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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走哪條路呢？」[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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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述之等還是不服，27日撰萬言長文，猛烈抨擊陳獨秀的《國民會議與蘇維埃》一文「將蘇維埃儘量說成一文不值……而用刷子將國民會議刷成最光輝美麗的顏色」；[15]劉仁靜也回擊陳獨秀，批評陳對資產階級的估量是動搖的，一到資產階級向左盤旋時（如十九路軍之抗日），「就對它不免發生幻想」；而對形勢的估量，「比我更不如」。[16]同時，劉又完全同意陳對彭的「單純倒蔣」策略的批評，但又說陳過去也犯有彭同樣的錯誤（如反蔣問題上與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表揚彭「已承認了一九三二年的錯誤」（指主張「組織蘇維埃」——引者），而陳堅持錯誤。[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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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種無聊的爭論，陳獨秀實在感到厭惡，2月10日，他以《應該這樣答復嗎？》[18]為題，指責彭述之只會「亂造謠言和亂抄革命文件」，避而不提辯論的中心問題，而「滿紙的題外遊詞，這樣的答復只是他表示自己沒有爭辯能力」。然後，反駁劉仁靜，堅持認為「一．二八」時「路線是正確的」，「福建事變」時自己起草的宣言也是如此。[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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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這種名為「討論」，實為錯誤思想之間互相「攻擊」的爭吵，一直持續到1934年7月份。陳獨秀最後聲明自己的基本觀點是：「打倒國民黨、國民會議萬歲」，「不但是我們的基本路線，並且可用為在現時的宣傳口號。」[20]——陳以這一簡單的界線，劃清了他與劉、彭及托派中一切極左派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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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爭論」，由於沒有一方掌握着完全的真理（陳獨秀只在民主問題上掌握着部分的真理），皆沒有說服力，因此不可能達到統一思想的目的，只有更加離心離德。於是，一個旁觀者——尹寬致函陳獨秀勸阻結束這樣的「爭論」。信抱怨「五、六年來，反對派尚停滯在小團體的狀況中，尚未得着發展」，現在是「不僅還沒有鬥爭的基礎，並且還沒有端正方向，還在議論紛紛，莫衷一是之中」。尤其是「一．二八」事變及「福建事變」中所存的一些幻想遭到失敗，完全陷於「消極狀態」；表示自己不願「加入現時爭論的漩渦」，因為這種爭論「太濫費了，急待結束」。[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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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由於兩個外國人和北方一批年輕托派分子到滬，這場爭論早在4月份就開始轉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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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左派發動內部政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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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這次被捕入獄和托派中央再次被破獲事件，引起僑居在土耳其進而轉移到法國巴黎（1933年7月）的托洛斯基和托派國際的嚴重關切。但直到1934年，他們通過在上海《密勒氏評論》週刊的副主編和《達美晚報》編輯格拉斯（C.Frank Glasse，中文名字李福仁，在《密勒氏評論》週刊的地位僅次於親共的斯諾），與中國新的托派臨委取得了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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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福仁是英國人，曾去南非做新聞記者，加入共產黨，旋又轉向托派，後來到美國，參加美國托派組織。據王文元說，他早在1931年初就從南非來過上海，想參加中國革命，特別想參加托派活動；但因當時托派組織一再遭受破壞，因此在1933年11月離開上海到紐約，與美國的托派同志會晤，同時和蟄居在法國的托洛斯基通信，討論如何辦理由美國人伊羅生（原名Harold R.Isaacs）在中國主持的《中國論壇》，並取得了與中國托派聯繫的地址。因此，1934年2月他來到上海希望幫助重振中國托派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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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巧與此同時，原任中共中央週邊報紙《中國論壇》（表面上是宋慶齡領導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機關報）主編的伊羅生，由於不同意中共中央宣傳部指示的辦刊宗旨——在白色恐怖下宣傳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以及莫須有地批判所謂托派罪惡（即中共中央要他寫一篇批判左派反對派的文字，他認為是誣衊而拒絕），也轉向同情托派。