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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被托派開除所以沒有成為事實，主要原因是因為托派中央在1935年3月又一次被全體破獲。中國托派從陳其昌時期的穩健保守（實際上是無所作為）型，轉變為極左派新中央的激進型，急於佈置各地組織，在日本蠶食華北的嚴重形勢下開展革命宣傳和擴大組織，宣稱：「不應該像史大林派那樣誇大，但亦不應該成為尾巴主義。」在六個月工作計劃中，規定做八項工作：（一）《火花》至少出六期，應作一次募捐運動；（二）進行黨內教育的《校內生活》至少出四期，並寫出新的《政治綱領》，重要原則問題，對過去作一個初步的結束；（三）通俗小冊子至少出三種（1、國民會議運動；2、過去革命教訓；3、國際「左派反對派」十年鬥爭史）；（四）上海黨員至少應發展一倍；（五）上海至少應發展三個群眾團體，參加三個群眾團體；（六）派人整頓廣東組織，恢復北平、青島組織關係，準備全國代表大會；（七）國際通訊至少有兩次；（八）成立青年團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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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大膽行動，其結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實際上，托派的動向已經被特務所掌握，正如伊羅生向托洛斯基彙報提綱中所說：特務曾向劉仁靜表示：他們「幾時要他來」，便幾時可以捉他。劉仁靜如此，實際上整個托派的處境也如此。伊羅生在托派新中央成立後認為工作走上了正軌，於是僱用劉仁靜當翻譯，一起去北平搜集資料，以便寫一部真實的《中國大革命史》。劉仁靜化名為柳鑒明，每天到伊羅生住的東城大羊宜賓胡同一號收集各種報紙上關於政治、經濟、農村共產黨和國民黨等新聞譯出供伊羅生使用，重要的還做成剪報資料。1935年3月22日早晨，劉仁靜攜妻陸慎之及幼兒二名回湖北應城縣原藉省親。到達前門火車站，警探也隨之而來。搜查行李時，正如伊羅生所說：劉仁靜「表示出惶恐緊張。因為非常緊張，竟致將一些可以入罪的文件帶在身邊。」這裏說「可以入罪的文件」，就是托派內部關於「推翻國民黨政府」的刊物、傳單和如何「推翻」的討論集。警探於是認為抓到了共產黨，把劉仁靜一家人帶到局裏審問，然後移送到河北省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拘押。北平市黨務整理委員會得訊，立持公函把劉仁靜調到該會審理稱：「貴院寄押共犯柳鑒明。在偵查期間經敝會提出詢問線索關係，傾奉中央電令為柳鑒明即共產黨托派領袖劉仁靜，案情重大，着敝會負責押解送京辦理。」[51]劉夫婦先轉送北平市公安局，5月8日直解南京。黨務整理委員會函稱：「貴局之共犯劉仁靜、陸慎之一案，現奉中央電令解京訊辦，茲特派員赴貴局將該劉陸兩犯提回。」[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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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仁靜在與陳獨秀爭論時，本來就認為只有經濟復興後才有條件搞革命，後來受陳反復批評和譏諷及青年托派極左派的壓力，才勉強放棄觀點。在政訓人員的開導下，重撿中國現在應該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觀點。轉入南京反省院後，以其理論知識做別的犯人「開導」工作。出院後投奔原「我們的話」托派骨幹梁幹喬主持的訓練班，該班是包圍延安的胡宗南所辦，專門從事反共宣傳並對投奔延安的青年進行「政訓」。然後再把個別「政訓」過來的人派赴延安。據此，在延安整風運動中，中共「鋤奸部」負責人康生在毛澤東支持下，借「抓特務」之機實施黨內清洗，迫害大量從國統區投奔「革命熔爐」延安及各地根据地的知識份子，造成無數冤案。不少人自殺或被殺，還美其名曰「搶救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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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仁靜在北平被捕四個星期以後，在上海的托派組織由於一個混進水電工人托派組織的國民黨特務告發，史朝生等四名常委在一次開會時又被一網打盡。[53]托派中有人說兩個外國人李福仁和伊羅生也同時被捕，因為他們的「洋人」身份，打了一頓後放了。筆者曾把這個情況寫進由台灣東大圖書公司1994年出版的《中國托派史》。現在看來有誤。新發現的伊羅生向托派國際提出的備忘錄中說：「G同志（即李福仁）與警方之間也發生了一點糾葛，警方早知道他和我們組織有關係，不過直至目前（即1935年8月）為止，他們不曾對他採取任何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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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羅生在北平的活動由於劉仁靜的被捕，北平員警多次上門盤查，現在北京檔案館裏還有多件盤查記錄，但沒有逮捕的記錄。一是伊羅生持有美國護照，中國不敢輕易冒犯，二是可能聽信了劉仁靜的口供：「伊羅生當日曾輔助共產黨工作，出刊《中國論壇》，現在已早與共產黨脫離關係……現在的思想及其論述對各共產黨之工作情形不當之點，均有批評，故其現在只可云同情共產主義竟不滿意於國民黨，在客觀地作一學識上之探討。」[54]他不久離華，回國寫了一本《中國革命的悲劇》。在寫作過程中得到了托洛斯基十分具體的幫助、指導、審閱和修改，這是一本比較客觀的、貫徹托洛斯基思想的中國大革命史，與蘇聯及國際代表竭力掩蓋和歪曲真相的中國大革命史觀形成鮮明對照，一時成為轟動世界的暢銷書，尤其為反蘇的西方國家所歡迎，也是中國托派竭力推崇的一部經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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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托派再次受此重大打擊，使新中央重振組織的一系列計劃和努力又付之東流。