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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所藏和見過的王畫，不下二百多件，內中有「畫韙」的不到十分之一；大概都用那「臨」「摹」「仿」「撫」四大本領，複寫古畫；自家創作的，簡直可以說沒有；這就是王派留在畫界最大的惡影響。倒是後來的揚州八怪，還有自由描寫的天才；社會上卻看不起他們，卻要把王畫當作畫學正宗……像這樣社會上盲目崇拜的偶像，若不打倒，實是輸入寫實主義，改良中國畫的最大障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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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陳獨秀的早年革命摯友潘贊化曾贖出一青樓女子張玉良，繼之納為妾，改名為潘玉良。1915年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那一年，二人舉行了婚禮。此女子有繪畫的天賦，並有執着的追求，陳獨秀讚賞二人追求戀愛自由的叛逆行為，並為成全潘玉良的願望而努力。與潘贊化商量後，介紹她先從師上海美專油畫教授洪野，接受啟蒙教育。三年後，終於考入上海美專，成為劉海粟門下少有的女弟子，後來成為國際上著名的油畫大師。可是，美術學校中以人體模特兒教學已震驚輿論，女子學洋畫，描繪裸體，更不為社會所容。所以，潘玉良的成長之路極為艱難，不得不長期寄居並終老在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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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潘回國先後任教母校上海美專和南京大學藝術系。她的畫作屬於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後印象主義現代畫派之一，是相當前衛的。因此，她成為我國留法歸國學子向國人系統傳授這一畫派的重要教授之一，對中國繪畫史的發展有重大貢獻。但是，由於家族（主要是潘贊化的大夫人不見容於潘玉良）、社會和政治落後產生出來的壓力，總是越加摧殘天才。潘玉良在國內和法國感受到天地之別的不同生活，1937年不得不再度移居法國，1977年病逝巴黎。這次赴法前，她特意去南京獄中探望陳獨秀，並出示其幾幅近作，請陳批評和題詞。陳獨秀特意在兩張裸女素描作品上題了詞，此舉充分表明二人心靈相通之細和彼此信任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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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幅素描現藏安徽省博物館，改革開放後，曾隨同潘玉良的其他作品在幾個城市展出過。在一幅題為《側身背臥女人體》的畫上，陳獨秀作了以下題詞：余識玉良女士二十餘年矣，日見其進，未見其止，近所作油畫已入縱橫無人之境，非復以運筆配色見長矣。今見此新白描體，知其進猶未已也。另一幅《裸女》的題詞是：以歐洲油畫雕塑之神味入中國白描，余稱之曰新白描，玉良以為然乎。廿六年初夏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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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玉良的成功，加深了劉海粟與陳獨秀之間的友誼。劉海粟1935年6月25日歐遊回國，同年11月遊黃山作《古松圖》、《孤松圖》等。下山後，即攜《孤松圖》至獄中探望陳獨秀。又聽到陳法庭鬥爭的傳奇，劉十分激動，快步上前，又握手，又擁抱，並大聲說：「你偉大！」陳也很興奮，搶着說：「你偉大！敢於畫人體模特兒，和封建勢力鬥爭……」，接着大聲抗議說：「蔣介石要我反省，我反省甚麼！」就這樣，兩人都忘了是在獄中，似旁若無人，天南海北，談笑風生。臨別時，劉從皮包中取出事先準備好的紙和筆墨請陳題字留念。陳不假思索，一揮而就，寫下一副這樣的對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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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無愧怍心常坦 身處艱難氣若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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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在獄中為劉海粟寫的對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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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海粟得到這副對聯後欣喜異常，躲過後來兩個朝代種種劫難，終於保存下來，現在已裝裱得相當氣派，存放在劉海粟後人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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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孤松圖》，劉畫的題記中寫道：「乙亥十一月遊黃山，在文殊院遇雨。寒甚，披裘擁火猶不暖，夜深更冷，至不能寐。院前有松十餘株，皆奇古。劉海粟以不堪書畫之紙筆，寫其一。」可見作者此時孤苦伶仃的心境。陳獨秀看了此畫，也觸景生情，大發感慨，竟揮灑出一首打油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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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山孤山，不孤無孤，孤而不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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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與不孤，各有其境，各有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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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非調和折衷於孤與不孤之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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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奉 海粟先生 獨秀書於金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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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在《孤松圖》上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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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贈劉對聯的意境相似的還有另一副。安徽同鄉朱燦樞當時是南京高等法院的見習書記官，久慕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中的聲名，更在法庭上領略風采，因此以同鄉之名多次探監。陳獨秀感其誠心，也給其寫了一副對聯相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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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概居貧頗招逸 文章垂老益縱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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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獄中探望陳獨秀的人向他求字的人不少。可惜，幾十年來的政治迫害，使這些得字人不敢長期收藏，所以現在能見到的不多。汪原放回憶說，一次去探望他，也求他有空時寫一張小屏。不久，陳獨秀送汪兩張條屏：一張是《古詩十九首》中的《冉冉孤生竹》，也是表示在孤獨中保持節氣的。一張是含意深刻的題字：「天才貢獻於社會者甚大，而社會每每迫害天才。成功愈緩愈少者，天才愈大；此人類進步之所以為蟻行而非龍飛。」[4]短短數字寫盡了現代中國專制制度扼殺天才的罪惡。中國精英到國外學習或工作，往往成為天才，甚至獲諾貝爾獎，而在國內只能是蠢才或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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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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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反極左，企圖遙控托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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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派中央全體被捕以後，對於托派組織以極其嚴重的打擊。真是雪上加霜，本來就十分衰微破敗的托派組織，頓陷群龍無首，一片混亂，似乎消失了。真如陳其昌等三人一年後寫的文章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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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十月事變以前，因獨秀同志個人的威信與經濟之維持，上海各區機關勉得飄搖存在，反對派機關報亦經常發行，雖然內部已生腐蝕，但以空架子的存在，社會上還不失有潛勢力。可是事變以後，組織的惡劣面目便充分暴露無遺了！區委機關有的無形消滅，機關報無法出版，同志與區委、區委與領導機關之間，連過去的散漫關係也斷絕起來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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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許多托派骨幹以中央全體被捕為標誌，說中國托派就此滅亡了。如濮請泉、趙濟就如是說。這個說法大多出於後來中共把托派誣成「漢奸」、「反革命」後，為洗刷自己而編出來的，是站不住腳的。事實是，這次被捕事件後有些托派同志認為組織不能沒有最高領導機關，應該緊急再建。於是「幾天中即有同志作再組活動」，由滬東、滬西、法南三個區委書記高恒、寒君和陳岱青秘密舉行緊急會議，協議拼湊幾個人：劉仁靜、陳岱青、嚴靈峰、陳其昌、任曙，成立「上海臨時委員會」，劉仁靜任書記。陳其昌得知此消息後強烈表示反對，認為「現組（領導機關）雖屬緊要，但以極審慎的態度來計劃再組更屬必要」，應由代表大會選舉產生，「期選出之人能負起目前的責任」；對於如此草率的舉動，「試問他們有甚麼理由來遞奪同志的選舉權？無恥之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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