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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事件使中共威信掃地，不得不做些挽救工作。周恩來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對各方面人士做了許多工作，並多次託人去看望陳獨秀，並囑陳在當時「不要活動，不要發表文章」，[74]以免事態的擴大。在共產黨內很有威望的老人、與陳獨秀關係亦好的徐特立當時任長沙八路軍辦事處主任，也在陳獨秀的學生何之瑜陪同下特意到武漢慰勸。再加上武漢保衛戰迫在眉睫，各路精英紛紛準備後撤，才使這場風波平息下來。陳的晚年書信中，稱周恩來這位大革命時期的老部下為：「此人比其他妄人稍通情理，然亦為群小劫持，不能自拔也。」[75]通觀周的一生，此評價確是入骨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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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是非不清，冤案未了，陳獨秀仍耿耿於懷。他只答應暫時休戰，準備將來「算總賬」。他在當時給何之瑜的信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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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老先生所說：「事情是解決了的。」真使我莫名其妙！羅漢的事，有他自己與你們的信，我不願多說。關於我，恐怕永無解決之一日。他們自己雖然沒有繼續說到我，而他們正在指使他們漢口及香港的週邊，在刊物上，在口頭上仍然大肆其造謠污蔑。我在社會上不是一個初出茅廬的人，社會自有公評，他們無情理的造謠中傷，於我無損，只他們自暴其醜陋而已。我拿定主意，暫時置之不理，惟隨時收集材料，將來到法庭算總賬……[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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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流亡入川，隨後病逝，沒有得到「算總賬」的機會。在中共眼中，還是帶着「漢奸」這個罪名入土的，可謂遺憾終身。直到1984年，中國學者為平反陳獨秀運動的高潮中，中共中央宣傳部的一個還想繼續高壓的文件中，才不得不承認「三十年代王明、康生誣其為日寇漢奸，亦非事實」。[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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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托派極左派的再批判及思緒的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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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出獄後擁護國民黨領導全國抗戰，擁護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以及在武漢開展新局面的努力，是違背托派傳統路線的。因此，一開始就遭到上海托派中央強烈的抨擊，因為他們依然教條主義地對待托洛斯基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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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爆發後，托洛斯基與第四國際對中國托派路線有明確的指示。1937年8月，第四國際通過關於中日戰爭的決議案，提出了兩個「打倒」的口號：「打倒國民黨！」「打倒日本帝國主義！」[78]托洛斯基在致友人信中也表示，中國抗日戰爭是正義戰爭，但蔣介石的抗戰是違反自己意志的，是「被人推向前」的，「明天，他又要背叛」。他指示中國托派：「對於蔣介石和他的黨，以及整個中國統治階級，我們無需要存絲毫的幻想」；對於抗戰，一面要「積極參加」，「一面政治上準備推翻蔣介石」。[79]對於第二次國共合作托氏更是極力批評：「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遵照着莫斯科的命令，拋棄了馬克思主義，接受了反動的與學究氣的『孫文主義』，加入了國民黨，服從它的紀律……在目前的對日戰爭中，又在重複着這個同樣的致命的政策。」[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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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出獄後不久，其他托派也先後被釋放。彭述之由於在托派運動中的嚴重爭吵，不像鄭超麟和王文元、濮清泉那樣與陳見面，而是歷盡千辛萬苦回到已成日寇統治中心的上海，從此與陳訣別。這時上海托派只剩下10個人，他與另一個從監獄出來到滬的劉家良一起加入臨委。臨委書記仍是陳其昌（不久由彭述之接任），其他委員有李福仁、寒君和邵志誠（又名邵魯，對外充當李的司機）。根據托洛斯基和第四國際的指示，1937年11月上海失守後，召開了一次「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上海黨員代表大會」，通過了《目前抗戰中我們的任務與策略的決議》，提出了托派的抗戰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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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認為，國民黨抗戰，一是「不能不以『應戰』來維護其統治權，一是以『應戰』作為達到它妥協投降目的的手段」。托派的政策是：「全體民眾自動組織和武裝起來參加抗戰……立刻召集緊急的普選全權國民會議以領導徹底的抗日戰爭」；對於國民黨各派，「號召群眾監視他們的行動，並準備力量推翻他們」。對中共執行的民族統一戰線，他們更是杯弓蛇影，稱之為「徹底投降」——「今天的『國共合作』，不僅是1925–1927年國共合作的重演，而且是自覺的叛變。斯大林黨已經完全墮落為小資產階級的改良派，它今後只有依附於一派資產階級以反對另一派資產階級……成為資產階級欺騙和壓迫民眾之天然工具。」[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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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斥責上海托派臨委的主張是「極左派」，不屑一顧。轉向托派以來，他與這種傾向作了不懈的鬥爭，寫了無數的文字，實在已經倦了，現在終於出現了擺脫他們的機會。他對上海托派的厭惡之辭是：「總是將革命之所有能事歸結於辦一張可憐的報紙」，已如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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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派中最有理論修養、被稱為陳獨秀「忠實學生與同志」的鄭超麟1937年8月29日出獄後，曾到陳的住處（陳鍾凡家）看望。鄭明確反對陳擬的幾條抗戰提綱，特別是反對暫時對國民黨「休戰」，並從理論到實踐各方面預測共產黨會解散組織加入國民黨。陳反駁了鄭的觀點，堅決支持共產黨聯合國民黨一同抗日的政策。鄭很克制，沒有大吵大鬧。他太瞭解陳了，吵也沒有用。話不投機半句多，第二天就離開了。這一對從1924年以來在腥風血雨中結成深厚情誼的同志，就這樣再也沒有見面。此後陳在文章和書信中，經常批評鄭把中日戰爭看作是蔣介石與日本天皇之戰，應當採取「失敗主義政策」等荒唐觀點。鄭活到1998年，壽數98歲，經歷了共產黨勝利後給他的49年思想改造，包括27年監獄生活，其托派信仰始終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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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知道，在抗戰初期表示的抗日主張及在武漢與何基灃的接觸及與第三種勢力的聯絡，必不為上海托派中央所容。