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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多篇文章中批駁當時國民黨反動派和一些保守派集中攻擊的學生「越軌行動」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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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愛國民眾反日救國的立場而言，學生搗毀國民黨黨部，喊出「打倒國民黨賣國政府」，因封存和沒收奸商的日貨而「侵犯私有制和干犯法律」等等「越軌行動」，都是「必要的」，「必需的」，應該大幹「越軌行動」；「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人類史上一切革命都是「越軌行動」。可以說，沒有「越軌行動」，便沒有人類進化。我們應該高聲大喊「越軌行動神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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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學生運動在自身的圈子中徘徊，尤其在遭到鎮壓而停滯不前時，陳獨秀又引導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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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政府示威，搗毀阻害反日運動的黨部，毆打妥協賣國的官僚……還不能真正解決問題。解決問題的道路，在現狀看來，只有由反日的學生與市民，把對付政府的黨部的力量，轉到工人與兵士中去，「越軌」的學生市民和「越軌」的工人兵士結合起來，再和「越軌」的農民結合起來，直接行動，隨地驅逐暴日勢力和袒護暴日的勢力；經過了「一二・一七」血案，學生運動，當然要自覺的轉換其方向，即是集中其時間、精力和熱忱於工人、農民和兵士方面來，只有這一新方向之轉換，才能使反日運動進到更高的階段。[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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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從轉向「亂黨」分子以來，「革命萬能論」的思想慣性具有左傾的色彩；再加上托洛斯基主義極左理論的影響，總希望任何一個群眾運動都走上推翻政府的革命道路，這是不現實的。所提出的具體的「反日反國民黨」綱領，有以下致命的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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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自發性。鼓吹民眾自發起來推翻國民黨政府和抗日救國。陳獨秀在文章中，反復強調抗日救國只能依靠中國人民自己，尤其是「下層的勞苦民眾」「奮起自救」，「千萬不要依賴現在的統治者」。[12]當廣大工農民眾在國民黨政府壓制下表現出一盤散沙、麻木不仁的時候，他就哀歎道：「中國人民之不能及時奮起自救！也就是中國民族之真正危機！」[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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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住不能實現的「國民會議」不放。這時期的陳獨秀論述中國出路的每一篇文章，幾乎都要歸到他們托派主張的「國民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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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日反國民黨的高潮中湧現出一個和賣國的國民黨政府對抗的國民會議，這一革命的國民會議，是不能而且也不會由國民黨政府召集的，它應該是全國反日民眾代表自動集合的總機關，同時也是組織和領導全國民眾反日鬥爭的總機關……是組織武裝組織國家，以徹底反抗帝國主義，徹底肅清帝國主義的一切走狗的總機關。[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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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推翻政府之前，「民眾代表」怎麼可能「自動集合」湧現出這樣一個「國民會議」——他所嚮往的像「一七九三年法國雅各賓黨人領導的國民會議」。當時的中國除了國民黨代表的大資產階級、中共代表的農民之外，只有十分微弱的幾乎不存在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根本沒有法國大革命時期雅各賓黨代表的左傾而強大的小資產階級群體。即使後來國共合作實行抗戰，也不可能產生這樣的「國民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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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建立「抗日聯合戰線」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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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月28日，蔣介石復出。同日，日軍在上海發動進攻。蔣光鼐、蔡廷鍇指揮的第十九路軍奮起抵抗，上海各界民眾群起支援。蔣介石30日遷都洛陽，派其嫡系部隊第五軍參加上海抗戰，致使日軍受到重創。但是，這次蔣介石的抗戰是被動消極的，只求阻滯日軍推進的速度，以爭南京政府後撤的時間。所以，沒有全力支援第十九路軍的抗戰。相反，政府卻以其違命抗戰為由，給予處罰：停發軍餉，截留全國人民支援十九路軍的抗日捐款，並命令其避免與日軍決戰，以便政府再次與日軍妥協，致使第十九路軍最後彈盡糧絕被迫退出上海。同時，民眾抗日救國熱情繼續高漲，如「一二・一七」慘案後第三天，周建人、胡愈之、郁達夫、丁玲等30餘人發起成立了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聯盟；1月14日，上海農工商學各界舉行聯席會議，通過一系列抗日主張，決定於17日召開市民大會，並實行罷課、罷市、罷工、罷稅、罷崗、罷操。此日，30餘民眾團體舉行市民大會，通過反對國民政府出賣東三省、反對政府壓迫民眾運動等14項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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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八」上海抗戰爆發之後，陳獨秀對形勢作出了越來越激進的估計。他認為當時的形勢與1929年他與中共決裂到任托派中央書記時的形勢完全不一樣了。那時是革命處於低潮，他反對中共採取武裝奪取政權的策略，主張非暴力的「國民會議」運動。蔣介石下野，政府發生統治危機時，他便認為：「目前是國民黨資產階級統治已由動搖走向崩潰，民眾已經開始抬頭的新時期，形成了無產階級進攻的客觀環境，反日的民族鬥爭已經成了武裝民眾的特殊機會。」為此，提出了「武裝群眾打倒帝國主義的代理人」等口號，並以「決議」的形式，要求各地托派組織執行：「我們一秒鐘也不能放鬆抓住目前這一階段的實際環境和機會，鼓動工人群眾起來為這些口號而鬥爭，以造成革命的高潮，以造成直接革命的形勢。」[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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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上海舉行市民大會及遊行示威被警察驅散事件發生，陳獨秀更認為推翻國民黨政權的直接革命形勢已經到來，從而提出了建立「革命的民眾政權」的口號。