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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對史朝生、胡文華、王振華三人起草的《提綱》，陳其昌也斥之為：「不但文字技術拙劣，使它許多地方辭不達意或意思含混或顧此失彼，而且到處都是內容的錯誤，甚多前後矛盾。而對於一個政治決議所負的中心任務，即指示形勢和鬥爭策略，一點也未告訴我們……不配代替草案。」[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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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其昌的反擊，正中蓄意奪權的極左派之懷。史朝生又連續寫出長文逐點批駁陳其昌的文章，斥責陳其昌：「官僚主義受人批評時，常不肯虛心考慮問題，而企圖用威名來抵制下級同志……這種家長或上司或史太林粗暴的態度，實際是剝削階級對被剝削階級之某種意義上的反應」；「天曉得這些『計劃』或『辦法』！！政治上怎樣發展？計劃哪裏來？怎樣使計劃完善？水準怎樣提高？計劃怎樣才能整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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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他提醒說「數月前某次宣委會上不但我堅決主張另行起草『提綱』，即仁靜同志也明白的答覆：『我贊成老施的意見，另草提綱，不必修改我們起草的草案』」，並「改變等待國際來信四個月」召開代表大會的主張，要求儘快籌備大會，[34]稱與陳濟棠、胡漢民、馮玉祥等「反蔣」政派建立「首先推倒蔣介石」的「聯合戰線」，「那是最大的機會主義幻想。決議案上如果這樣補充上去，只有斷送共產主義同盟的生命」。[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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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玉祥，民國時期著名軍閥、軍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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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在「聯合戰線」問題上，明確站在陳其昌一邊，來信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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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接近群眾的機會，不但急進的小資產階級之運動應該參加，即反動的資產階級機關（如基督教青年會）亦應該參加。如果因為毫無力量與運動，空口和福建獨立的政府黨去談判合作這種無聊的政治之失敗遂盲目向左邊跑，跑到拒絕與幹部派（指中共——引者）、第三黨的社會運動（並不是建立政權）合作，即是禁止同志參加孫夫人的某種運動，這顯然是一個錯誤。這種錯誤不用說，是中了劉仁靜反對任何形式共同行動之毒。這種危害於我們的運動，將不在機會主義之下！[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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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史朝生他們照樣按他們的既定目標急進。在組織上進攻的同時，政治上也發起攻擊。他們以「滬西區委意見書」的名義，在12月5日，發表了《我們目前必須確定的幾個重要問題》，強調「有幾個極嚴重的政治問題或原則問題，必須馬上作一個明確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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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根本反對『與上層（無群眾的）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政黨建立反帝反戰反蔣反國民黨聯合戰線』的思想」（着重號為原文所有——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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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特別認為宋慶齡、胡漢民等的「抗日」或「反蔣」完全限於口頭的、紙上的虛偽的作用，「所以誰如果希望這些政派和上層分子會接受我們的政綱，能和我們共同行動……那只是在我們內部散佈十足的機會主義幻想，替胡漢民宋慶齡李杜等軍閥政客作說客」；如果自己不「努力與下層群眾找聯繫」，「而將希望寄託在上層的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集團上面，這樣悲觀的右派路線，我們要堅決的反對和徹底的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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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贊成國民會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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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稱：「國民會議口號是我們在目前的中心策略。」但指出：有的同志（暗指陳獨秀——引者）認為除了喊叫『打倒國民黨，召集國民會議』的口號」外，不能有別的方法，「是不利於革命運動的發展的」。我們在實際行動中，亦可以發動群眾罷工示威，向國民黨政府要求，立即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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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確定我們對目前革命形勢的認識及我們的革命工作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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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指出：目前革命消沉主要原因，除了客觀因素外，「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正確而努力的領導，亦是必要和主要的因素之一」。