組織又陷於一片混亂之中。李福仁找到陳其昌，問至少為了恢復一些實際工作（出版《火花》等），是否願意合作。李對陳的態度很奇怪，「對他聲明：這是為了共同工作把組織搞活；但在政治問題上，他（陳其昌）的被開除仍舊有效」。[55]這哪是甚麼合作，簡直是侮辱。於是自然不歡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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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虧這年夏天，王文元在鄉下養病後又回到上海。他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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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劉仁靜劉家良們合演的悲喜劇已經收場。易洛生走了。李福仁還在。領導機關根本沒有，那時全上海大約只有二十餘個反對派同志。大家覺得非重新組織不可。[56]獄中的獨秀對組織很關心，他寫信出來，主張由陳其昌、趙濟和我，暫時成立一個三人委員會，着手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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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福仁也從這次事故中汲取教訓，似乎瞭解到一些中國國情和鬥爭的特點，主動前來與陳其昌及尹寬和解，經常與他們見面，也極盼組織能夠儘快恢復，以彌補過去冒失造成的損失。但是，開始時，陳其昌因受了太重的打擊，不太願意出山。尤其是陳獨秀，撫摸着「老毛子」史大林及其來華代表們強加的傷痛，對「毛子」外國人李福仁的惡劣作用更加不可原諒，甚至「萬分厭惡」，「接連寫出信來，力阻我們再和『毛子』合作。」王文元瞭解這種情況後，與李福仁推心置腹地談了一次話。結果發現：「這是一位很忠厚老實的同志，絕非官僚，亦非冒險之徒。他只是一心要想參加工作，希望趁他在華之機，能給組織以多少幫助。可惜的是，過去他的熱心卻讓劉仁靜的野心給利用了，以致未能成事，抑且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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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這次談話，中國托派還弄清了李福仁的真實身份，即並不是劉仁靜等一向所說的「國際代表」，只是一個國際朋友。李向王鄭重聲明，他只因職業關係來中國，因為是托派一分子，就要找組織參加，他從不曾向誰說過他是甚麼「國際代表」。所以，他得知劉仁靜等一向把他說成「國際代表」，抬在肩上，在中國同志中招搖撞騙，「非常氣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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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這次溝通，以及伊羅生與托洛斯基見面後，托氏與李福仁及中國托派重新建立了緊密聯繫，李福仁與中國托派的關係得到了改善，對今後工作的進行取得了一致的意見。王文元就決心推動恢復組織的工作。他說：「不久，從一次上海現有同志的代表會議上，推出了一個臨時中央委員會，其中包括陳其昌、尹寬、蔣振東、李福仁和我。此時獨秀方面，因得其昌、趙濟和我的不斷解釋，總算對『毛子』的合作也諒解了。」[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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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元以上的回憶，與1980年解密的托洛斯基檔案中發現的一份會議記錄有點出入。這份名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布爾什維克——列寧派）臨時委員會會議記錄」[58]的檔案表明：這次會議召開於1935年12月3日晚，出席者除上述當選的中央委員外，還有原臨委成員賀希、邵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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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年8月伊羅生向托派臨時國際和托洛斯基彙報時，曾按照托派中央決定，推薦列爾士（劉仁靜）、史朝生二人參加將要成立的第四國際領導機構——「總理事會」。由於托氏堅持陳獨秀參加，變成了三人。現在劉、史二人已經被捕，又傳來劉已經自首，進入「反省院」的消息，而史朝生又是大家痛恨的人物。於是，會議着重討論了陳獨秀參加總理事會是否合适的問題，出現了兩派激烈的長時間的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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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福仁指出，托洛斯基雖然知道陳獨秀與中國托派其他同志之間存在着種種分歧，但「仍然堅持提名陳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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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寬堅決反對地說：「陳獨秀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假如我們考慮選他基於他的威望和影響力，我們就歡迎他做候選人……但是我們應當討論他的政治意見，判定他是否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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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其昌說：「中國同志中沒有一個是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要把這兩個問題分開，第一個問題：我們能否選陳獨秀同志進總理事會。