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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氣薄大地，憔悴苦斯民。豺狼騁郊邑，兼之懲塵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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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道途上，白髮污紅塵。滄海何遼闊，龍性豈能訓。[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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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政治主張有所改變，但他的硬骨頭品性沒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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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他所改變的也僅僅是在抗日問題上，而且是策略性的，在民主與獨裁的原則問題上一點也沒有鬆口。所以，在以上期待的同時，又強烈要求改變一黨獨裁的統治，實行民主政治，減輕人民負擔。他批評國民黨，「提出思想信仰之統一為黨派合作抗戰的條件問題，這未免太過幻想了，而且對於各黨派合作抗日是一種有毒害的幻想！」[22]在「國共摩擦」問題上，他批評國民黨「未能拋棄招降的態度」，主張：「國民黨承認共產黨及其他在野黨派，都公開合法存在，要求他們全力抗日，而不採取招降的態度，並且不妨礙在野黨對政府黨政治的批評。」[23]主張「全民抗戰」，「在野各黨派及一般人民都應有政治的自由，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解除人民痛苦，如：減少工人工作時間，解決貧農耕地問題，限制高租高利，廢除苛捐雜稅和保甲制度，停止徵工、拉夫等」。[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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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他把抗日與民主又結合起來了。如同他在1920年主持創建中共時，把接受「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誤認為爭取「多數人的民主」一樣。真到他晚年和去世，「民主」是貫穿他一生思想的一條主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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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的民主主張，說明他的「全民抗日」的思想沒有變化，他對敵後遊擊戰更給予崇高的評價：「即令我們的正式軍隊節節失敗，即令敵人能夠佔領中國的幾大城市，只要全國廣大民眾無束縛的自由組織起來，活躍起來，敵人便無法摧毀這到處蜂起的幾千萬武裝民眾，這幾千萬武裝民眾之遊擊隊的洪流，不但能夠使政府的正式軍隊有反攻之可能，並且使敵人已經佔領的地方，一夕數驚，不能統治。」[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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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隨着抗戰的發展，他看到殘酷的現實是國民黨獨裁專制的本質和軍事上的節節敗退。於是，又由抗戰初期的樂觀論者變成悲觀論者，甚至「亡國論」者。他說：「政府軍一敗塗地，日本軍佔領了全中國的大城市，即亡了國。」連這篇文章的標題也用了《準備戰敗後的對日抗戰》。[26]為抗戰曾經描繪的美好藍圖被一一撕碎了：在野黨一致承認國民黨最高統率權的主張，變成了國民黨「溶共」和統制各黨派的最好藉口；「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的良好願望也為「無錢者出錢」和「抓壯丁」的殘酷現實所代替。他抱怨政府「把救國公債的負擔，加在僅能養家活口的小職員小商人身上，甚至加在身負各種捐稅已經困苦不堪的農民身上」；對於城鄉壯丁，「依靠拉夫形式，拿繩子牽着來強迫服役」[27]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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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沒有活到抗戰勝利，因此他的晚年對國民黨的期待是失望的，而對民主政治更加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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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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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共產黨建立統一戰線，同時拒絕「回黨三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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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共產黨，陳獨秀也由反對其宣導的以國共第二次合作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轉變為擁護這條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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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陳獨秀一面與托派內部極左派激烈爭吵，主張在某一問題或運動中與非托派政治勢力建立「共同行動」式的聯合戰線；一而又激烈抨擊王明等中共領導人提出的類似第一次國共合作那樣的抗日聯合戰線。形勢強於人，他終於意識到非全民族聯合，難以抗日。救亡意識終於再次壓倒階級鬥爭和黨派之爭。出獄後，陳獨秀即到南京八路軍辦事處籌備處向葉劍英、博古等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雙方相談融洽；後又與葉劍英單獨相談過一次，向葉鄭重聲明：「我的意見，除陳獨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為中國大多數人說話，不願為任何黨派所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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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轉向托派以來，與中共八年對抗。