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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陳獨秀在他讀過托洛斯基同志《蘇聯與第四國際》那本小冊子之後，否定了蘇聯的無產階級性質，這是陳獨秀同志所做的許多事情的最後一件，表示出他基本上與中國的布爾什維克——列寧派毫無共同之點了。他的關於資產階級和關於紅軍的立場，他對組織事項的態度以及他對蘇聯的意見，這一切加在一起，充分表明出：在政治上，陳獨秀正如美國的俗語所說，是“washed out”（完蛋）了。他是精疲力竭，已經完場大吉。他是一位具有大勇與極度忠實的同志，作為戰後（第一次大戰後——譯者）中國年輕一代的領導人，他將被人民永遠紀念的；但是，他始終保存着當年幫助中共扼殺中國革命的那些思想而不能自拔，今天他是落在我們後面了。去年，組織開除了陳其昌及其一夥之後，新的中央委員會給陳獨秀寫了一封相當長的信，說明他與目前的組織之間存在着的鴻溝。那封信乾脆對他宣佈：除非他徹底改變立場，我們的組織與他之間不可能再保持任何關係。這封信始終不曾交到陳獨秀手中，因為當時原擬前去送信的人始終不曾去成。以後也再沒有機會，跟着不久，便發生了（二次）被捕事件。[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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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上述根據當時托派的油印刊物（文件）所敍述的歷史比對，伊羅生備忘錄敍述的情況是符合事實的，並填補了一些空白。就是說，新中央對陳獨秀的「開除」決議，來不及執行（未及送達陳獨秀），所以說陳獨秀這一次是差一點被托派組織所開除。而且，備忘錄提供了另一個重要線索——陳獨秀晚年思想的一個偉大的轉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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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原來只是反對「保衛蘇聯」或「擁護蘇聯」這個口號，1934年讀了托氏的《蘇聯與第四國際》小冊子後，認定蘇聯不再是「工人國家」，這是他晚年思想的一大轉變。由此將得出一系列重大的論斷，從而形成「晚年思想」，呈現出他一生中最偉大的思想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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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需指出的是，「聯合戰線」所以成為陳獨秀與青年托派爭論和決裂的根本問題，是由於托洛斯基對大革命失敗教訓的總結，引起了太多不同的解讀。托洛斯基一再譴責大革命中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黨內合作」方式—即一黨服從另一黨的綱領，並混合組織，受其領導和宰割，是機會主義、投降主義的「聯合戰線」。對此，陳獨秀、陳其昌等人認為，如果兩黨獨立，在某個問題上「共同行動」的聯合戰線，並不違反托洛斯基主義；但是正如陳獨秀所說，劉仁靜及許多托派成員，從托氏的話「走向另一極端」，否定與資產階級左派和小資產階級的政治集團作任何形式的聯合戰線或「共同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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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述，伊羅生在給托派國際的《備忘錄》的同時，還提供了列爾士（劉仁靜）這位陳獨秀的「反對派」寫的《五年來中國的左派反對派》報告，伊羅生在備忘錄中敍述了1935年1月13日的「上海支部代表會議」成立了新的「中央委員會」。「新的中央委員會立即行動起來……情緒高漲，因為終於擺脫了那件與資產階級結成聯合戰線的累贅的行李了。新中央開除陳其昌、尹寬；「陳獨秀寫了一封怒氣沖沖的信給上海的人，斥責那次代表會議」，並對開除陳、尹二人「表示非常憤怒」；「並且他做得如此過分：竟提出一張自己假定的名單，要大家接受作為新的中央委員會。他提的新名單包括組織內所有敵對的人，一種無法成立的雜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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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情況，在托派留下的檔案中，沒有記錄。但因為伊羅生是當事人，陳獨秀當時又主張維持組織的團結，因此他提出這樣一個「新中央委員會」的名單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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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羅生寫完這個《備忘錄》後，把劉仁靜寫的《五年來的中國左派反對派》報告提供給了巴黎的第四國際書記處東方部負責人Sneeviet（荷蘭托派領袖），然後就到挪威奧斯洛拜見托洛斯基本人，宣講他的上述《備忘錄》，以爭取托氏對他、劉和極左派青年托派的支持。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托氏與陳獨秀卻從未謀面，但從這次聽伊羅生的彙報托派內部鬥爭後的態度表明：托氏與陳真是靈犀相通，而對劉仁靜這位自稱的「真正的托洛斯基主義者」卻一直很不以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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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8月8至13日，托洛斯基讀了伊羅生寫的《備忘錄》和他帶來的劉仁靜寫的《五年來的左派反對派》後，四次接見伊羅生，暢談中國托派內部的這場鬧劇，特別談陳獨秀問題。根據伊羅生的筆錄，有關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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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對於劉仁靜自命為中國運動中布爾什維克傾向的代表的那種驕傲態度，頗覺有趣；關於同資產階級聯合戰線問題：對於劉仁靜所說的陳獨秀機會主義，托氏絕不相信，他覺得把問題說得太不辯證了，太傾向於不加分別地使用含渾的名詞了。例如他覺得必須把（混合組織的）「聯合戰線」和「共同行動」區別開來；假使我們這樣地採取一個呆板的公式那我們就有趨向於教派與機會主義的危險。他着重地說：「共同行動」，純粹插話性的共同行動，一定得同向資產階級投降，混合組織，或不為任何具體任務而建立一種永久組織的「聯合戰線」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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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恰恰是陳獨秀在與劉仁靜極左派爭論時的觀點。托氏立場鮮明地站到了陳獨秀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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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紅軍問題，托氏只說：「它的發展證實了反對派的一般的預言：如不得工人階級運動的領導，則它的命運就會依賴於其存在區域中的上層民眾（商人與中、富農），即被國民黨及帝國主義的優勢兵力所壓服。」