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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人士敢於仗義者也不少,最早研究馬克思主義者之一、親共的張西曼教授就是。他簽署九人公開信後,在共產黨壓力下,曾給《新華日報》一信,補充說明「為甚麼敢負責為獨秀先生辯護」的理由,並說明在簽署時曾有過「將內容酌加修改」的要求。但《新華日報》在發表此信時,竟然昏頭昏腦地發表一短評,對張極其責備、教訓和諷刺之能事,[62]氣得張生病一場。這樣親共的人士都團結不了,真是太昏庸了。此外,長沙著名人士吳國璋也公開發表文章向共產黨呼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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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有些人因為暴日侵略日亟,曾向國民政府提出停止剿匪的請求。現在日寇業已深入我國,我敢大聲呼號,希望中國共產黨不要再製造「托匪」新名詞,來增加國內糾紛!在中國共產黨的各種書報雜誌中,時常看到「托派匪徒」一詞,說他們是漢奸,首領是陳獨秀先生。我以為很懷疑,以為陳氏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任首領,現在中共骨幹許多重要分子,都是他介紹入黨並提拔訓練而成的,如果他也做了漢奸,那麼中國共產黨還有人靠得住嗎?如果事出誣陷,則中共幹部分子在道德上言,既屬負義不仁;在政略上言,又徒造人人自危的恐怖;在抗敵上言,則又未免陷於自相殘殺的絕境。大敵當前,為甚麼他們要開這樣大的玩笑?[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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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共此舉在道德上對自身損害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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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康生的誣陷果然使陳受到重大傷害,如使其爭取中間勢力的努力付之東流。這些「不擁國不阿共」的民主黨派,雖然明知是誣陷,但也不願得罪正在坐大的共產黨,紛紛離陳而去。但實際上,中共本身在人們特別是民主黨派中的威望受到的損害更大。當時周恩來正利用國民黨當局的腐敗和潰敗做統戰工作,已經取得很大成效。王明、康生反為國民黨贏得幾分。簽署公開信的九人多數是國民黨員,他們首先出來為陳抱不平,表明國民黨的黨格正氣猶在。正如以上雷宇同的序言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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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是中國並帶世界性的文化與政治的偉人,而原告共產黨則是中國並帶世界性的大政黨,至所涉及的問題又是民族抗戰中的最嚴重的道德問題。以如此兩造所引起的如此問題,自然有其重大的意義。因為這不僅關係一個人的道德,而且關係一大政黨的道德。假如陳氏果真是證據確鑿的「漢奸」,則他的歷史人格即最後破產;假如事實並不如共產黨之所攻擊,則中國共產黨便無法卸脫其有組織地迫害與誣陷異己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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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報紙《大漢晚報》發表署名文章,理直氣壯而帶有輕蔑的口氣教訓中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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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作事,應當光明磊落,不可鬼鬼祟祟,玩弄手段,然後才能得到人家的同情;否則絕對不會不失敗的」;「我們是具有幾千年文明的中國國民,我們作人,尤應有泱泱大國的風度……切不可學習落後民族那種狹隘、殘忍、刻薄、兇狠、尖刻、毒辣等非文明人類所應有的胸襟——以恨為出發點的胸襟;否則,人類社會只有一天天的開倒車,而仍然回到野蠻的原始社會去。」[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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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天後,該報又發表短評說:「夫尊重他人,即所以尊重自己。如政見之爭牽涉人我之爭,或竟不擇手段,肆意誣衊,此則不足以言政治,徒損一己之政治道德而已」;「以自詡革命黨人出此下策,言之痛心,良深浩歎!」