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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4393 當時陳獨秀真是命懸一絲。要是在延安或其他中共的根據地,早就成了康生負責的「鋤奸部」刀下鬼了。幸虧陳當時在武漢國統區,又有那麼多著名人士仗義相救,不僅倖免一死,而且進行了勝利的反擊。正如當時輿論所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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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4395 今日共產黨的行為……不與政敵作理論上的討論,憑真理來戰勝別人,而用造謠的辦法罹人於罪,誣之為「漢奸匪徒」,企圖借國民黨的刀去殺自己的敵,這是多麼陰險,多麼卑鄙,多麼無恥的勾當呵!這實在是他們十年來盲動的結果,以致政治破產,理論破產,道德破產技窮力竭的表現。[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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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4397 而有的報紙更是提出了陳獨秀可以「反坐」中共,變被告為原告:「指人為漢奸,固為一時快意,不知此舉不惟有違政治道德,更觸犯法律森嚴……吾不知法庭相質,攻訐者又將何辭以對?」「法律應予反坐。」[69]有人也明確地指出:政府有「懲治漢奸條例」,現在各報所討論的陳獨秀事件,「若他罪證確實,自當處以應得之罪;否則說他是漢奸的日報雜誌等,自亦構成誹謗之罪」;「陳獨秀自可依刑法第三百十條起訴於法院」。[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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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4399 (四)此舉洩露了中共「民主」的虛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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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4401 抗戰開始以後,共產黨一直打着「民主」旗號,反對國民黨獨裁,號稱要建立獨立、民主、自由、富強的新中國,並以此吸引全國有為青年投奔延安,籠絡人心,曾收到很大效果。可是,善良的人們卻沒有注意到,早在這個時候(1935–1938)的《救國時報》、《解放》、《群眾》、《新華日報》時期的中共,把陳獨秀等人和整個托派誣陷成「漢奸」並要求槍決時,已經洩露了其草菅人命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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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4403 有人從中共印刷機關「解放社」出版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一書及《群眾》雜誌、《新華日報》的文章中,列數出國民黨和在野黨、無黨派著名人士中,被中共加上「漢奸」、「托匪」、「賣國賊」、「親日派」四項罪名的有17人之多;[71]如果加上《救國時報》、《解放》雜誌上被點名的人數,達到約30人左右。但是,這些人竟然全不是「漢奸」,全是中共的誣陷。其中一位大學教授鄭學稼,在其給中共黨員的一封公開信[72]中,說到自己在1927年後,從未參加任何黨派,只因「要求中國共產黨停止無出路的暴動,將『紅軍』交給政府改編」等主張,卻被中共屢次罵為「托匪」、「漢奸」。但他從未予以答辯,並說:「我不徒能容恕中共的造謠,我還希望唾棄者,也容恕『中國共產黨』。因為,一個政黨不用光明正大的政治道德作政治的鬥爭,而用陰謀詭計和造謠的手段,後世之人,會給他以一個公平的評論。」陳獨秀事件發生後,他不再表示沉默,寫了這封公開信,用更深刻的思想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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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4405 中共今日的政治道德系建立於陰謀詭計及造謠欺騙之上,這給中國共產黨黨員諸君以一個反省的良機。所謂共產黨也者,是推動人類歷史的政黨,不是造謠欺騙的集團。所以,真正的共產黨在政治鬥爭中,用着給大眾批判與接受的政綱,在對政見不同者論爭中,用理論去克服,決不會如今日中共之所為。暫不言中共的行為,無補而有害於中國的歷史發展,而且她的政治道德,將收日後不良的結果……這種生活,給我們證明:中共的上層人物,已失去政治領袖的資格,中共在此輩領導之下,已不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派別,而且也不成其為政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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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4410 當年的《救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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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4412 接着,公開信徹底揭露了中共的所謂「民主運動領導者」的假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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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4414 中國共產黨之失去政治道德,給她的黨員以及國人的教訓是如此:中共系今日中國民主運動的敵人及阻礙者。