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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人士敢於仗義者也不少，最早研究馬克思主義者之一、親共的張西曼教授就是。他簽署九人公開信後，在共產黨壓力下，曾給《新華日報》一信，補充說明「為甚麼敢負責為獨秀先生辯護」的理由，並說明在簽署時曾有過「將內容酌加修改」的要求。但《新華日報》在發表此信時，竟然昏頭昏腦地發表一短評，對張極其責備、教訓和諷刺之能事，[62]氣得張生病一場。這樣親共的人士都團結不了，真是太昏庸了。此外，長沙著名人士吳國璋也公開發表文章向共產黨呼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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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有些人因為暴日侵略日亟，曾向國民政府提出停止剿匪的請求。現在日寇業已深入我國，我敢大聲呼號，希望中國共產黨不要再製造「托匪」新名詞，來增加國內糾紛！在中國共產黨的各種書報雜誌中，時常看到「托派匪徒」一詞，說他們是漢奸，首領是陳獨秀先生。我以為很懷疑，以為陳氏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任首領，現在中共骨幹許多重要分子，都是他介紹入黨並提拔訓練而成的，如果他也做了漢奸，那麼中國共產黨還有人靠得住嗎？如果事出誣陷，則中共幹部分子在道德上言，既屬負義不仁；在政略上言，又徒造人人自危的恐怖；在抗敵上言，則又未免陷於自相殘殺的絕境。大敵當前，為甚麼他們要開這樣大的玩笑？[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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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共此舉在道德上對自身損害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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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康生的誣陷果然使陳受到重大傷害，如使其爭取中間勢力的努力付之東流。這些「不擁國不阿共」的民主黨派，雖然明知是誣陷，但也不願得罪正在坐大的共產黨，紛紛離陳而去。但實際上，中共本身在人們特別是民主黨派中的威望受到的損害更大。當時周恩來正利用國民黨當局的腐敗和潰敗做統戰工作，已經取得很大成效。王明、康生反為國民黨贏得幾分。簽署公開信的九人多數是國民黨員，他們首先出來為陳抱不平，表明國民黨的黨格正氣猶在。正如以上雷宇同的序言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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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是中國並帶世界性的文化與政治的偉人，而原告共產黨則是中國並帶世界性的大政黨，至所涉及的問題又是民族抗戰中的最嚴重的道德問題。以如此兩造所引起的如此問題，自然有其重大的意義。因為這不僅關係一個人的道德，而且關係一大政黨的道德。假如陳氏果真是證據確鑿的「漢奸」，則他的歷史人格即最後破產；假如事實並不如共產黨之所攻擊，則中國共產黨便無法卸脫其有組織地迫害與誣陷異己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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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報紙《大漢晚報》發表署名文章，理直氣壯而帶有輕蔑的口氣教訓中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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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作事，應當光明磊落，不可鬼鬼祟祟，玩弄手段，然後才能得到人家的同情；否則絕對不會不失敗的」；「我們是具有幾千年文明的中國國民，我們作人，尤應有泱泱大國的風度……切不可學習落後民族那種狹隘、殘忍、刻薄、兇狠、尖刻、毒辣等非文明人類所應有的胸襟——以恨為出發點的胸襟；否則，人類社會只有一天天的開倒車，而仍然回到野蠻的原始社會去。」[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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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天後，該報又發表短評說：「夫尊重他人，即所以尊重自己。如政見之爭牽涉人我之爭，或竟不擇手段，肆意誣衊，此則不足以言政治，徒損一己之政治道德而已」；「以自詡革命黨人出此下策，言之痛心，良深浩歎！」