[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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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此舉在法律上使中共變成了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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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康生當然知道,一旦「日本間諜」「漢奸」罪名成立,在戰時立即要處決的。在蘇聯,他們親眼看到許多著名人士,甚至那些與列寧在一起戰鬥過的老布爾什維克,一旦被誣陷就處決了,而且根本不要甚麼證據。在中國,他們也知道抗戰初期的王公度、張慕陶也並非托派。王公度在桂系反蔣獨立運動中曾立下汗馬功勞,被稱為桂系中的「第四號人物」。桂系轉向「聯蔣抗日」,王公度不識時務,堅持原來的立場,再加上在內部爭權奪利鬥爭中遭妒被殺。但是殺了之後如何向外解釋,桂系煞費苦心,最後決定給按上「托派」的帽子。[66]張慕陶原是中共骨幹,只因執行第二、第三次左傾路線遭到必然失敗被開除黨籍,與托派風馬牛不相及。之後投奔山西軍閥閻錫山,表現出相當大的活動能力。中共統戰組織「犧盟會」曾想爭取他「歸隊」,張因對共產黨絕望而拒絕。於是,中共竭力造謠中傷,說他是「托派漢奸」。晉系出於桂系同樣原因,要把張甩掉。後來轉到蔣系手中,終因他堅持「反蔣抗日」立場,被以「托派漢奸」罪名處決。所以,在中國也存在着無需證據,誣陷其「托派漢奸」罪名就可槍斃的事例。這是蘇聯「肅托運動」再加上王、康在巴黎《救國時報》上反復宣傳在中國造成的惡劣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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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2月,在康生國內拋出《鏟》文同時,巴黎《救國時報》同時拋出一篇報導式的文章,以陝甘寧特區政府公審大會的名義表示:「我們要求政府當局效法廣西槍決王公度及延安公審三匪徒的辦法,用槍決韓復榘的毅然手段,以鐵一般的國法和軍律,來搜捕、公審和槍決陳獨秀、葉青、徐維烈、張慕陶、梁幹喬等漢奸匪徒。」[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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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陳獨秀真是命懸一絲。要是在延安或其他中共的根據地,早就成了康生負責的「鋤奸部」刀下鬼了。幸虧陳當時在武漢國統區,又有那麼多著名人士仗義相救,不僅倖免一死,而且進行了勝利的反擊。正如當時輿論所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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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共產黨的行為……不與政敵作理論上的討論,憑真理來戰勝別人,而用造謠的辦法罹人於罪,誣之為「漢奸匪徒」,企圖借國民黨的刀去殺自己的敵,這是多麼陰險,多麼卑鄙,多麼無恥的勾當呵!這實在是他們十年來盲動的結果,以致政治破產,理論破產,道德破產技窮力竭的表現。[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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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的報紙更是提出了陳獨秀可以「反坐」中共,變被告為原告:「指人為漢奸,固為一時快意,不知此舉不惟有違政治道德,更觸犯法律森嚴……吾不知法庭相質,攻訐者又將何辭以對?」「法律應予反坐。」[69]有人也明確地指出:政府有「懲治漢奸條例」,現在各報所討論的陳獨秀事件,「若他罪證確實,自當處以應得之罪;否則說他是漢奸的日報雜誌等,自亦構成誹謗之罪」;「陳獨秀自可依刑法第三百十條起訴於法院」。[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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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此舉洩露了中共「民主」的虛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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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開始以後,共產黨一直打着「民主」旗號,反對國民黨獨裁,號稱要建立獨立、民主、自由、富強的新中國,並以此吸引全國有為青年投奔延安,籠絡人心,曾收到很大效果。可是,善良的人們卻沒有注意到,早在這個時候(1935–1938)的《救國時報》、《解放》、《群眾》、《新華日報》時期的中共,把陳獨秀等人和整個托派誣陷成「漢奸」並要求槍決時,已經洩露了其草菅人命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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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從中共印刷機關「解放社」出版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一書及《群眾》雜誌、《新華日報》的文章中,列數出國民黨和在野黨、無黨派著名人士中,被中共加上「漢奸」、「托匪」、「賣國賊」、「親日派」四項罪名的有17人之多;[71]如果加上《救國時報》、《解放》雜誌上被點名的人數,達到約30人左右。