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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陳獨秀真是命懸一絲。要是在延安或其他中共的根據地，早就成了康生負責的「鋤奸部」刀下鬼了。幸虧陳當時在武漢國統區，又有那麼多著名人士仗義相救，不僅倖免一死，而且進行了勝利的反擊。正如當時輿論所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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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共產黨的行為……不與政敵作理論上的討論，憑真理來戰勝別人，而用造謠的辦法罹人於罪，誣之為「漢奸匪徒」，企圖借國民黨的刀去殺自己的敵，這是多麼陰險，多麼卑鄙，多麼無恥的勾當呵！這實在是他們十年來盲動的結果，以致政治破產，理論破產，道德破產技窮力竭的表現。[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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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的報紙更是提出了陳獨秀可以「反坐」中共，變被告為原告：「指人為漢奸，固為一時快意，不知此舉不惟有違政治道德，更觸犯法律森嚴……吾不知法庭相質，攻訐者又將何辭以對？」「法律應予反坐。」[69]有人也明確地指出：政府有「懲治漢奸條例」，現在各報所討論的陳獨秀事件，「若他罪證確實，自當處以應得之罪；否則說他是漢奸的日報雜誌等，自亦構成誹謗之罪」；「陳獨秀自可依刑法第三百十條起訴於法院」。[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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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此舉洩露了中共「民主」的虛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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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開始以後，共產黨一直打着「民主」旗號，反對國民黨獨裁，號稱要建立獨立、民主、自由、富強的新中國，並以此吸引全國有為青年投奔延安，籠絡人心，曾收到很大效果。可是，善良的人們卻沒有注意到，早在這個時候（1935–1938）的《救國時報》、《解放》、《群眾》、《新華日報》時期的中共，把陳獨秀等人和整個托派誣陷成「漢奸」並要求槍決時，已經洩露了其草菅人命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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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從中共印刷機關「解放社」出版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一書及《群眾》雜誌、《新華日報》的文章中，列數出國民黨和在野黨、無黨派著名人士中，被中共加上「漢奸」、「托匪」、「賣國賊」、「親日派」四項罪名的有17人之多；[71]如果加上《救國時報》、《解放》雜誌上被點名的人數，達到約30人左右。但是，這些人竟然全不是「漢奸」，全是中共的誣陷。其中一位大學教授鄭學稼，在其給中共黨員的一封公開信[72]中，說到自己在1927年後，從未參加任何黨派，只因「要求中國共產黨停止無出路的暴動，將『紅軍』交給政府改編」等主張，卻被中共屢次罵為「托匪」、「漢奸」。但他從未予以答辯，並說：「我不徒能容恕中共的造謠，我還希望唾棄者，也容恕『中國共產黨』。因為，一個政黨不用光明正大的政治道德作政治的鬥爭，而用陰謀詭計和造謠的手段，後世之人，會給他以一個公平的評論。」陳獨秀事件發生後，他不再表示沉默，寫了這封公開信，用更深刻的思想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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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今日的政治道德系建立於陰謀詭計及造謠欺騙之上，這給中國共產黨黨員諸君以一個反省的良機。所謂共產黨也者，是推動人類歷史的政黨，不是造謠欺騙的集團。所以，真正的共產黨在政治鬥爭中，用着給大眾批判與接受的政綱，在對政見不同者論爭中，用理論去克服，決不會如今日中共之所為。暫不言中共的行為，無補而有害於中國的歷史發展，而且她的政治道德，將收日後不良的結果……這種生活，給我們證明：中共的上層人物，已失去政治領袖的資格，中共在此輩領導之下，已不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派別，而且也不成其為政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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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的《救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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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公開信徹底揭露了中共的所謂「民主運動領導者」的假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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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之失去政治道德，給她的黨員以及國人的教訓是如此：中共系今日中國民主運動的敵人及阻礙者。