[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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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此舉在法律上使中共變成了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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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康生當然知道，一旦「日本間諜」「漢奸」罪名成立，在戰時立即要處決的。在蘇聯，他們親眼看到許多著名人士，甚至那些與列寧在一起戰鬥過的老布爾什維克，一旦被誣陷就處決了，而且根本不要甚麼證據。在中國，他們也知道抗戰初期的王公度、張慕陶也並非托派。王公度在桂系反蔣獨立運動中曾立下汗馬功勞，被稱為桂系中的「第四號人物」。桂系轉向「聯蔣抗日」，王公度不識時務，堅持原來的立場，再加上在內部爭權奪利鬥爭中遭妒被殺。但是殺了之後如何向外解釋，桂系煞費苦心，最後決定給按上「托派」的帽子。[66]張慕陶原是中共骨幹，只因執行第二、第三次左傾路線遭到必然失敗被開除黨籍，與托派風馬牛不相及。之後投奔山西軍閥閻錫山，表現出相當大的活動能力。中共統戰組織「犧盟會」曾想爭取他「歸隊」，張因對共產黨絕望而拒絕。於是，中共竭力造謠中傷，說他是「托派漢奸」。晉系出於桂系同樣原因，要把張甩掉。後來轉到蔣系手中，終因他堅持「反蔣抗日」立場，被以「托派漢奸」罪名處決。所以，在中國也存在着無需證據，誣陷其「托派漢奸」罪名就可槍斃的事例。這是蘇聯「肅托運動」再加上王、康在巴黎《救國時報》上反復宣傳在中國造成的惡劣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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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2月，在康生國內拋出《鏟》文同時，巴黎《救國時報》同時拋出一篇報導式的文章，以陝甘寧特區政府公審大會的名義表示：「我們要求政府當局效法廣西槍決王公度及延安公審三匪徒的辦法，用槍決韓復榘的毅然手段，以鐵一般的國法和軍律，來搜捕、公審和槍決陳獨秀、葉青、徐維烈、張慕陶、梁幹喬等漢奸匪徒。」[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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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陳獨秀真是命懸一絲。要是在延安或其他中共的根據地，早就成了康生負責的「鋤奸部」刀下鬼了。幸虧陳當時在武漢國統區，又有那麼多著名人士仗義相救，不僅倖免一死，而且進行了勝利的反擊。正如當時輿論所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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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共產黨的行為……不與政敵作理論上的討論，憑真理來戰勝別人，而用造謠的辦法罹人於罪，誣之為「漢奸匪徒」，企圖借國民黨的刀去殺自己的敵，這是多麼陰險，多麼卑鄙，多麼無恥的勾當呵！這實在是他們十年來盲動的結果，以致政治破產，理論破產，道德破產技窮力竭的表現。[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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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的報紙更是提出了陳獨秀可以「反坐」中共，變被告為原告：「指人為漢奸，固為一時快意，不知此舉不惟有違政治道德，更觸犯法律森嚴……吾不知法庭相質，攻訐者又將何辭以對？」「法律應予反坐。」[69]有人也明確地指出：政府有「懲治漢奸條例」，現在各報所討論的陳獨秀事件，「若他罪證確實，自當處以應得之罪；否則說他是漢奸的日報雜誌等，自亦構成誹謗之罪」；「陳獨秀自可依刑法第三百十條起訴於法院」。[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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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此舉洩露了中共「民主」的虛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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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開始以後，共產黨一直打着「民主」旗號，反對國民黨獨裁，號稱要建立獨立、民主、自由、富強的新中國，並以此吸引全國有為青年投奔延安，籠絡人心，曾收到很大效果。可是，善良的人們卻沒有注意到，早在這個時候（1935–1938）的《救國時報》、《解放》、《群眾》、《新華日報》時期的中共，把陳獨秀等人和整個托派誣陷成「漢奸」並要求槍決時，已經洩露了其草菅人命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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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從中共印刷機關「解放社」出版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一書及《群眾》雜誌、《新華日報》的文章中，列數出國民黨和在野黨、無黨派著名人士中，被中共加上「漢奸」、「托匪」、「賣國賊」、「親日派」四項罪名的有17人之多；[71]如果加上《救國時報》、《解放》雜誌上被點名的人數，達到約30人左右。