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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他們沒有能力買機器，就憑幾個印刷工人的智慧，製作了最原始的「木架鉛印機」，單單買一些鉛字來，就能夠印出兩種顏色的漂亮報紙來，以致魯迅見了誤會托派是拿了日本人的「骯髒的錢」來辦報的。從此，中國托派組織擺脫了「油印時代」，進入了「鉛印時代」。為了維持這個「印刷工廠」，還發生過一個小插曲：這個工廠起先由兩個工人管理，後來一個姓粟的叛變了，企圖霸為己有，對組織實行要脅。於是，臨委來了一次突然襲擊：李福仁化裝成租界裏巡捕房的「三道頭」，邵魯與另一個同志扮成「包打聽」（上海話，即便衣偵探—引者），直入粟寓，將木架鉛印機搶出。[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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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這架鉛印機，托派的宣傳效果大大地提高了。在一張1935年12月22日以上述托派組織名義散發的《告革命學生書》[64]中，在總結了五四與五卅運動的經驗後，他們向學生提出了「到民間去」的口號，「從事群眾的革命運動，做工人和貧農的訓練員」（請注意：這個口號，與當時中共口號完全一致），並明確指出：「你們的運動只是群眾的革命運動之發動，如果不把你們的運動與工農大眾結合起來成為一種真正群眾的革命運動，那你們的運動一定要失敗的」；還指出反日鬥爭必須與推翻國民黨統治相結合：「中國的命運取決於中國民眾之解放的鬥爭。為能自由地做民族解放的鬥爭必須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的軍事專政。」為此，向學生供獻三點意見：一是「各校組織真正代表群眾革命意志的學生會，並成立全國學生聯合會，以統一指揮」；二是「鬥爭對像是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統治」；三是「把你們的運動與工農大眾結合起來」。最後提出15條口號，除「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和「第四國際萬歲」，表示托派特色外，還有一條——「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王明等人提出的「八一宣言」開始的中共正在醞釀的以第二次國共合作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生對抗。陳獨秀開始也是這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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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斯基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流派，與史太林派沒有本質區別。陳獨秀參加托派內部討論的基本立場和觀點，批判極左派，還是用的是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目標是暴力革命推翻國民黨統治。這一點集中表現在1936年應茅盾《五月二十一日》徵文寫的文章《中國的一日》中。文章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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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階級的社會裏，一個國際主義者的頭腦中，所謂世界，只有兩個橫斷的世界，沒有整個的世界。……若有人企圖把整個的世界這一抽象觀念，來掩蓋兩個橫斷世界之存在，而和緩其鬥爭，這是反動的觀點；如果有人相信這利害不同的橫斷世界及橫斷社會，可以合作，可以一致，這不是癡子，便是騙子。不要做癡子，而受騙子的騙。[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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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意思是世界上只有階級的對立和鬥爭，沒有民族的對立和鬥爭。因此也沒有甚麼階級合作的統一戰線。以此批判共產國際和中共提出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及正在形成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陳獨秀一貫的方針是，雙方保持獨立的前提下，在某一問題、某一事件上的「共同行動」或「聯合戰線」，反對一個屈服於另一個或一個政黨加入另一個政黨的「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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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7月1日，他以一個奇怪的筆名「鳦兒」寫的又一個綱領性的文章《我們在時局中的任務》，[66]用更明確的語言闡述上文的思想。他猛烈地指名抨擊「八一宣言」和朱德、毛澤東聯名發表的《為兩廣出兵北上抗日宣言》提出的「聯合陣線」的策略是與各種反動派合作「欺騙民眾」，而不是民族解放與國家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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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胸狹小的馬克思和列寧，當然在醉夢中也想不到如此高明的革命戰略（據他們自己說是戰略）！然而，在這一丟醜的文件中，丟醜還不徹底，因為還有「南京賣國政府」、「人面獸性的敗類蔣介石……出賣我領土」和「蔣賊」這些不合時代的詞句，還是一個缺憾；果然不久以後，這一缺憾便彌補起來了，在朱德領銜的中國紅軍致全國各省軍事長官要求團結一致的快郵代電中，「南京蔣總司令」的頭銜，也赫然列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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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經過「九．一八」、「一．二八」、華北事件，日本瘋狂侵略，民族矛盾已經明顯上升為主要矛盾的情況下，陳獨秀的思想在這一方面還是相當落後的，落後於正在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轉變的中共。同時也說明，這時的陳獨秀的左傾思想與他批判的托派內部極左派思想，不過是程度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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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濮清泉說，陳獨秀的這種思想，直到這年年底「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才開始轉變。開始傳來張學良、楊虎城發動兵諫扣蔣消息時，他的表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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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直像兒童過年那樣高興，他託人打了一點酒，買了一點菜，對我和羅世凡說，我生平滴酒不喝，今天為了國仇家恨，我要痛飲一杯。