為甚麼呢?所謂民主也者,是指自由平等而言。真正民主主義者,不僅為大眾爭民主,自己還以民主待人——也就是對於政見不同的人或政黨,取着自由與平等的態度。現在,自稱「共產黨」者,對於政見不同的人,用「托匪」與「漢奸」之「莫須有」的污名,侮辱其人格,蔑視其人權;對於非己同類的人,任何出版與言論的自由,都剝奪殆盡——誰能夠在中共勢力的延安中,發見一本關於批判中共主張的刊物或書籍呢?與中共政見不同的人,誰能夠安步於膚施市街之上呢?但它卻樹立民主的大旗號召國人!世界上有一個不知民主為何物,而且極力濫用其文化力量視民主如草芥的政黨,會充當民主運動的領導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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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4416 此外,事件的另一個受害人羅漢也發表了一封給周恩來、葉劍英等人的很長的公開信,以自己的經歷,駁斥了《鏟》文對他的誣陷。羅漢指出,博古曾對他說:「據我自己觀察,獨秀的意見很少有和托洛斯基相同之點,故中央刊物近來已不把托陳並列一派。」後來羅漢責問周恩來,為甚麼在武漢出版的《群眾》雜誌署名漢夫的文章,竟加獨秀以「匪徒」的稱呼?「恩來兄說,那篇文章的『匪徒』字樣,他的確曾經勾去,後來不知怎樣又被手民誤植上去了。」[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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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4418 不過,當時人們,特別是非共產黨人和非中共高層領導人的確不知道,陳獨秀被誣事件乃是王明與毛澤東爭權過程中的一個插曲。王明這次回國,自認為可以把毛澤東打下去。在他擬定的中共「七大」準備委員會的名單中,總書記張聞天放在第六位,自己放在第二位,僅在毛澤東之下。接着,他一是把早在莫斯科與康生夥同炮製出的「陳獨秀漢奸」罪名拋出來,原想是抓住此前毛澤東違背莫斯科的肅托精神,與陳獨秀、羅漢等托派分子聯繫作為把柄。二是在負責長江局工作中,處處推行違背毛澤東在國共合作中獨立自主、保存中共實力和以農村遊擊戰為主的方針,提出「一切通過統一戰線」。對王明這個「新來戶」,毛澤東依仗自己在黨內的雄厚基礎,進行堅決的還擊。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召開六屆六中全會,批判了王明的錯誤,撤銷了長江局,建立了周恩來為書記的南方局和劉少奇為書記的中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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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4420 陳獨秀事件使中共威信掃地,不得不做些挽救工作。周恩來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對各方面人士做了許多工作,並多次託人去看望陳獨秀,並囑陳在當時「不要活動,不要發表文章」,[74]以免事態的擴大。在共產黨內很有威望的老人、與陳獨秀關係亦好的徐特立當時任長沙八路軍辦事處主任,也在陳獨秀的學生何之瑜陪同下特意到武漢慰勸。再加上武漢保衛戰迫在眉睫,各路精英紛紛準備後撤,才使這場風波平息下來。陳的晚年書信中,稱周恩來這位大革命時期的老部下為:「此人比其他妄人稍通情理,然亦為群小劫持,不能自拔也。」[75]通觀周的一生,此評價確是入骨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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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4422 由於是非不清,冤案未了,陳獨秀仍耿耿於懷。他只答應暫時休戰,準備將來「算總賬」。他在當時給何之瑜的信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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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4424 徐老先生所說:「事情是解決了的。」真使我莫名其妙!羅漢的事,有他自己與你們的信,我不願多說。關於我,恐怕永無解決之一日。他們自己雖然沒有繼續說到我,而他們正在指使他們漢口及香港的週邊,在刊物上,在口頭上仍然大肆其造謠污蔑。我在社會上不是一個初出茅廬的人,社會自有公評,他們無情理的造謠中傷,於我無損,只他們自暴其醜陋而已。我拿定主意,暫時置之不理,惟隨時收集材料,將來到法庭算總賬……[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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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4426 接着他流亡入川,隨後病逝,沒有得到「算總賬」的機會。在中共眼中,還是帶着「漢奸」這個罪名入土的,可謂遺憾終身。直到1984年,中國學者為平反陳獨秀運動的高潮中,中共中央宣傳部的一個還想繼續高壓的文件中,才不得不承認「三十年代王明、康生誣其為日寇漢奸,亦非事實」。[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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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4428 陈独秀全传 [:1705944966]