——這個觀點也是與陳獨秀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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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國民會議問題上的爭論，伊羅生介紹：「劉仁靜說群眾把國民會議和無產階級專政『當成一個東西』（即國民會議是無產階級專政之通俗公式），托氏就打斷了我的話，他說：倒不如這樣說更對些，就是劉仁靜把他自己心裏的東西和群眾心裏的東西『當成一個』了。他接着說，在英法等國的發展中，民主主義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一個長時期，是延長了幾世紀的時期……在中國，『民主』時期極短，也許完全不存在。這都是完全可能的，但這不是說，群眾把國民會議或民主的概念和無產階級專政『當成為一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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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觀點也是與陳獨秀批判劉仁靜的觀點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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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關於因這些爭論，中國托派新中央決定開除陳獨秀，托氏鮮明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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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還沒有完全瞭解這些爭論，所以還不能表示意見。不過有一點我可以說的。我想即便陳獨秀具有某些機會主義的成分，但他畢竟多活幾歲，有更多的經驗。他把這一切都在生活中體驗過了。他比別人能在更為具體的形式下去知道這些。他能貢獻我們許多好的意見。而劉仁靜可怕地把不同意見誇大了……我相信和陳獨秀的分裂是不允許的。我們絕對需要留他在第四國際總委員會中與我們合作。[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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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斯基深深信任和倚重陳獨秀，就在與伊羅生第三次談話後，即8月10日，他立即給在上海的李福仁寫了一封信，堅決防止再出現「開除」陳獨秀的事件。首先不得不默認中國托派組織的變化，「中國支部也已成立其自己的中央委員會，與陳獨秀及其一派不相干了」，「那些思想分歧，我暫時不表示意見」。而對陳獨秀態度卻十分鮮明，毫不掩飾地竭力推崇陳獨秀「是知名的，而且業已證明為絕對可靠的」。「他是國際的人物，他現在被監禁在牢內。他不僅仍舊忠實於革命，而且仍舊忠實於我們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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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與伊羅生的談話一樣，實際上已經明確表示了對兩派爭論的意見。托氏也不顧這種自相矛盾的現象，最後甚至以「你們不要我要」的態度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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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史沫特萊、蕭伯納、宋慶齡、蔡元培、伊羅生、林語堂、魯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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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可以而且必須有其位置在第四國際領導機關之中；我們現在正在創立第四國際，以總理事會為領導國際的理論機關和諮詢機關……我認為，無疑，陳獨秀同志是應當加入總理事會的，不管他和中國支部有甚麼重要分歧；我們如果拋棄了陳獨秀的合作，那對於第四國際的威權將是一個嚴重的打擊。[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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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表明，托洛斯基在陳獨秀最困難和受屈辱的情況下，給了他又一次最大支持和「榮譽」。二人之間相互尊重的關係，一直繼續到托洛斯基1940年遇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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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斯基在挪威聽取了伊羅生的有傾向性——讚揚劉仁靜而批判陳獨秀——的報告後，還能對遙遠的中國發生的情況作出這樣的反應和與陳獨秀一樣的判斷，可見他與陳獨秀一樣，的確具有同樣的偉人品質。而且，這件事發生在上次托氏與陳獨秀的托派中央失去聯繫近兩年以後，顯得更加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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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二人這時在思想理論的總體上來說，依然是左傾的，即中國經過短暫的民主鬥爭，就應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社會。實際上中國需要的是漫長的民主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發展，根本談不上社會主義。在這一點上，陳獨秀後來的思想，終於擺脫馬克思列寧主義及其變相的托洛斯基主義的羈絆，超過了托洛斯基，即超越了教條主義而回歸理性，從而使他成為不朽的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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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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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思想轉變的濫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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