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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元以上的回憶，與1980年解密的托洛斯基檔案中發現的一份會議記錄有點出入。這份名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布爾什維克——列寧派）臨時委員會會議記錄」[58]的檔案表明：這次會議召開於1935年12月3日晚，出席者除上述當選的中央委員外，還有原臨委成員賀希、邵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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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年8月伊羅生向托派臨時國際和托洛斯基彙報時，曾按照托派中央決定，推薦列爾士（劉仁靜）、史朝生二人參加將要成立的第四國際領導機構——「總理事會」。由於托氏堅持陳獨秀參加，變成了三人。現在劉、史二人已經被捕，又傳來劉已經自首，進入「反省院」的消息，而史朝生又是大家痛恨的人物。於是，會議着重討論了陳獨秀參加總理事會是否合适的問題，出現了兩派激烈的長時間的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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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福仁指出，托洛斯基雖然知道陳獨秀與中國托派其他同志之間存在着種種分歧，但「仍然堅持提名陳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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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寬堅決反對地說：「陳獨秀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假如我們考慮選他基於他的威望和影響力，我們就歡迎他做候選人……但是我們應當討論他的政治意見，判定他是否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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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其昌說：「中國同志中沒有一個是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要把這兩個問題分開，第一個問題：我們能否選陳獨秀同志進總理事會。第二個問題：陳獨秀是否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現在我們應當只討論第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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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振東說：「陳獨秀的政治意見不能代表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因此聯繫到他夠不夠當代表。兩個問題一定得合起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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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福仁指出：「創建第四國際的任務，不止包括布—列派，應該包括所有那些見到第二和第三國際破產而需要第四國際的人們……現在的目的是聯合所有贊成建立第四際的革命派到一個組織裏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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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福仁正式提議：本組織贊成托洛斯基的提議，即陳獨秀由國際書記處提名參加第四國際總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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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寬提出了如下的方案：我們接受托洛斯基的提議，同時我們告訴托洛斯基：我們（中國布—列派）不承認陳獨秀的政治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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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其昌說：「我們接受托洛斯基提議陳獨秀作為總理事會候選，不管陳獨秀與我們政治上有多少分歧。我們必須僅僅從第四國際的大原則來考慮這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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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福仁說，我們還不能說我們不接受陳獨秀的政治領導，我們立場的方案尚未做出。這決議案只能簡單的贊成陳獨秀參加總理事會的提名，無任何保留。我們不希望為了未來的工作先疏遠陳獨秀。接受建議不需要加上甚麼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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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爭執不下，最後投票表決四票贊成，三票反對，通過決議案：「我們贊成托洛斯基的提議，提名陳獨秀參加總理事會。」尹寬還是保留說：「如果委員會舉行投票，那得讓全體同志們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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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會議正式選舉了新的「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中央委員會：李福仁為書記兼司庫，宣委王文元（包括出版理論機關報《火花》；另出一份政治機關報《鬥爭》（週報），主編為陳其昌，組織委員尹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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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寬為甚麼說「陳獨秀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強烈反對陳參加第四國際的總理事會呢？因為以前就反對陳獨秀1933年9月為托派起草的綱領。在托派中央被破獲後，1935年7月10日，陳在獄中又為即將成立新的托派中央機構起草了一份綱領式的文件《現局勢與我們的政治任務決議草案》，又遭到尹寬的強烈批判。尹寫了約一萬五千字的長文《評雪衣的〈現局勢與我們的政治任務決議草案〉》[59]和兩封《給雪衣的信》。[60]文章開宗明義地說：陳獨秀的草案「代表史大林派的極左主義之另一極端的右傾機會主義。」