現在以民族大義意識和主動行為得以緩解，這是大家風範，一般人難以企及。隨後中共的反應，先是希望陳「回黨」，[28]後又提出苛刻的「合作三條件」，最後又誣其為「漢奸」，企圖借國民黨之刀而誅之，使陳無比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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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事求是地說，起初中共在民族危亡面前確也表現出相當的進步。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中，有「中國托洛斯基主義同盟」的名稱，並且名列第六位。接着，在與國民黨談判國共第二次合作，要求釋放政治犯時，也並未對獄中托派落井下石，甚至發生「八辦」主任葉劍英幫助羅漢尋找托派獄中難友王文元的感人事情。當時，王文元因被單獨關在「秘密拘留所」裏，其他托派分子都已出獄，他卻蹤影全無。羅漢到南京為營救獄中托派朋友時，就請葉幫忙尋找。大革命時期，葉、羅二人同在國民革命軍第四軍中做政治工作。葉對羅這位著名托派分子仍以老友相待，親自陪他到南京各監獄找了一圈。雖無着落，卻留下一段佳話，使「頑固」的王文元念念不忘。[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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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出獄後，中共中央理論刊物《解放》，還發表「時評」表示尊敬、歡迎和期待：「當陳獨秀先生恢復了自由以後，大家都在為陳先生慶幸，希望他在數年的牢獄生活裏虛心地檢討自己的政治錯誤，重振起老戰士的精神，再參加到革命的行伍中來。」「時評」還注意到把陳獨秀與其他托派加以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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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理論刊物《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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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先生出獄後，在武漢的第一次講演中說到「……這次抗戰是一個革命的戰爭，全體民眾應當幫助政府，世界也應當幫助中國……」這與中國的托洛斯基派的主張已大有差別。托派在目前抗戰中主張打倒南京政府，狂吠「左的」民族失敗主義，這完全是漢奸理論，完全做着日賊別動隊的作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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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在進行這種區別時，還對羅漢說：「所謂中國托派，事實上亦很複雜……我可以大約將其分為四派：一派是贊成抗日的，你和獨秀屬之……」，並表示：「以後對陳獨秀這一派的人，可以將『匪徒』二字停止不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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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似乎使托洛斯基和李福仁所說的國共合作後共產黨將要求殺死獄中陳獨秀等托派分子的預言落了空。但這只是王明、康生自莫斯科回國貫徹蘇聯肅托精神前的一小段時間，之後就完全不一樣了。不幸而被他們言中，不過不是在國民黨的獄中，而是在獄外以「托派即漢奸」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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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解放》的「時評」文章，到周恩來對羅漢談話中，同時也可聞出不這樣一股味道：當時中共把自己放在「至尊」的位置上，而視陳獨秀等一派主張抗日的人為「欽犯被赦」，雙方完全是不平等的。一直在家鄉從事陶瓷製作業、為人憨厚老實的羅漢，不解其意。到南京要求中共「八辦」幫助營救獄中托派朋友時，竟然在未與陳獨秀商量（當時陳已經離開南京去武漢）的情況下，重提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戰時提出的與中共「合作抗日」的提議。博和葉表示歡迎，事關重大，必須請示中央。葉即一面電告中央，一面囑羅漢親自到西北走一趟，與中共中央直接聯絡，並給羅開了介紹信和旅費。羅漢先到西安，「八辦」主任林伯渠親自接待並電詢中央。相談中，林說：「陳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滅的功績，在黨的歷史上有比別人不同的地位，倘能放棄某些成見，回到一條戰線上來工作，於民族於社會都是極需要的。」王若飛則說：「自信與陳獨秀共事較久，深悉其倔強個性，但中央看重組織問題，亦係黨內自來之原則，第三國際的支部，決不允許第四國際或第四國際有關係的分子攙入，這乃是自然的事實，所以他極端希望獨秀等幾位朋友，完全以革命家的氣魄，站在大時代的前面，過去一切的是是非非都無須再費筆墨唇舌去爭辯。」[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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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各階段的歷史上，經常有像葉劍英、林伯渠、王若飛這樣保持理智，善良正直的人，可惜他們一般不掌握實權，因此左右不了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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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山洪毀路，羅漢被阻西安，未去延安。中共中央接電後，毛澤東認為中國托派不能與蘇聯托派相提並論，表示「可以與陳獨秀先生等形成某種合作關係，以期一致抗戰……」，但條件是：「陳獨秀托派如果表示悔改」。[33]總書記張聞天也這樣主張。於是，二人簽署向南京和西安發出了中央決定，同意陳獨秀等在以下三條件下合作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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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開放棄並堅決反對托派全部理論與行動，並公開聲明同托派組織脫離關係承認自己過去加入托派之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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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開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