第二個問題：陳獨秀是否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現在我們應當只討論第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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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振東說：「陳獨秀的政治意見不能代表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因此聯繫到他夠不夠當代表。兩個問題一定得合起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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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福仁指出：「創建第四國際的任務，不止包括布—列派，應該包括所有那些見到第二和第三國際破產而需要第四國際的人們……現在的目的是聯合所有贊成建立第四際的革命派到一個組織裏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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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福仁正式提議：本組織贊成托洛斯基的提議，即陳獨秀由國際書記處提名參加第四國際總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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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寬提出了如下的方案：我們接受托洛斯基的提議，同時我們告訴托洛斯基：我們（中國布—列派）不承認陳獨秀的政治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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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其昌說：「我們接受托洛斯基提議陳獨秀作為總理事會候選，不管陳獨秀與我們政治上有多少分歧。我們必須僅僅從第四國際的大原則來考慮這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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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福仁說，我們還不能說我們不接受陳獨秀的政治領導，我們立場的方案尚未做出。這決議案只能簡單的贊成陳獨秀參加總理事會的提名，無任何保留。我們不希望為了未來的工作先疏遠陳獨秀。接受建議不需要加上甚麼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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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爭執不下，最後投票表決四票贊成，三票反對，通過決議案：「我們贊成托洛斯基的提議，提名陳獨秀參加總理事會。」尹寬還是保留說：「如果委員會舉行投票，那得讓全體同志們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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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會議正式選舉了新的「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中央委員會：李福仁為書記兼司庫，宣委王文元（包括出版理論機關報《火花》；另出一份政治機關報《鬥爭》（週報），主編為陳其昌，組織委員尹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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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寬為甚麼說「陳獨秀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強烈反對陳參加第四國際的總理事會呢？因為以前就反對陳獨秀1933年9月為托派起草的綱領。在托派中央被破獲後，1935年7月10日，陳在獄中又為即將成立新的托派中央機構起草了一份綱領式的文件《現局勢與我們的政治任務決議草案》，又遭到尹寬的強烈批判。尹寫了約一萬五千字的長文《評雪衣的〈現局勢與我們的政治任務決議草案〉》[59]和兩封《給雪衣的信》。[60]文章開宗明義地說：陳獨秀的草案「代表史大林派的極左主義之另一極端的右傾機會主義。」這是史太林、共產國際、中共及史朝生們給陳獨秀戴「右傾機會主義」帽子後又一頂新帽子；而且這個給他戴帽子的人是與陳獨秀一起渡過大革命、轉向托派、被黨開除、促使托派由小組織走向統一的老戰友、老下級。對於陳獨秀來說，自然是刺激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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