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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以往愛衝動、發脾氣的陳獨秀不一樣，這封信寫得十分克制，入情入理，但相當有力。中共的報刊當然不敢刊登，於是，此信就在其他多種報刊上出現了。隨後，武漢各報圍繞着以上康文、九人公開信、新華日報短評和陳信，掀起了一場對中共的輿論討伐戰，多數在陳獨秀以上觀點及由此涉及的民主、人權問題上展開論述。正如當時一本小冊子的序言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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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編各文中有一個大體一致的意見，即是站在法律觀點上，道德觀點上與抗日需要上，要求原告共產黨提出「陳獨秀是漢奸」的事實根據，向政府控告陳氏。這辦法自然是最好的辦法，因為這可確實地判定到底是陳氏的人格破產，還是共產黨在有組織地誣陷異己。[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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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在武漢題字論「真理與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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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為陳辯誣的文章內容主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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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為中共此舉對抗日陣營的損害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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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攻陷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後，矛頭直指武漢，全國人民正同仇敵愾進行武漢保衛戰最熱烈的時候，而王明、康生卻在抗日陣營內部大搞破壞，實際上他們才是真正幫助日寇侵略中國的「漢奸」。這在客觀上削弱了抗日陣營的力量。陳獨秀出獄後，已聲明以無黨派的公開的身份出現，到處發表抗日演講，連續發表抗日文章，再加上他的歷史影響，已經成為具有重大影響的抗日人物。現在一下子把他打成「日本間諜」，使人們幾乎不假思索地認定這是中共對陳明顯的栽贓和誣陷。這不僅是對陳獨秀的嚴重傷害，也是對整個抗日陣營的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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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的抗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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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當時一份國民黨的報紙社論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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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慘痛的事實，我們不堪回憶，以後的事體，我們也不希望再會重演，要避免這種危機，只有大家能顧全大局；在這個國難嚴重的今日，我們還有甚麼可說？我們認定只有大家衷誠團結，只有民族利益高於一切，融合各黨派的勢力集中救國的力量，大家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下奮鬥努力，始足以救亡圖存。到現在倘使還不曉得覺悟，竟日終年的潛心於內部的摩擦，並且由內部理論的鬥爭而反映到外面來，我們覺得異常的無謂，異常的可惜；關於黨派問題，最近中央宣傳部有個通知，希望大家少談，以免影響社會人心惶惶不安，而現在又把這一套提出來討論，這也是不應當的；關於目前這樣嚴重關頭，大家認定只有抗戰才是死裏求生的出路。今天一個刊物，明天一篇文章，汗牛充棟，書鋪充斥，掛羊頭，賣狗肉，破壞抗戰陣線，混淆國家思想，這也不是抗戰時期中所不應當有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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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文最後驚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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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定大家既然許身黨國，應當大家徹頭徹尾的加以反省，「應該痛定思痛，認清敵友，待罪立功；萬不可稍存意氣，重蹈以往的覆轍，骨肉相殘」而為親者所痛，仇者所快。時急矣！寇深矣！華北數十萬方里之土地，已經被敵人侵佔；東南富庶的資源，也已經被敵人攫奪；無數萬的民眾被敵人殘殺；大好河山，瘡痍滿目，我們還有甚麼心腸來鬧內部無謂的糾紛！我們希望大家「以大局為重」！[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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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人士敢於仗義者也不少，最早研究馬克思主義者之一、親共的張西曼教授就是。他簽署九人公開信後，在共產黨壓力下，曾給《新華日報》一信，補充說明「為甚麼敢負責為獨秀先生辯護」的理由，並說明在簽署時曾有過「將內容酌加修改」的要求。但《新華日報》在發表此信時，竟然昏頭昏腦地發表一短評，對張極其責備、教訓和諷刺之能事，[62]氣得張生病一場。這樣親共的人士都團結不了，真是太昏庸了。