但是，這些人竟然全不是「漢奸」，全是中共的誣陷。其中一位大學教授鄭學稼，在其給中共黨員的一封公開信[72]中，說到自己在1927年後，從未參加任何黨派，只因「要求中國共產黨停止無出路的暴動，將『紅軍』交給政府改編」等主張，卻被中共屢次罵為「托匪」、「漢奸」。但他從未予以答辯，並說：「我不徒能容恕中共的造謠，我還希望唾棄者，也容恕『中國共產黨』。因為，一個政黨不用光明正大的政治道德作政治的鬥爭，而用陰謀詭計和造謠的手段，後世之人，會給他以一個公平的評論。」陳獨秀事件發生後，他不再表示沉默，寫了這封公開信，用更深刻的思想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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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今日的政治道德系建立於陰謀詭計及造謠欺騙之上，這給中國共產黨黨員諸君以一個反省的良機。所謂共產黨也者，是推動人類歷史的政黨，不是造謠欺騙的集團。所以，真正的共產黨在政治鬥爭中，用着給大眾批判與接受的政綱，在對政見不同者論爭中，用理論去克服，決不會如今日中共之所為。暫不言中共的行為，無補而有害於中國的歷史發展，而且她的政治道德，將收日後不良的結果……這種生活，給我們證明：中共的上層人物，已失去政治領袖的資格，中共在此輩領導之下，已不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派別，而且也不成其為政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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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的《救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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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公開信徹底揭露了中共的所謂「民主運動領導者」的假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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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之失去政治道德，給她的黨員以及國人的教訓是如此：中共系今日中國民主運動的敵人及阻礙者。為甚麼呢？所謂民主也者，是指自由平等而言。真正民主主義者，不僅為大眾爭民主，自己還以民主待人——也就是對於政見不同的人或政黨，取着自由與平等的態度。現在，自稱「共產黨」者，對於政見不同的人，用「托匪」與「漢奸」之「莫須有」的污名，侮辱其人格，蔑視其人權；對於非己同類的人，任何出版與言論的自由，都剝奪殆盡——誰能夠在中共勢力的延安中，發見一本關於批判中共主張的刊物或書籍呢？與中共政見不同的人，誰能夠安步於膚施市街之上呢？但它卻樹立民主的大旗號召國人！世界上有一個不知民主為何物，而且極力濫用其文化力量視民主如草芥的政黨，會充當民主運動的領導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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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事件的另一個受害人羅漢也發表了一封給周恩來、葉劍英等人的很長的公開信，以自己的經歷，駁斥了《鏟》文對他的誣陷。羅漢指出，博古曾對他說：「據我自己觀察，獨秀的意見很少有和托洛斯基相同之點，故中央刊物近來已不把托陳並列一派。」後來羅漢責問周恩來，為甚麼在武漢出版的《群眾》雜誌署名漢夫的文章，竟加獨秀以「匪徒」的稱呼？「恩來兄說，那篇文章的『匪徒』字樣，他的確曾經勾去，後來不知怎樣又被手民誤植上去了。」[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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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當時人們，特別是非共產黨人和非中共高層領導人的確不知道，陳獨秀被誣事件乃是王明與毛澤東爭權過程中的一個插曲。王明這次回國，自認為可以把毛澤東打下去。在他擬定的中共「七大」準備委員會的名單中，總書記張聞天放在第六位，自己放在第二位，僅在毛澤東之下。接着，他一是把早在莫斯科與康生夥同炮製出的「陳獨秀漢奸」罪名拋出來，原想是抓住此前毛澤東違背莫斯科的肅托精神，與陳獨秀、羅漢等托派分子聯繫作為把柄。二是在負責長江局工作中，處處推行違背毛澤東在國共合作中獨立自主、保存中共實力和以農村遊擊戰為主的方針，提出「一切通過統一戰線」。對王明這個「新來戶」，毛澤東依仗自己在黨內的雄厚基礎，進行堅決的還擊。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召開六屆六中全會，批判了王明的錯誤，撤銷了長江局，建立了周恩來為書記的南方局和劉少奇為書記的中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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