因此主張規定新的基本綱領，「原來的《反對派綱領》（即陳獨秀中央時的綱領——引者）已經不夠了」；對外要用一切方式與工人群眾發生聯繫，發表重要的綱領及宣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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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實現黨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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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斯、史朝生、劉仁靜等人，圖窮匕見，終於亮出殺手鐧，說：「這一年來，上海的組織是一個民主的和有充分準備的擴大會議都不曾召集過，一切政治問題及組織問題的決定操在二、三個常委的手裏。假使他們把政治路線和組織工作弄得很糟，我們將怎麼辦呢？那除非全體或多數同志起來幫助它糾正它。這就叫做實行黨內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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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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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雙方矛盾終於不可調和，到1935年1月2日，格拉斯、史朝生、劉家良、劉仁靜等人，盜用「常委」名義，向全國各支部發出了《臨委緊要通告——關於召集上海代表大會》的文件。[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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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告一開始便稱：「目前我們面前擺着許多嚴重的政治問題和工作問題，解決的辦法……就是召集上海的代表會。」接着提出了幾個「必須解決的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批判「聯合戰線」（「共同行動」）問題，認為「政治上最嚴重的就是所謂『聯合戰線』的問題，這個問題不但關係於我們的策略問題，同時關係於我們的階級立場。現在組織內以及我們臨委內顯然存在着兩個絕不相容的思想和路線，並指出是「雪衣、商起士、莊、昌」的觀點——「認為我們可以和自由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政派共同行動，首先推翻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或『在抗日、反戰、或倒蔣這一點上共同行動』。他們因此主張『為了提高反對派的政治地位，我們應該正式參加宋慶齡、胡漢民及史大林派所發起的武裝抗日大同盟』、『反戰大同盟』和他們『合作社會運動』、『合作機關報』等等。」而他們（史朝生、劉仁靜、滬西區委等）「根本反對這種意見」。因為「中國任何的自由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政派都與帝國主義及軍閥勾結，他們不會實現反戰、抗日或與民眾共同舉行政治革命，推翻蔣介石的軍閥政權。」通告還提出「國民會議的策略、革命形勢的估計及我們工作的重心、『反戰』『抗日』是中心口號與否等重要問題，我們都必須提出來予以明確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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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告的中心問題是指責臨委故意拖延召開代表大會和臨委的改組，說「臨委原十人，現只剩四人，常委亦只剩下二人，且常委本身關係甚薄弱，支部生活只靠臨委或區委中個別同志領導等」，因此，「現在臨委決定十日內召集大會」，要求各支部限於十日內選出代表一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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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陳其昌揭露此《通告》出籠的不光明的情況是：「自從老何同志失蹤以後，常委二人幾乎事事對立。我曾主張由我和胡（即胡文華，代表北方青年托派參加臨委常委——引者）同志各提出二位候選人，交各同志選補一常委。但胡同志不同意，他要召集上海活動分子會議改選。我同意了他，並規定了議事日程，由他負責妥找開會地址。我正在等待着找好地址開會，忽然發現了《臨委緊急通告》。這通告不但把活動分子會議名稱改為上海代表大會，並且所規定的議事日程和討論的內容，也完全和以前規定者不同，極大部分是我素來所堅持反對的。」[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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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知道陳其昌派是擁護自己的，但的確也有史朝生派指出的某些缺點，因此他不想袒護任何一方——把組織推向公開的分裂。於是，他如同以往，把反對自己和擁護自己的兩派，都視為同志，出於組織統一和愛護同志的善良願望，企圖調解雙方的矛盾。在1月5日，他復函陳其昌和史朝生等，首先要求「暫時停止爭論，立即召集代表大會來解決」；「我在《校內生活》上觀紀施（即陳其昌和史朝生）二人的爭論，未免太瑣碎了，像這樣爭論下去，有甚麼好結果呢？我認為草案和提綱同樣不高明」；尹寬起草的另一《政治草案》「簡直是中國的『近代史』或『黨史』」，「陳詞濫調，毫無生氣……決不能在同志中發生必須讀完的興趣」。他認為「指導政治行動的決議案，永遠不宜做從昆侖山發脈的政治經濟大文章」因此，他主張「草案」與「提綱」都不用，「由代大另行起草。我並且現在寫了一草案貢獻於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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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除了史朝生與陳其昌兩派外，陳獨秀無意中又提到尹寬也有一個《政治草案》。加上陳獨秀的「草案」，當時只有幾十人的托派竟有四個政綱，可見思想混亂和分裂到甚麼程度。轉而，陳獨秀批評了昌兄「濃厚的實際工作派的觀點」，指出：「我們的政治鬥爭的中心口號和日常鬥爭的口號不同，有時不能遷就群眾的政治水準，實際工作派往往根據某些群眾的見解來觀察批評先鋒派的政治理論，有時很容易走到機會主義，史大林就是實際工作的大將。」但是，陳信的重點是批評史朝生起草的「滬西區委意見書」中關於聯合戰線、國民會議、革命形勢、黨內民主四個重大問題上的錯誤，警告史朝生等人：「至於整紀和清黨，應該『行之以漸』和『去之太甚』，並且必須於代表大會後舉行之，目前萬不可操切！！！」[39]——陳獨秀用三個警嘆號表示對這個問題的嚴重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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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封信表明，陳獨秀這時還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放在托派「總書記」的位置上，他的政治水準無疑是高出於各派之上的，但他沒有意識到，他的威信和地位卻早已不如往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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