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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仁靜就到武漢來求救於「老冤家」陳獨秀，如同1931年四個托派小組織統一時那樣。但又如上述，遭到了陳獨秀的冷遇。所以，陳獨秀冷遇劉仁靜，非但不能說明陳獨秀與托派脫離關係，反而說明他為了維護托派的「純潔性」，拒絕變節過的劉仁靜再回到隊伍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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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到托派失敗後，劉仁靜公開倒向國民黨。1939年他去西安投到軍統頭目、第十戰區政治主任梁幹喬麾下，任戰區政治部宣傳科長，專門對延安進行反共宣傳。歷史真會捉弄人，中國托派中兩位都見過托洛斯基、因此一度自認為是「元老」的人，八年之後不僅重新見面，還都投進了當年發誓打倒的「國民黨反動派」懷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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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時的劉仁靜與家人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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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再來談陳獨秀致托氏的信。如上所述，這封信是在上海托派臨委之一陳其昌（與鄭超麟、王文元一樣，不同意陳的思想，但維持着對陳尊敬的情誼）1938年秋繞道香港到重慶探望陳，向陳展示臨委通過的《我們對於獨秀同志的意見》後，由陳獨秀所寫，託陳其昌帶到上海，請李福仁轉寄托洛斯基本人的。當時大半個中國已被佔領，陳其昌再繞道香港回上海時，已經是193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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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臨委見此告狀信，立即通過了長達11，000多字的第二個對陳的決議《臨委給國際的政治工作報告》，[98]進行反駁。反駁是那樣無力，反而證明陳獨秀是完全正確的，如不得不承認抗戰爆發後，在臨委的刊物上還出現「打倒國民黨政府」的口號，「這對於外面曾經發生了一些誤會和不好的影響」；但又辯解說：「其原因，一部分是由於疏忽，一部分是由於當時的負責者中有一人還堅持保留這一口號以為宣傳之用。」然後又自吹上海失陷後即1937年11月通過的托派抗戰綱領（包括對中共的攻擊），稱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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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正確的，因為這不但是根據過去俄國及中國革命教訓，根據列寧與托同志最近關於中日戰爭所發表的許多文件（特別是一九三七年九月廿三日寫給里維約同志的信）的意見相符，並且由中日戰爭一年餘來的事實，也從反面證實了我們所採取的路線之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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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也承認：「我們的政治路線並沒有能給予這次抗戰以多大的影響。換句話說，我們並沒有能根據我們的政治路線去鼓動民眾，組織民眾起來干涉這次抗戰，轉移這次抗戰，以至抗戰不斷失敗。」「但這不是我們主觀的過失，更不能以此誣衊我們的政治路線是錯誤的，像D.S.同志歸咎於我們的。這是一大串的客觀原因所形成起來的……至於要說到我們的錯誤，也不是沒有……但同時也必得知道這是由於我們的組織太弱小太孤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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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在今後工作的打算中，一面堅持陳批評的做法：「盡可能地經常維持我們的刊物出版」；一面又採取陳的建議：「盡可能使組織接近群眾，在工人及農民中建立新的群眾組織。」這樣的工作最後還是如陳批判的那樣，把一切「歸結為一張報紙」。因為，如果「刊物」上滿是痛駡國共兩黨的文字，那麼就不可能「接近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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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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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殷關注——來自托洛斯基的深情厚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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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的告狀信和上海臨委極左派自我辯駁的報告，都寄給了在美國的托洛斯基，要求「最高裁決」。這對一直關心着中國如同關心着自己的祖國，特別關心中國托派，而又遠離中國根本不瞭解中國國情的托氏來說，顯然是一道棘手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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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托洛斯基畢竟是一個形成了自己理論體系的革命家，對陳獨秀也有較深刻的瞭解，這兩點是不可能輕易改變的。抗戰爆發後，托洛斯基密切注視着陳獨秀的命運與動向。他與托派臨委李福仁的談話與通信中，陳獨秀始終是一個重要話題。1937年8月，托洛斯基在墨西哥考約奧岡寓所接見李福仁，要李回中國發起一個「護陳運動」。當時第二次國共合作實現，托氏根據自己對史太林的觀察，認為史、蔣可能合作，「盟約一簽定，他們將殺死陳獨秀：我們一定要為他發起一個運動，你可以發起這個護陳運動。」[99]12月，當李福仁把陳獨秀的抗戰主張告訴托洛斯基，猜測陳是投降了國民黨才出獄，並表示支持彭述之和劉家良等人與陳決裂時，他回信要李「避免作出魯莽的判斷」，指出：「戰爭初期，特別是民族戰爭的初期，總是給革命黨造成最大的困難。即使是布爾什維克黨——不是在一場民族戰爭而是在沙皇帝國主義戰爭的頭幾個月中，也完全癱瘓了。它的有資格的代表們發表了一些十分可疑的與模棱兩可的宣言。後來逐漸地，在群眾變動的情緒壓力下，他們才回返到革命路線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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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氏不同意李福仁對陳獨秀作的「投降」猜測，認為這只能作一種假設，即在抗日問題上，「可能在一方面的蔣介石和另一方面的我們的同志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樑」。但是，他卻「完全同意」李說的「史大林派現在可能要暗殺陳獨秀的想法」。