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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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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傳》之「瑰寶」與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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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我的回憶錄》的寫作，頗為曲折。胡適等老友和托派同志都積極推動他寫自傳。胡適在1933年6月27日寫的《四十自述》序言中，大聲呼籲蔡元培、陳獨秀等都來寫自傳。他說：「我這十幾年中，因為深深的感覺中國最缺乏傳記的文學，所以到處勸我的老輩朋友寫他們的自傳」；「我盼望他們都不要叫我失望。」與陳依然保持着密切聯繫的托派同志，更希望他仿效托洛斯基寫的《我的生平》和《俄國革命史》，以及他寫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及《告全黨同志書》那樣，通過寫自傳，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同時寫《中國大革命史》。獄內外的托派同志都答應為他提供材料，大家都認為他是寫這兩部歷史的最好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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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陳獨秀卻沒有把寫《自傳》和《大革命史》列為獄中寫作的首選。主要原因是經濟問題。當時，除了個人的開支之外，高君曼生的兩個孩子（哲民和子美）的生活費一直由他負責。他的經濟來源除了親朋好友偶有接濟以外，主要是亞東圖書館的稿費和版稅。高君曼原先每月從亞東領取30元。1931年她去世後，陳哲民在上海讀書的學費和零用錢也在亞東支取。所以，陳獨秀入獄後發現自己欠亞東的錢「實在不少」；汪原放來探監時，陳表示「心裏很難過」。[44]於是建議：一是重印《獨秀文存》，二是打算先着手寫《自傳》。但是由於他的政治地位及牢獄的處境，不僅已經完成的拼音文字稿一直未能出版，《獨秀文存》也不能登報銷售。所以，亞東對接受《陳獨秀自傳》頗為猶豫。這給他的寫作積極性很大的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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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獄之初的1932年12月22日，他在給高語罕的信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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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傳一時尚未能動手寫，寫時擬分三、四冊陸續出版，有稿當然交老友處（指汪孟鄒——引者）印行。如老友不能即時印行，則只好給別家。自傳和《文存》是一樣的東西，倘《文存》不能登報門售，自傳當然也沒有印行可能。若寫好不出版，置之以待將來，則我一個字也寫不出來。[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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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具有遠大目光和較有實力的群益出版公司得訊，表示願意接受陳獨秀的自傳稿，於是陳又積極起來。在法庭審判前的1933年2月7日，他寫信給高語罕說：「自傳稍遲即可動手」，「曹聚仁代表群益公司來索此稿（大約稿費每千字二十元，每月可付二百元）。曹為人尚誠實，惟不知該公司可靠否？望託人打聽一下。」就在這封信裏，他表示急欲得到托洛斯基的《我的生平》、《不斷革命論》和《西方革命史》、《法國革命》等書，說明他真的要寫《自傳》和《中國大革命史》了。同時，他又覺得這樣做有點對不起老朋友汪孟鄒和亞東圖書館。他的確是一個非常講究義氣和重感情的人。所以，還是希望亞東出。3月4日，他在給高語罕的信中，又說：「自傳尚未動手，此時是否急於向人交涉出版？倘與長沙老友（即汪孟鄒——引者）一談，只要他肯即時付印，別的條件都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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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汪孟鄒是一個膽子非常小的人，一直沒有回應已是重犯、命在旦夕之人的近乎請求的詢問；再者陳為應付審判，不服，上訴，又被駁回，情緒壞極，特別是令他不堪回首的大革命史和他在其中的表現，以及法庭上被人廣泛誤解的托派的「反共」作用。若寫自傳，這些內容都是不可迴避的；而且胡適約他寫自傳，強調傳記的「文學性」，更使他望而卻步。倒不是不會在傳記中寫出「文學性」，而是當時的心境不允許產生「文學性」。1933年10月13日，正是判決八年徒刑後不久，他給汪原放寫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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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傳尚未動手寫……我很懶於寫東西，因為現在的生活，令我只能讀書，不能寫文章，特別不能寫帶文學性的文章，生活中太沒有文學趣味了！……你可以告訴適之，他在他的《自述》中望我寫自傳，一時恐怕不能如他的希望。我以前最喜歡看小說，現在見了小說頭便要痛，只有自然科學、外國文、中國文字音韻學等類乾燥無味的東西，反而可以消遣。[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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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拖就是三年，直到1937年7月上旬出獄前夕，《宇宙鋒》雜誌主編陶亢德託汪孟鄒約陳寫自傳時，才真正動起筆來。但仍不願全部寫出來，表示只寫到五四運動，內容亦以能出版為止。7月8日給陶亢德的信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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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朋友督促我寫自傳久矣，只未能以全部出版，至今延未動手。前次尊函約寫自傳之一章，擬擇其一節以應命；今尊函希望多寫一點，到五四運動止，則範圍擴大矣。今擬正正經經寫一本自傳，從起首到五四運動前後，內容能夠出版為止，先生以為然否？以材料是否缺乏或內容有無窒礙，究竟能寫至何時，能有若干字，此時尚難確定。[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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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年的牢獄生活的確使他改變了性格，從一個為革命理想而奮鬥的激進主義者、舊世界的批判者，變成了一個與現實體制妥協的合法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如果執政者不再反動，他是準備容忍和合作的。尤其是日本侵略、強敵當前、民族危機的情況下。他的自傳準備只寫到五四，應該也是出於這種考慮。