[22]這兩個外國人首先結識劉仁靜，受劉的影響較大。與陳其昌為首的新臨委接觸後，格拉斯首先認為陳因中央連續破壞，推行的工作方針太保守，建議增加年輕成員。於是，把未遭破壞的北方托派組織骨幹史朝生（又名施頌德）、劉家良、扈煥之（又名胡文華）、王樹本（又名王耀華）等，先後調到上海。他們首先控制了上海滬西區委，作為他們的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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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其昌為首的臨委比較傾向於陳獨秀的九月政綱，主張運用民主口號與廣大群眾發生聯繫，反對中共組織「赤色工會」與國民黨的「黃色工作」對抗的「盲動主義的工運策略」；充分利用一切公開的、改良的甚至反動的工會，作團結群眾及反國民黨反資本家的鬥爭。行動口號是：召集普選、平等、直接、無記名投票的國民會議。認為正確的「聯合戰線」是「布爾什維克的策略」。[23]因此他們曾要求參加宋慶齡主持的上海「反帝國主義戰爭和反法西斯大會」，[24]表示：「同意這個會議，我們特地為這個會議準備了一個宣言。我們熱誠地動員我們的一切組織，去執行這種工作。」但同時又聲明：「我們在會議中必需堅持我們對於參加的一切黨派的理論、政策、行動之討論和批評的絕對自由！」[25]對這個在白色恐怖下進行的反帝反國民黨法西斯統治示威的會議，他們要求對「一切黨派……批評的絕對自由」，這不是去吵架，去分裂嗎！而大會又是共產黨佈置的，自然他們不可能獲準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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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格拉斯和北方來的年輕托派是一批更加極左的份子，也影響到劉仁靜在思想和行動上更加左傾起來。他們聯合起來，反對陳其昌為首的臨委及其支持者陳獨秀。他們從政治和組織上同時發起進攻，早在1933年12月，劉仁靜和史朝生曾為托派臨委起草關於「福建事變」的決議和意見，就認為軍閥內部有無戰爭是民眾運動漲落的標誌，福建獨立是老蔣完結的開始，並認為如果在此時運用國民會議策略是幫助蔣介石政府，並且反對任何形式的聯合戰線和「共同行動」。同時，由於自感力量太弱，中共的紅軍運動又在第三次左傾路線領導下日漸衰落，因此他們又把革命再起的希望寄託在國際突然事件上，如爆發世界大戰。所以，他們又反對國際上和國內宋慶齡領導的「反戰運動」、「反戰大同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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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在當時開展的內部理論與策略的討論中，他們一方面支援討論，以便統一認識，產生一個比陳獨秀九月政綱更左的新政綱，另一方面，把主要的興趣卻放在組織的改造上，企圖奪取托派的領導權，甚至組成一個「新政黨」。因為1933年由於史太林指示德國共產黨支持打着「社會主義」旗號的希特勒上台，托洛斯基宣佈共產國際已經「死亡」，改變了「挽救」共產國際及各國共產黨的方針，號召各國托派另立新黨。這些青年托派就提出放棄「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名稱，提議組織新黨——「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格拉斯、史朝生、劉仁靜等人，從政綱和組織兩方面，同時發起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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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目前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陳獨秀也認為1931年托派統一大會上通過的綱領，已經不適用，應該起草一個新的綱領。他1933年提出的九月綱領，就是為新綱領的誕生作參考的。所以，陳其昌臨委委託劉仁靜起草了一個《政治決議草案》，並在1934年2月20日臨委會上通過。這個草案又受到史朝生為首的滬西區委、彭述之、羅世藩等人的嚴厲批評。但陳獨秀看了這個草案後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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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草案我讀了一遍，覺得大致可以用得。我老早即認為民眾運動的開始抬頭而又低落下去的現在，正需要適合現狀的這樣一個政治決議案。我去年第一次向臨委建議就是這個意思。或者有人就不能退卻和消極，消極固然不可，依客觀的形勢，退卻有時是必要的，而且有時是革命的。退到我們能夠站住腳的地帶，能夠積極的為準備進攻而站住腳的地帶，比任何激烈的詞句都要革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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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他也對臨委通過的《政治決議草案》提出了幾條重要的修改意見，如：「滬西區委的意見，頗有價值，應該值得注意，有許多地方很可以採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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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議，在決議案中，「應該說到——明確的說到國際運動的總口號應該是『打倒法西斯蒂的工人聯合戰線』，而不是『擁護蘇聯』（『擁護蘇聯』是某一時期某一環境的特殊口號）；中國運動的總口號，應該是『打倒國民黨，實現徹底民主的全權的國民會議』；而不是『倒蔣』。