「正為了這個緣故，我相信他最好到美國或墨西哥來」——這是托氏最早提出讓陳獨秀到國外去的建議，而且態度極為誠懇和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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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李以他的名義立即給陳去信談這個問題：「這對陳獨秀來說是一個生死問題，對第四國際說則是一個巨大政治意義的問題，至於他能參加（第四國際成立）大會所能帶來的好處，那就更不必說了。」在當時第四國際籌備會的人物中，像陳獨秀這樣的重量級人物——曾是中共創始人並連任五屆最高領導人，在共產國際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是一個風雲人物，最後脫離中共加入托派，給史太林和共產國際以重大打擊——的確是鳳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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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2月5日，托又致函李福仁，催促他設法把陳「弄到美國來」。信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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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以出國宣傳、使外國工人運動贊助中國為理由，要求當局授權放洋。如果蘇聯參戰……到那時我們所有同志會被消滅。我們必須在這個意義上對他們提出毫不含糊的警告。讓陳獨秀出來，無論對於他或對於我們，同樣是很重要的。他在第四國際中可以起到片山潛[100]在莫斯科給第三國際所曾起的作用——而且，我希望陳獨秀還能比片山潛給革命事業帶來更多的好處。[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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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斯基猜對了一半。國民黨一則出於陳獨秀是共產黨反對派，二則內部有許多陳的學生和朋友為其求情，沒有殺陳，反而拉攏陳，監視陳。倒是共產黨千方百計誣陳為「漢奸」，要求槍斃他。正好與托提出這個警告同時，王明、康生在巴黎《救國時報》上大肆炒作「陳獨秀是托匪，應該槍斃」的論調，並且出現在延安《解放》雜誌上，掀起軒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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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通訊不便，過了4個月，托氏才知道陳獨秀在中國拒絕發表「脫離托派」的聲明。而他的擔心，也被共產黨誣陷陳為「漢奸」，要求「槍斃」他的各種消息所證實。於是，他再次極其鄭重地給李福仁寫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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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關懷的問題是陳獨秀的人身安全。這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我毫不懷疑史大林會在戰爭期間暗殺他……他應該到美國去，如有可能，應取得中國政府的同意……陳獨秀如到美國，能為中國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展開很有效的宣傳。他以一個真正的中國人、一個老革命家、且以一個獨立的政治家資格來進行這種宣傳，對於美國工人所能發生的影響比莫斯科的代理人們所發生的要大一千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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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陳獨秀發表的「我已不隸屬於任何黨派」的聲明被中國托派誤認為是「脫離托派」的聲明，對他表示強烈譴責。而托氏對此卻表示充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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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對我們中國支部保持很謹慎的態度，我絕對能夠理解。他在中國太出名，他的每一步行動都受着當局的管制……在這樣的情形下，陳獨秀很容易被牽連到某種臭名洋溢的司法羅網中去，如果發生這種事情，對他將是致命的打擊，對第四國際也極為有害。他的處境如果尚非絕難忍受，卻已是極端困難的了。他無論如何得跑到外國來。這是我最深的信心。[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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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封信後，由於陳獨秀隻身入川，與上海托派失去了聯繫，托氏有大半年沒有陳的消息，很着急。1939年2月23日，他在給李福仁的一封短信中問：「陳獨秀的近況如何？他在幹甚麼？他的思想如何？」現在，李福仁終於把陳的信和臨委的反駁報告寄來了。一方面，托氏不得不承認，中國托派臨委的抗戰路線是基本上符合他的思想和指示的，另一方面，對陳信中的意見，也不能不重視。於是，採取折中方法，調和兩個極端，十分審慎地表示：「我很困難形成一種確定的見解來判斷我們的同志們的政治意見，或判斷他們極左主義的程度，因之也不能判斷我們老朋友方面對於他們的嚴斥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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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氏不可能像陳獨秀那樣批評中國托派，但他對於陳仍忠於托派事業的思想感情及其提出的工作方針，顯然深受感動。陳提出的當前只能進行民族民主鬥爭的主張，與他提出的中國在「過渡時期」以國民會議為中心的口號並無不合。陳看不起中共組織，提出使中國托派成為「創造無產階級政黨中心勢力」，更是托氏一貫的願望。在1932年9、10月間他給陳的信和1937年8月與李福仁的談話中都強調了這個願望。他對陳獨秀表示了較多的諒解和支持：「我非常歡喜，我們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舊是我們的朋友，雖然含有若干可能的分歧」；「然而他表示的意見，我以為在本質上是正確的，我希望在這個基礎上能夠同他經常合作。」[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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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陳獨秀與中國托派臨委的矛盾，基於他對陳的一往情深和一貫的建議，認為很好解決，就是把陳獨秀調離，到美國來參加第四國際的工作。這樣既解決了陳與托派臨委的矛盾，又解除了他認為陳留在中國危險的擔心，更遂了他多年來要陳來與他合作奮鬥並提高第四國際威望的願望。真是一舉三得。可惜的是，他在一點上還是不瞭解陳獨秀：陳首先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在祖國危難時刻，決不會離開。托洛斯基在寫了此信的第二年即1940年，自己被史太林派的克格勃用冰斧刺殺。托氏的殷切期望沒有實現，陳獨秀少了一個能深切交流思想的知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