1705954429 對托派極左派的再批判及思緒的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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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4431 陳獨秀出獄後擁護國民黨領導全國抗戰,擁護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以及在武漢開展新局面的努力,是違背托派傳統路線的。因此,一開始就遭到上海托派中央強烈的抨擊,因為他們依然教條主義地對待托洛斯基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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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4433 抗戰爆發後,托洛斯基與第四國際對中國托派路線有明確的指示。1937年8月,第四國際通過關於中日戰爭的決議案,提出了兩個「打倒」的口號:「打倒國民黨!」「打倒日本帝國主義!」[78]托洛斯基在致友人信中也表示,中國抗日戰爭是正義戰爭,但蔣介石的抗戰是違反自己意志的,是「被人推向前」的,「明天,他又要背叛」。他指示中國托派:「對於蔣介石和他的黨,以及整個中國統治階級,我們無需要存絲毫的幻想」;對於抗戰,一面要「積極參加」,「一面政治上準備推翻蔣介石」。[79]對於第二次國共合作托氏更是極力批評:「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遵照着莫斯科的命令,拋棄了馬克思主義,接受了反動的與學究氣的『孫文主義』,加入了國民黨,服從它的紀律……在目前的對日戰爭中,又在重複着這個同樣的致命的政策。」[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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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4435 陳獨秀出獄後不久,其他托派也先後被釋放。彭述之由於在托派運動中的嚴重爭吵,不像鄭超麟和王文元、濮清泉那樣與陳見面,而是歷盡千辛萬苦回到已成日寇統治中心的上海,從此與陳訣別。這時上海托派只剩下10個人,他與另一個從監獄出來到滬的劉家良一起加入臨委。臨委書記仍是陳其昌(不久由彭述之接任),其他委員有李福仁、寒君和邵志誠(又名邵魯,對外充當李的司機)。根據托洛斯基和第四國際的指示,1937年11月上海失守後,召開了一次「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上海黨員代表大會」,通過了《目前抗戰中我們的任務與策略的決議》,提出了托派的抗戰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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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4437 決議認為,國民黨抗戰,一是「不能不以『應戰』來維護其統治權,一是以『應戰』作為達到它妥協投降目的的手段」。托派的政策是:「全體民眾自動組織和武裝起來參加抗戰……立刻召集緊急的普選全權國民會議以領導徹底的抗日戰爭」;對於國民黨各派,「號召群眾監視他們的行動,並準備力量推翻他們」。對中共執行的民族統一戰線,他們更是杯弓蛇影,稱之為「徹底投降」——「今天的『國共合作』,不僅是1925–1927年國共合作的重演,而且是自覺的叛變。斯大林黨已經完全墮落為小資產階級的改良派,它今後只有依附於一派資產階級以反對另一派資產階級……成為資產階級欺騙和壓迫民眾之天然工具。」[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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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4439 陳獨秀斥責上海托派臨委的主張是「極左派」,不屑一顧。轉向托派以來,他與這種傾向作了不懈的鬥爭,寫了無數的文字,實在已經倦了,現在終於出現了擺脫他們的機會。他對上海托派的厭惡之辭是:「總是將革命之所有能事歸結於辦一張可憐的報紙」,已如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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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4441 托派中最有理論修養、被稱為陳獨秀「忠實學生與同志」的鄭超麟1937年8月29日出獄後,曾到陳的住處(陳鍾凡家)看望。鄭明確反對陳擬的幾條抗戰提綱,特別是反對暫時對國民黨「休戰」,並從理論到實踐各方面預測共產黨會解散組織加入國民黨。陳反駁了鄭的觀點,堅決支持共產黨聯合國民黨一同抗日的政策。鄭很克制,沒有大吵大鬧。他太瞭解陳了,吵也沒有用。話不投機半句多,第二天就離開了。這一對從1924年以來在腥風血雨中結成深厚情誼的同志,就這樣再也沒有見面。此後陳在文章和書信中,經常批評鄭把中日戰爭看作是蔣介石與日本天皇之戰,應當採取「失敗主義政策」等荒唐觀點。鄭活到1998年,壽數98歲,經歷了共產黨勝利後給他的49年思想改造,包括27年監獄生活,其托派信仰始終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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