他先斟滿一杯酒，高舉齊眉說，大革命以來，為共產主義而犧牲的烈士，請受奠一杯，你們的深仇大恨有人給報了。於是他把酒奠酹地上。他斟了第二杯，嗚咽起來說，延年啦喬年，為父的為你倆酹此一杯！接着他老淚縱橫，痛哭失聲。我們見過他大笑，也見過他大怒，但從未見過他流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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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為上海托派臨委起草的革命文件，企圖繼續遙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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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春陳在獄中自題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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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蔣介石獲釋回到南京時，「他又一次像兒童一樣發出奇談。他說，看起來蔣介石的統治，是相當穩固的，不像我們分析的那樣脆弱」。[67]實際上，陳獨秀真正開始感覺到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的確是民族矛盾壓倒了階級矛盾。這一次，他的政治敏感度雖然慢於中共（實為共產國際），但卻遠遠快於托派其他人。結果陳獨秀終於走上了由反蔣抗日，向擁護蔣介石領導抗日的一個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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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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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打成漢奸及魯迅評托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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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對於中國托派來說，還有一件致命的事件，就是被史太林策劃的陰謀誣陷為漢奸，同時也殃及陳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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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2月1日，時任聯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列寧格勒州委第一書記的基洛夫在斯莫爾尼宮走廊裏公開被刺殺，兇手當場被擒。但是，接着在審訊過程中，包括兇手、知情人，一個一個被殺死，使此案成為千古之謎。以此為開端，蘇聯當局實施了歷時數年的大逮捕，大清洗，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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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當事人回憶，外國共產黨在莫斯科的代表絕大多數被殺，中共的王明、康生為了自保，在陳獨秀和「托派即漢奸」的問題上大做文章。根據聯共編造的托洛斯基宣稱「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的罪名，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巴黎的機關報《救國時報》上連篇累牘發表文章多達40餘篇，指「托陳派」為「漢奸」，短則千字，長達半版，如「肅清日本漢奸陳獨秀」之類。對此，國內無人相信，包括長征後到達陝北的中共中央。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特別點名提到「中國托洛斯基主義者同盟」，呼籲共同「創立抗日的人民陣線，以抵禦日本帝國主義盜匪們的長驅直入」；「互派代表同我們與我們的地方組織共同協商具體進行辦法……」[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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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鬥爭的骯髒就在於為了需要，可以不擇手段。陳獨秀不是漢奸，雖為國內各界所共識，但「托派即漢奸」的輿論卻很快被國內各派所利用。於是，不僅托派受害，其他一切政派都以「托派」為罪名加之於與托派毫無關係的一切政敵，甚至魯迅也捲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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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日本侵華步步深入，共產國際開始調整政策，王明奉命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於1935年8月1日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八一宣言），號召全國各黨派包括國民黨特務組織「藍衣社」在內，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魯迅剛剛從「局外人」轉到同情與支持共產黨的革命立場上來，自然難以接受，於是就與翻筋斗似地跟着王明一起轉過來的上海文化界共產黨領導人周揚等人發生了一場「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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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戰起因，是周揚在1936年春天按莫斯科王明的指示，突然解散「左聯」，另組一個包括上海文學界各種頭面人物的「文藝界協會」，並提出「國防文學」的口號，取代原先的「無產階級文學」。問題是他們事先竟不與身為「盟主」的魯迅商量，只是派茅盾將這個決定通知他。魯迅對如此粗暴無禮的做法，有一種被利用的感覺，實在難以接受。於是他對茅盾說：「對他們這班人，我早已不信任了！」[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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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派臨委負責人陳其昌瞭解到魯、周的爭論之後，誤以為魯迅也是反對聯合戰線的，就以陳仲山假名給魯迅寫了一封信，並送上托派中央機關報《鬥爭》、《火花》等刊物，企圖爭取魯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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