20日，他寫了題為《一個緊急的政治問題》[16]的長文，先行在群眾中「緊急」散發（然後在28日刊登在《火花》上）。文章一開頭就說：「我這篇文章的題目，是用了列寧《兩個策略》第一章的標題，當時他所指的『一個緊急的問題』是甚麼呢」？就是列寧說的：「我們目前所處的革命時期有一個問題就是召集國民大會的問題。」接着，他大段徵引了列寧在1905年7月寫的這篇文章對這個問題的論述後，指出：「我證引這許多話，並不是說當時俄國的歷史條件和目前的中國完全相同……而是說目前的中國和當時的俄國局勢有某些類似的重要點即列寧所謂「政治已開始恐慌和革命開始發展」，我們應「採取當時俄國多數派同樣的態度」，即「從速推翻國民黨政府，全部政權交國民會議，實現『革命的民眾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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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左派反對派應當覺悟到不僅限於『國民會議』之形式的口號，僅予以民主任務……而要加以實際的條件，使這個會議認真能執行它自己的責任……即要求全部政權交國民會議。」「我們認為蘇維埃和國民會議並不是兩個絕對不能相容的東西，我們應該為創造我們的國民會議而鬥爭，當然還應該為創造我們的蘇維埃而鬥爭，只有在兩個鬥爭過程中，看那一個真是我們的，我們才發出全部政權交那一個口號，實現我們的『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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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從這樣的形勢估計和新的口號出發，於1932年2月10日，起草了常委《政治決議案——目前形勢與我們的任務》，並在上海各區委書記聯席會議上表決通過：多數同意，少數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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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決議案提出了兩個偏離托派傳統觀念的策略：與左傾的資產階級「共同行動」和與中共合作領導運動，包含建立超黨派抗日聯合戰線的思想，雖然還不包括聯合蔣介石為代表的大資產階級在內。陳獨秀是提出這一思想的第一人。從主觀上來說，反日反國民黨運動的來潮形勢洶湧，陳獨秀深刻感到托派自身力量的衰弱，難以擔當領導運動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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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托派誕生時，根據托洛斯基的說教——中國資產階級沒有任何革命性——確立了一條基本政策：不與資產階級及其政黨作任何聯合。但是，由於上海十九路軍抗戰及一些資產階級的支持，《政治決議案》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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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眾反日反國民黨的鬥爭向前發展中，如果無產階級還沒有可能奪取政權的時候，如果小資產階級的黨派，甚至向左盤旋的自由資產階級黨派還未放棄對日戰爭的旗幟而企圖推翻國民黨政權，我們和他們可以在共同行動上，首先推翻革命的民眾之最兇惡的敵人——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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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在後來解釋為甚麼有這個策略轉變時，強調正是由於「九・一八」後的形勢，所以1931年5月托派統一大會上通過的政綱「已經不適用至少是不夠了，當然只有重新決定目前的任務」。[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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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與中共的關係，陳獨秀開始主動與黨和緩對立的情緒，呼籲合作。1932年1月1日以「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名義發表《告全黨同志書》，[18]苦口婆心地指出：「目前的反日運動雖在表面上聲勢浩大，而在行動上還是學生的孤軍獨戰。只有工人群眾很快的起來充實這一運動，領導這一運動，才能夠使這一運動走上革命的道路，即在這一點，我們黨的責任是何等的重大而迫切呵！」與此同時，陳獨秀還與彭述之、羅漢三人一起署名，直接寫信給中共中央，提議「合作抗日」。[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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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月20日寫的《一個緊急的政治問題》中，他也對托派內部做工作，改變過去激烈攻擊中共及紅軍的立場，加以積極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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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應該承認，南方農民爭取土地和反國民黨的武裝鬥爭，在國民黨的內部戰爭中，特別是在最後一次蔣馮閻戰爭中，大規模的發展起來，已經不僅是過去大革命之餘波……同時，也不能否認南方的武裝農民已經是威脅國民黨政府而為它不能消滅的勢力，並且還未繼續削弱它的軍事勢力……這些都是一九〇五年的俄國所沒有的，都會說明中國工人革命得到俄國一九〇五年較有利的環境」；「我們也應該承認，我們的黨，固然還是很弱，而比之一九〇五年俄國的社會民主黨各有其所長與所短……在政治水準上，中國黨自較俄國的黨為低，而在農民和軍事勢力方面則較強。」——這種說法，與他1930年《所謂「紅軍」問題》一文的觀點，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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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決議案》中，陳獨秀更進一步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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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黨——中國共產黨，雖然做過不少的錯誤，畢竟還是在群眾中有權威的黨。它不但是無產階級的黨，並且應該站在民族領袖地位；它此時即應號召民眾自動的建立全權人民代表的國民會議，來代替國民黨政府領導全國的反日鬥爭……紅軍一與某一工業城市政治中心城市（如武漢）民眾運動匯合起來，即應在那裏召集國民會議，做反日反國民黨鬥爭之總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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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的任務」中，還說：「在已有農民蘇維埃的省份，城市蘇維埃或義勇軍一經成立，應即匯合蘇維埃區域的紅軍佔領地方」；「……積極要求我黨的領導機關改變策略，召集緊急會議，以謀整個黨策略上組織上的統一，在未統一前，力求在一切行動上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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