若寫到五四以後，必然對國民黨與共產黨作出褒貶，發生新的糾紛。自然，這裏還有很複雜的情況。因為在與國共兩黨關係中，也有他自身的許多不好說的尷尬事。要知道，陳獨秀是一個愛面子、不太習慣作自我檢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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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這時他對寫自傳積極起來，顯然他受到了前一天「七七事變」的刺激，覺得在獄中安靜讀書寫作的時間不多了。於是奮筆疾書，月底就寫出兩章：第一章題為「沒有父親的孩子」；第二章題為「由選學妖孽到康梁派」（發表時改名為「江南鄉試」）。兩章約一萬字，敘述了少年時期痛惡八股，喜讀《昭明文選》，氣煞嚴厲教育他讀四書五經的「白鬍子爺爺」，戲弄以迷信騙人的「陰陽先生」和院試蒙了一個「秀才」，南京鄉試未中「舉人」，卻看到了「所謂掄材大典」，「簡直是隔幾年把這班猴子、狗熊搬出來開一次動物展覽會」的鬧劇以及曾把康梁改良主義當作人生楷模，等等；其文筆之風趣、潑辣、尖銳和深刻，足以令人看了噴飯，淋漓酣暢而又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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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出獄兩個多月後的1937年11月11日至12月1日，自傳在《宇宙風》（十日刊）雜誌上連載時名為《實庵自傳》。顯然，在當時抗戰初期全國人民鬥志高揚的時候，他已經不願意太張揚「陳獨秀」這個名字了，因為人人都知道「陳獨秀」這個大人物，而幾乎沒有人知道「實庵」是誰；陳獨秀自己考慮：也許在這兩章自傳內容中，還沒有1914年才產生的「陳獨秀」這個名字。但是，儘管如此，《自傳》的發表還是引起很大的轟動。《宇宙風》力拔頭籌，更是欣喜無狀，大登廣告，稱之為「傳記文學之瑰寶」。可見，當年討厭「文學性」的陳獨秀，現在已經文學氣十足了。雜誌編輯部在編輯後記中還由衷地感謝說：「陳獨秀先生除為本刊寫自傳外，還俯允經常撰文，可望每期都有。陳先生是文化導師，文壇名宿，擱筆久矣，現蒙為刊撰文，實不特本刊之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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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庵自傳》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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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此傳雖是速成，但畢竟醞釀已久，而且在取材和寫法上，可謂深思熟慮。自傳一開頭就借用休謨的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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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寫自己的生平時，如果說的太多了，總是免不了虛榮的，所以我的自傳要力求簡短，人們或者認為我自己之擅寫自己的生平，那正是一種虛榮；不過這篇敘述文字所含的東西，除了關於我自己著作的記載而外，很少有別的。我的一生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至於我大部分著作之初次成功，也並不足為虛榮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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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陳獨秀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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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以來，許多朋友極力勸我寫自傳，我遲疑不寫者，並不是因為避免甚麼虛榮；現在開始寫一點，也不是因為甚麼虛榮；休謨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我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至於我大部分政治生涯之失敗，也並不足為虛榮的對象。我現在寫這本自傳，關於我個人的事，打算照休謨的話「力求簡短」，主要的是把我一生所見所聞的政治及社會思想之變動，盡我所記憶的描寫出來……也不濫抄不大有生氣的政治經濟材料，以誇張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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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還是當年出版《獨秀文存》時的那個思想，寫自傳不是為了炫耀自己，乃是記錄「政治及社會思想之變動」。因此，這部自傳具有永恆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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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簡短」又能寫出具有如此社會價值的自傳，自然是一件很難的事情。接着提到另一種寫自傳的方法，說佛蘭克林寫自傳時喜歡搜集先人一切瑣碎的遺事，為此而長途跋涉，遍訪親戚故舊。「我現在不能夠這樣做，也不願意這樣做，只略略寫出在幼年時代印象較深的幾件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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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傳的「瑰寶」在此，遺憾也在此。面對期望已久、方興未艾的全國抗戰爆發，他又激發起極度興奮的政治熱情，無暇與沒有那種心情來從事與戰局無關的自傳寫作了。正如他在1937年11月3日，上海淪陷前夕還對反復催促他寫自傳的陶亢德所說：「日來忙於演講及各新出雜誌之徵文，各處演詞又不能不自行寫定，自傳萬不能即時續寫，乞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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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考慮是，不願意粗製濫造，他是一個一貫做事認真的人，特別是文字上語不驚人死不休，要寫必須是精品，這在當時戰亂年代寫自傳幾乎也不可能的。所以，他對陶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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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對於自傳，在取材、結構、及行文，都十分慎重為之，不願草率從事，萬望先生勿以速成期之。使弟得從容為之，能在史學上文學上成為稍稍有價值之著作。世人粗製濫造，往往日得數千言，弟不能亦不願也。普通賣文糊口者，無論興之所至與否，必須按期得若干字，其文自然不足觀。望先生萬萬勿以此辦法責弟寫自傳，倘必如此，弟只有擱筆不寫，只前二章了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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