此外，長沙著名人士吳國璋也公開發表文章向共產黨呼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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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有些人因為暴日侵略日亟，曾向國民政府提出停止剿匪的請求。現在日寇業已深入我國，我敢大聲呼號，希望中國共產黨不要再製造「托匪」新名詞，來增加國內糾紛！在中國共產黨的各種書報雜誌中，時常看到「托派匪徒」一詞，說他們是漢奸，首領是陳獨秀先生。我以為很懷疑，以為陳氏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任首領，現在中共骨幹許多重要分子，都是他介紹入黨並提拔訓練而成的，如果他也做了漢奸，那麼中國共產黨還有人靠得住嗎？如果事出誣陷，則中共幹部分子在道德上言，既屬負義不仁；在政略上言，又徒造人人自危的恐怖；在抗敵上言，則又未免陷於自相殘殺的絕境。大敵當前，為甚麼他們要開這樣大的玩笑？[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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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共此舉在道德上對自身損害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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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康生的誣陷果然使陳受到重大傷害，如使其爭取中間勢力的努力付之東流。這些「不擁國不阿共」的民主黨派，雖然明知是誣陷，但也不願得罪正在坐大的共產黨，紛紛離陳而去。但實際上，中共本身在人們特別是民主黨派中的威望受到的損害更大。當時周恩來正利用國民黨當局的腐敗和潰敗做統戰工作，已經取得很大成效。王明、康生反為國民黨贏得幾分。簽署公開信的九人多數是國民黨員，他們首先出來為陳抱不平，表明國民黨的黨格正氣猶在。正如以上雷宇同的序言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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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是中國並帶世界性的文化與政治的偉人，而原告共產黨則是中國並帶世界性的大政黨，至所涉及的問題又是民族抗戰中的最嚴重的道德問題。以如此兩造所引起的如此問題，自然有其重大的意義。因為這不僅關係一個人的道德，而且關係一大政黨的道德。假如陳氏果真是證據確鑿的「漢奸」，則他的歷史人格即最後破產；假如事實並不如共產黨之所攻擊，則中國共產黨便無法卸脫其有組織地迫害與誣陷異己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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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報紙《大漢晚報》發表署名文章，理直氣壯而帶有輕蔑的口氣教訓中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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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作事，應當光明磊落，不可鬼鬼祟祟，玩弄手段，然後才能得到人家的同情；否則絕對不會不失敗的」；「我們是具有幾千年文明的中國國民，我們作人，尤應有泱泱大國的風度……切不可學習落後民族那種狹隘、殘忍、刻薄、兇狠、尖刻、毒辣等非文明人類所應有的胸襟——以恨為出發點的胸襟；否則，人類社會只有一天天的開倒車，而仍然回到野蠻的原始社會去。」[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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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天後，該報又發表短評說：「夫尊重他人，即所以尊重自己。如政見之爭牽涉人我之爭，或竟不擇手段，肆意誣衊，此則不足以言政治，徒損一己之政治道德而已」；「以自詡革命黨人出此下策，言之痛心，良深浩歎！」[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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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此舉在法律上使中共變成了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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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康生當然知道，一旦「日本間諜」「漢奸」罪名成立，在戰時立即要處決的。在蘇聯，他們親眼看到許多著名人士，甚至那些與列寧在一起戰鬥過的老布爾什維克，一旦被誣陷就處決了，而且根本不要甚麼證據。在中國，他們也知道抗戰初期的王公度、張慕陶也並非托派。王公度在桂系反蔣獨立運動中曾立下汗馬功勞，被稱為桂系中的「第四號人物」。桂系轉向「聯蔣抗日」，王公度不識時務，堅持原來的立場，再加上在內部爭權奪利鬥爭中遭妒被殺。但是殺了之後如何向外解釋，桂系煞費苦心，最後決定給按上「托派」的帽子。[66]張慕陶原是中共骨幹，只因執行第二、第三次左傾路線遭到必然失敗被開除黨籍，與托派風馬牛不相及。之後投奔山西軍閥閻錫山，表現出相當大的活動能力。中共統戰組織「犧盟會」曾想爭取他「歸隊」，張因對共產黨絕望而拒絕。於是，中共竭力造謠中傷，說他是「托派漢奸」。晉系出於桂系同樣原因，要把張甩掉。後來轉到蔣系手中，終因他堅持「反蔣抗日」立場，被以「托派漢奸」罪名處決。所以，在中國也存在着無需證據，誣陷其「托派漢奸」罪名就可槍斃的事例。這是蘇聯「肅托運動」再加上王、康在巴黎《救國時報》上反復宣傳在中國造成的惡劣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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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2月，在康生國內拋出《鏟》文同時，巴黎《救國時報》同時拋出一篇報導式的文章，以陝甘寧特區政府公審大會的名義表示：「我們要求政府當局效法廣西槍決王公度及延安公審三匪徒的辦法，用槍決韓復榘的毅然手段，以鐵一般的國法和軍律，來搜捕、公審和槍決陳獨秀、葉青、徐維烈、張慕陶、梁幹喬等漢奸匪徒。」[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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