為甚麼呢？所謂民主也者，是指自由平等而言。真正民主主義者，不僅為大眾爭民主，自己還以民主待人——也就是對於政見不同的人或政黨，取着自由與平等的態度。現在，自稱「共產黨」者，對於政見不同的人，用「托匪」與「漢奸」之「莫須有」的污名，侮辱其人格，蔑視其人權；對於非己同類的人，任何出版與言論的自由，都剝奪殆盡——誰能夠在中共勢力的延安中，發見一本關於批判中共主張的刊物或書籍呢？與中共政見不同的人，誰能夠安步於膚施市街之上呢？但它卻樹立民主的大旗號召國人！世界上有一個不知民主為何物，而且極力濫用其文化力量視民主如草芥的政黨，會充當民主運動的領導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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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事件的另一個受害人羅漢也發表了一封給周恩來、葉劍英等人的很長的公開信，以自己的經歷，駁斥了《鏟》文對他的誣陷。羅漢指出，博古曾對他說：「據我自己觀察，獨秀的意見很少有和托洛斯基相同之點，故中央刊物近來已不把托陳並列一派。」後來羅漢責問周恩來，為甚麼在武漢出版的《群眾》雜誌署名漢夫的文章，竟加獨秀以「匪徒」的稱呼？「恩來兄說，那篇文章的『匪徒』字樣，他的確曾經勾去，後來不知怎樣又被手民誤植上去了。」[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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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當時人們，特別是非共產黨人和非中共高層領導人的確不知道，陳獨秀被誣事件乃是王明與毛澤東爭權過程中的一個插曲。王明這次回國，自認為可以把毛澤東打下去。在他擬定的中共「七大」準備委員會的名單中，總書記張聞天放在第六位，自己放在第二位，僅在毛澤東之下。接着，他一是把早在莫斯科與康生夥同炮製出的「陳獨秀漢奸」罪名拋出來，原想是抓住此前毛澤東違背莫斯科的肅托精神，與陳獨秀、羅漢等托派分子聯繫作為把柄。二是在負責長江局工作中，處處推行違背毛澤東在國共合作中獨立自主、保存中共實力和以農村遊擊戰為主的方針，提出「一切通過統一戰線」。對王明這個「新來戶」，毛澤東依仗自己在黨內的雄厚基礎，進行堅決的還擊。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召開六屆六中全會，批判了王明的錯誤，撤銷了長江局，建立了周恩來為書記的南方局和劉少奇為書記的中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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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事件使中共威信掃地，不得不做些挽救工作。周恩來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對各方面人士做了許多工作，並多次託人去看望陳獨秀，並囑陳在當時「不要活動，不要發表文章」，[74]以免事態的擴大。在共產黨內很有威望的老人、與陳獨秀關係亦好的徐特立當時任長沙八路軍辦事處主任，也在陳獨秀的學生何之瑜陪同下特意到武漢慰勸。再加上武漢保衛戰迫在眉睫，各路精英紛紛準備後撤，才使這場風波平息下來。陳的晚年書信中，稱周恩來這位大革命時期的老部下為：「此人比其他妄人稍通情理，然亦為群小劫持，不能自拔也。」[75]通觀周的一生，此評價確是入骨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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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是非不清，冤案未了，陳獨秀仍耿耿於懷。他只答應暫時休戰，準備將來「算總賬」。他在當時給何之瑜的信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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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老先生所說：「事情是解決了的。」真使我莫名其妙！羅漢的事，有他自己與你們的信，我不願多說。關於我，恐怕永無解決之一日。他們自己雖然沒有繼續說到我，而他們正在指使他們漢口及香港的週邊，在刊物上，在口頭上仍然大肆其造謠污蔑。我在社會上不是一個初出茅廬的人，社會自有公評，他們無情理的造謠中傷，於我無損，只他們自暴其醜陋而已。我拿定主意，暫時置之不理，惟隨時收集材料，將來到法庭算總賬……[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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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流亡入川，隨後病逝，沒有得到「算總賬」的機會。在中共眼中，還是帶着「漢奸」這個罪名入土的，可謂遺憾終身。直到1984年，中國學者為平反陳獨秀運動的高潮中，中共中央宣傳部的一個還想繼續高壓的文件中，才不得不承認「三十年代王明、康生誣其為日寇漢奸，亦非事實」。