政府安心當亡國奴，或是起來用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血汗來決定自己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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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案發生後，國家主義派所領導的上海各大學教授抗日會，一面致電蔡元培，一面致電赴京示威學生，宣告「北平學生對外交部搗毀文件，又赴中央黨部毆擊蔡陳兩先生，本會……對於此類不辨是非利害之舉動，認為不當」。同是國家主義派所組織的上海市教育界救國會也發出《勸告學生復課書》，認為錦州中立，天津共管「暫時或不至實現」，而蔣介石氏知國是難巨，急流勇退，通電辭職，「我青年學子，處此時機，當決然躍出漩渦，歸潔其身體，約束其思想，潛修其德業……勒馬峻阪，返動為靜」。於是，學生中一部分人產生了動搖和妥協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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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陳獨秀對初期的學生和平請願，既抱同情，又持否定態度，指出他們「聲勢似乎是很浩大，而在行動上還是學生孤軍獨戰，大多數民眾雖有奮起之可能，實際還並沒有起來；即學生運動雖已開始左傾，而到處仍不免表現出懦弱與妥協」。當學生搗毀國民黨黨部後，陳獨秀熱情地稱讚：「學生運動走出了『只問外交不問內政』的迷魂陣，由反日運動走到反國民黨，這本是運動發展之極自然的邏輯。」[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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