『倒蔣』只能是某一時期某一環境一種特殊的臨時行動口號，等於『打倒資產階級的十個總長。『打倒十個總長』若用為中心政治口號，豈不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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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國民大會，由於劉仁靜熱衷於他的「經濟復興論」，所以「草案」沒有提及。陳獨秀認為「草案」不應忽略：「在沒有革命運動的現在，國民黨準備召集國民會議頒佈憲法，這些現象，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問題。一個革命的政黨對此置之不理，那便是自己表示不存在了。如果應該不理，亦必須向群眾指出應該不理的理由。草案對此太過疏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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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的最後意見是希望托派內部思想儘早能統一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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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花》最好自然是又不缺又不濫，然目前只應「寧缺不濫」，集中力量發行討論集及《校內生活》。因為主要的意見不一致，誰都無法在《火花》上做文章；因為它必須是集體的意見，不應各人說各人的道理。我早已對同志們說過，沒有集體的意見，一切工作都無從進行的。特別是政治宣傳呵！[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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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朝生等人醉翁之意不在酒，集中攻擊「常委對總的問題——特別是重要的政治問題，準備得太緩慢和太不充分」，「常委在政治上沒有代表全體同志的意見明白規定我們目前的政治路線，且沒有作經常的政治分析和指導；在組織上則日漸失去同志的真正信仰或期望」；這是因為「過去五個月之久一切問題幾全由常委三人決定」，[27]因此要求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儘快召集代表大會的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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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17日，史朝生發起突然襲擊，分別致函陳獨秀和陳其昌，前信批評陳被捕後的托派中央只注重上海的組織，忽視全國的工作，而且沒有及時組織討論，統一思想並召集全國代表大會；「只把眼睛往上看」，「單純的仰望幾個『老成』和『有能力』的同志」「挽回危局」，弄得上海的組織「幾乎潰散」，各地的組織「極無生氣」；主張在全國範圍上去集合一切優秀的堅決分子，召開臨時大會，推舉「特別委員會」，代替「臨委」，以籌備全國代表大會並擔負過渡時期中全國性指導工作；還提議臨委做一個關於目前爭論問題和組織工作的草案和大綱，發到各地及下級討論。[28]後信則直言譴責陳其昌為首的三人常委「工作方式好像是個保姆或教授，一切重要的工作問題不能儘量用民主方式……來解決」。要求「常委自身應速將各種重要的政治問題作一扼要的總的討論和大致的決定」；「在最短期內（大約一二個月）」召集廣東、北平、山東這三處的代表「來滬共同討論，並決定幾個重要的任務（如籌備全國代表大會及幫助推動目前工作）」。[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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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當陳其昌常委準備修改政治草案時，他們又急忙拋出一極左的《提綱》，要求代替《草案》，理由是「修改太麻煩，提綱比草案好」。但提綱「經過常委多數反對後，他（朝生）又攻擊常委不修改草案」。[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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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史朝生列席「常委」會議，提出事先準備好的《當前推動組織的步驟》，重複了以上二信中的意見，強烈要求常委與各地代表「成立一全國反對派大會籌備會」，「建立比較滿意的領導機關」；「一切消極、悲觀乃至對組織採取絕望的情緒或傾向，必須和它堅決鬥爭，並予肅清（用說服和紀律制裁）」。[31]真是氣勢洶洶，咄咄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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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以穩重著稱而被大家尊為「大哥」的陳其昌，受了這些抨擊，也跳了起來，被迫撰長文予以反擊，逐條批駁史朝生的指責後指出：「應該絕對排斥無計劃的急進主義——如主張盡可能的多開活動分子會、臨委擴大會等……而應盡可能的少用大會或小會，不要引進可懷疑的群眾」；文章無情揭露了朝生在修改常委提出的《目前形勢與任務》草案問題和等待國際來信問題上出爾反爾的兩面派手法後，斥責朝生的「民主」，「實際是搗亂組織的辦法！無政府主義的辦法！小資產階級傾向的表現！」「只能使組織更加混亂！」[32]——陳其昌的這種思想和工作作風，正是汲取了陳獨秀時代的經驗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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