所以，在南京和武漢「廣泛聲明」，不再代表任何黨派，並於1937年10月21日致陳其昌信中明確告訴托派臨委：「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獨立思想，不遷就任何人的意見，……不能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張自負責任。將來誰是朋友，現在完全不知道。我絕對不怕孤立。」[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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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聲明引起托派臨委驚慌。他們有的主張「公開向外聲明，D.S.同志的意見不是我們共產主義同盟的意見，有些同志甚至主張與他決裂」。[83]代表年輕人的托派中最極端的極左派劉家良說：「陳獨秀及其附和者對中國資產階級存在着強烈的幻想……據我們觀察：這個機會主義者（一個標準的機會主義者）是沒有希望了。與他決裂只是一個時間問題。」[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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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臨委在多數人的贊成下，通過了一個叫《我們對於獨秀同志的意見》[85]的提綱，嚴厲指責陳獨秀發表的「與任何黨派沒有關係」的聲明，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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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採取了『超黨』的，即『超階級』的立場。他自『八一三」以來所發表的一切文字，正由這一立場出發，因此一貫地充滿了機會主義的精神，即充滿了站在各黨派之間、站在政府與民眾之間的調和主義精神，這是根本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對階級』的基本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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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提綱逐條批駁了陳獨秀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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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S.主張『民族利益高於黨派利益』，這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也是錯誤的。因為『民族』是抽象的，在現代的社會裏，真正代表民族利益的往往是一個最進步的階級（是現時的無產階級）……又必須是一個真正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黨。所以單純地說：『民族利益高於黨派利益』，實際上即等於否認無產階級在民族解放鬥爭中的領導權，這根本是反動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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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把國民黨政府這次應戰的革命意義儘量加以誇大，同時不僅自己擁護國民黨領導抗戰，又公開叫民眾『要相信政府有抗戰決心，是不會中途妥協了』，這完全是替國民黨政府作宣傳筒，結果即是欺騙民眾。這與我們的基本政策毫無共同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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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S.所說的『共產黨及其他黨派都應以在野黨的資格擁護抗日戰爭，一致承認國民黨一黨政權及其對抗日戰爭之最高統率權這一事實。不要把開放黨權和開放政權混為一談』。這裏十分明顯地是主張維持國民黨的軍事專政，是完全放棄了以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來代替國民黨的軍事專政之原來的政治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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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但不嚴正反駁史大林黨之對於我們整個組織的無恥誣衊，反而公開地宣佈他與『托派』沒有任何關係，即公開宣佈他已脫離了『托派』，這完全表示了，他放棄了自己多年來所堅決擁護並為之奮鬥的革命旗幟，這等於叛變了組織，叛變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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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S.所以遠離第四國際的基本立場，在最重要問題上走到了如此的機會主義，主要是由他自出獄後希圖無條件地保持自己的『公開地位』，因而不得不向國民黨政府妥協，不得不向史黨表示讓步……放棄了自己原來的革命立場，然而這正是社會民主黨及一切所謂合法馬克思主義者之所以墮落之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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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綱最後提醒說：「D.S.要想重新回到革命的隊伍裏來，首先必須考慮他所幻想的『公開地位』，進而考慮他近來全部思想錯誤的根源，否則他的錯誤將跟着時間前進至於不可收拾。」但在「附言」中，又以和解的口吻表示：「我們希望D.S.同志能站在革命的利益上來互相討論和批評，以便最後獲得共同一致的正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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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派臨委這種思想僵化，抱殘守缺，不可理喻的狀態，使陳獨秀深為絕望。他明白，極左的根子在托洛斯基那裏，於是，採取了一個徹底的辦法，直接向托氏寫告狀信。由於向托氏寫信，又不得不用「我們」即整個中國托派的名義來自稱，說明陳還是希望托氏運用其聲望來挽救中國的托派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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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一開頭就敍述中國抗戰潰敗的局勢及中國托派由於「極左派」路線的錯誤造成組織衰微，因而對這種局勢處於惱人的無能為力的狀態。他哀歎：「我們當然未曾幻想在此次戰爭中有很大的發展。然如果政策比較的正確些，也不致像現在這樣衰微。我們的集團，自始即有極左派的傾向。」然後例舉自己在與托派鬥爭中對方的極左觀點說：「這些極左派的傾向在組織內部的宣傳起了很大的作用，遂決定了對中日戰爭的整個態度，沒有人能夠糾正，誰出來糾正，誰就是機會主義。」這就是他的心酸之處，自己就被說成是一個「老機會主義者」，並一度被開除出托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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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使他痛心疾首的是，由於托派的這種極左派錯誤，使史太林、王明、康生的「托派即漢奸」的宣傳也產生了惡劣的影響。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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