[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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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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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托派極左派的再批判及思緒的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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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出獄後擁護國民黨領導全國抗戰，擁護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以及在武漢開展新局面的努力，是違背托派傳統路線的。因此，一開始就遭到上海托派中央強烈的抨擊，因為他們依然教條主義地對待托洛斯基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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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爆發後，托洛斯基與第四國際對中國托派路線有明確的指示。1937年8月，第四國際通過關於中日戰爭的決議案，提出了兩個「打倒」的口號：「打倒國民黨！」「打倒日本帝國主義！」[78]托洛斯基在致友人信中也表示，中國抗日戰爭是正義戰爭，但蔣介石的抗戰是違反自己意志的，是「被人推向前」的，「明天，他又要背叛」。他指示中國托派：「對於蔣介石和他的黨，以及整個中國統治階級，我們無需要存絲毫的幻想」；對於抗戰，一面要「積極參加」，「一面政治上準備推翻蔣介石」。[79]對於第二次國共合作托氏更是極力批評：「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遵照着莫斯科的命令，拋棄了馬克思主義，接受了反動的與學究氣的『孫文主義』，加入了國民黨，服從它的紀律……在目前的對日戰爭中，又在重複着這個同樣的致命的政策。」[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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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出獄後不久，其他托派也先後被釋放。彭述之由於在托派運動中的嚴重爭吵，不像鄭超麟和王文元、濮清泉那樣與陳見面，而是歷盡千辛萬苦回到已成日寇統治中心的上海，從此與陳訣別。這時上海托派只剩下10個人，他與另一個從監獄出來到滬的劉家良一起加入臨委。臨委書記仍是陳其昌（不久由彭述之接任），其他委員有李福仁、寒君和邵志誠（又名邵魯，對外充當李的司機）。根據托洛斯基和第四國際的指示，1937年11月上海失守後，召開了一次「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上海黨員代表大會」，通過了《目前抗戰中我們的任務與策略的決議》，提出了托派的抗戰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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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認為，國民黨抗戰，一是「不能不以『應戰』來維護其統治權，一是以『應戰』作為達到它妥協投降目的的手段」。托派的政策是：「全體民眾自動組織和武裝起來參加抗戰……立刻召集緊急的普選全權國民會議以領導徹底的抗日戰爭」；對於國民黨各派，「號召群眾監視他們的行動，並準備力量推翻他們」。對中共執行的民族統一戰線，他們更是杯弓蛇影，稱之為「徹底投降」——「今天的『國共合作』，不僅是1925–1927年國共合作的重演，而且是自覺的叛變。斯大林黨已經完全墮落為小資產階級的改良派，它今後只有依附於一派資產階級以反對另一派資產階級……成為資產階級欺騙和壓迫民眾之天然工具。」[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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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斥責上海托派臨委的主張是「極左派」，不屑一顧。轉向托派以來，他與這種傾向作了不懈的鬥爭，寫了無數的文字，實在已經倦了，現在終於出現了擺脫他們的機會。他對上海托派的厭惡之辭是：「總是將革命之所有能事歸結於辦一張可憐的報紙」，已如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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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派中最有理論修養、被稱為陳獨秀「忠實學生與同志」的鄭超麟1937年8月29日出獄後，曾到陳的住處（陳鍾凡家）看望。鄭明確反對陳擬的幾條抗戰提綱，特別是反對暫時對國民黨「休戰」，並從理論到實踐各方面預測共產黨會解散組織加入國民黨。陳反駁了鄭的觀點，堅決支持共產黨聯合國民黨一同抗日的政策。鄭很克制，沒有大吵大鬧。他太瞭解陳了，吵也沒有用。話不投機半句多，第二天就離開了。這一對從1924年以來在腥風血雨中結成深厚情誼的同志，就這樣再也沒有見面。此後陳在文章和書信中，經常批評鄭把中日戰爭看作是蔣介石與日本天皇之戰，應當採取「失敗主義政策」等荒唐觀點。鄭活到1998年，壽數98歲，經歷了共產黨勝利後給他的49年思想改造，包括27年監獄生活，其托派信仰始終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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