這是史太林、共產國際、中共及史朝生們給陳獨秀戴「右傾機會主義」帽子後又一頂新帽子；而且這個給他戴帽子的人是與陳獨秀一起渡過大革命、轉向托派、被黨開除、促使托派由小組織走向統一的老戰友、老下級。對於陳獨秀來說，自然是刺激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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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的許多政治主張，多從實際出發，較少考慮將來的估計，因為將來到來時，他又會拿出新的對策來。但是尹寬卻指責說：「在我們，蘇維埃是目的，國民會議是鬥爭的策略和方法。但右派的愚蠢是把策略和方法當作根本路線，把國民會議本身當作唯一可寶貴的東西。」他甚至還說陳獨秀「專門擴大反動的局勢」，完全抹殺革命發展可能的條件，因而「根本取消了革命的鬥爭，只剩下空洞的『民主的國民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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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嚴重在於，這份1935年9月4日寫的「萬言書」與陳獨秀的草案一起，以鉛印小冊子的形式散發，表明了新臨委的整個態度。實際上，這是整個托派中央的觀點。甚至與陳獨秀關係最密切的原臨委書記陳其昌，也以一貫謹慎的態度保持沉默。這就意味着，陳獨秀的思想正在與托派新臨委乃至整個托派醞釀徹底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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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看了這份萬言書後的氣憤和厭惡，是可以想像的，並且他認識到他與托派內部佔優勢地位的極左派之間在革命性質與任務及「國民會議」口號問題上長期的爭論，焦點逐漸明確地集中到民主的問題上。於是他對自人類由氏族社會以來民主主義發展史作了系統的研究，以「孔甲」筆名發表《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61]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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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又在執着於托洛斯基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托派內部發生軒然大波。被陳獨秀譏為在莫斯科「蔑視民主主義」的空氣中薰陶出來的青年之一王文元回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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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第三次入獄之前（即1935年夏至1937年5月——引者），我們新建的理論機關報《火花》，記得只出了兩期……值得提出來的是陳獨秀的一個提綱，關於民主主義的。它表示出這個中國啟蒙大師思想上的新轉變，他在不斷躍進後的倒退。他比較鄭重地研究了民主主義的歷史發展。結果他達到了這樣的一個結論：人類的歷史主要乃是一部民主的發展史……民主是社會進步或倒退的最可信指標，它本身並不含有階級性，更不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社會主義者若在民主頭上扣上某某階級的帽子而加以排拒，則是反動而非進步的。他認為一個真正的工人國家絕對應該比任何資產階級更加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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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陳民主思想昇華到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起始文章（署名：孔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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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這種情況，托派臨委決定在機關報《火花》上，針對陳獨秀的文章，開展一場「關於民主主義的討論」。編輯部在前言中說，孔甲的文章登載以後，「已引起許多同志的迴響。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為使同志們和一切革命者對它有清楚的認識起見，我們認為應該進行一場廣泛而公開的討論」。[62]在這一期《火花》上，發表了四篇討論文章。第一篇文章題為《思想上的重新武裝》，署名「學文」，對陳的觀點進行了闡述與發揮。「學文」很可能是陳獨秀的又一個筆名。因為，當時他在托派刊物上用的「頑石」、「雪衣」、「鳦兒」，大家已經知道是陳獨秀，再用一個新筆名也是無所謂的事。況且以此可以造成還有人同意他的觀點的影響，而不是大家認為的那樣「沒有一個人同意」而被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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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當時陳獨秀在與劉仁靜、彭述之、史朝生等青年托派爭論的同時，還在多篇文章中點了商起士（即尹寬）的名，批判他把「國民會議」的民主口號與奪取政權的「蘇維埃」口號對立的思想。尹寬也有上述「萬言書」應戰的表示。所以，上述「學文」文章，越看越像是陳獨秀所作。王文元說陳獨秀的民主觀點，在當時托派中「沒有一個人同意」，也許是事實。還因為當時能批判尹寬者，除了已經入獄的史朝生等外，只有陳獨秀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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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關於民主的理論層面上，陳獨秀與托派開始分裂外，在政治層面，即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上，也醞釀着分離。由於侵略東北後日本又企圖蠶食關內的「華北事件」，全國反日運動又趨高潮。托派中央多少改變了以前陳其昌臨委的保守做法，較積極地參加到國家的政治生活中來。特別是這年冬天發生的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北平學生為中心的反對日本侵略華北的「一二．九」運動，席捲全國時，華北的不少托派學生也參加了南下要求國民黨政府抗日的請願。此外，他們以「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名義，散發了大量鉛印的傳單，提出他們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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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時有條件進行「鉛印」，是因為他們設計奪取了原伊羅生主持《中國論壇》用的印刷機。據王文元說：新領導機關成立後，「第一件工作是建立一個自己的印刷工廠。伊羅生本來留下一架小印刷機給組織的（這架印刷機本來是中共的，用於印刷《中國論壇》報的，伊轉向托派時，帶了過來——引者），但在史朝生等當權時出賣了，換來的一筆錢，也當作工作經費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