但是,這些人竟然全不是「漢奸」,全是中共的誣陷。其中一位大學教授鄭學稼,在其給中共黨員的一封公開信[72]中,說到自己在1927年後,從未參加任何黨派,只因「要求中國共產黨停止無出路的暴動,將『紅軍』交給政府改編」等主張,卻被中共屢次罵為「托匪」、「漢奸」。但他從未予以答辯,並說:「我不徒能容恕中共的造謠,我還希望唾棄者,也容恕『中國共產黨』。因為,一個政黨不用光明正大的政治道德作政治的鬥爭,而用陰謀詭計和造謠的手段,後世之人,會給他以一個公平的評論。」陳獨秀事件發生後,他不再表示沉默,寫了這封公開信,用更深刻的思想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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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今日的政治道德系建立於陰謀詭計及造謠欺騙之上,這給中國共產黨黨員諸君以一個反省的良機。所謂共產黨也者,是推動人類歷史的政黨,不是造謠欺騙的集團。所以,真正的共產黨在政治鬥爭中,用着給大眾批判與接受的政綱,在對政見不同者論爭中,用理論去克服,決不會如今日中共之所為。暫不言中共的行為,無補而有害於中國的歷史發展,而且她的政治道德,將收日後不良的結果……這種生活,給我們證明:中共的上層人物,已失去政治領袖的資格,中共在此輩領導之下,已不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派別,而且也不成其為政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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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的《救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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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公開信徹底揭露了中共的所謂「民主運動領導者」的假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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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之失去政治道德,給她的黨員以及國人的教訓是如此:中共系今日中國民主運動的敵人及阻礙者。為甚麼呢?所謂民主也者,是指自由平等而言。真正民主主義者,不僅為大眾爭民主,自己還以民主待人——也就是對於政見不同的人或政黨,取着自由與平等的態度。現在,自稱「共產黨」者,對於政見不同的人,用「托匪」與「漢奸」之「莫須有」的污名,侮辱其人格,蔑視其人權;對於非己同類的人,任何出版與言論的自由,都剝奪殆盡——誰能夠在中共勢力的延安中,發見一本關於批判中共主張的刊物或書籍呢?與中共政見不同的人,誰能夠安步於膚施市街之上呢?但它卻樹立民主的大旗號召國人!世界上有一個不知民主為何物,而且極力濫用其文化力量視民主如草芥的政黨,會充當民主運動的領導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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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事件的另一個受害人羅漢也發表了一封給周恩來、葉劍英等人的很長的公開信,以自己的經歷,駁斥了《鏟》文對他的誣陷。羅漢指出,博古曾對他說:「據我自己觀察,獨秀的意見很少有和托洛斯基相同之點,故中央刊物近來已不把托陳並列一派。」後來羅漢責問周恩來,為甚麼在武漢出版的《群眾》雜誌署名漢夫的文章,竟加獨秀以「匪徒」的稱呼?「恩來兄說,那篇文章的『匪徒』字樣,他的確曾經勾去,後來不知怎樣又被手民誤植上去了。」[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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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當時人們,特別是非共產黨人和非中共高層領導人的確不知道,陳獨秀被誣事件乃是王明與毛澤東爭權過程中的一個插曲。王明這次回國,自認為可以把毛澤東打下去。在他擬定的中共「七大」準備委員會的名單中,總書記張聞天放在第六位,自己放在第二位,僅在毛澤東之下。接着,他一是把早在莫斯科與康生夥同炮製出的「陳獨秀漢奸」罪名拋出來,原想是抓住此前毛澤東違背莫斯科的肅托精神,與陳獨秀、羅漢等托派分子聯繫作為把柄。二是在負責長江局工作中,處處推行違背毛澤東在國共合作中獨立自主、保存中共實力和以農村遊擊戰為主的方針,提出「一切通過統一戰線」。對王明這個「新來戶」,毛澤東依仗自己在黨內的雄厚基礎,進行堅決的還擊。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召開六屆六中全會,批判了王明的錯誤,撤銷了長江局,建立了周恩來為書記的南方局和劉少奇為書記的中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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