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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逝世後，王文元寫過一篇題為《托洛斯基與陳獨秀》[104]的文章，對前者為甚麼幾次三番在後者與其他托派鬥爭中對之袒護，有這樣的評述：「將近十年來，如果沒有托洛斯基的『保護』，陳獨秀大約已不止一次地被托派中的某些『英雄』開除，宣佈『自動脫離』或宣佈『變節』了！」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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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斯基在1927年5月7日第一次提到陳獨秀時說過一句名言：陳獨秀同志根據他自己觀察來估計局勢，與我們根據理論思考而估計局勢，恰恰說着同樣的話；這個評價決定了托洛斯基對陳獨秀的態度，直到最後。他至始至終十分珍視那有經驗的革命的陳獨秀，而不重視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陳獨秀。所以每當中國的年青托派或因意氣、或因理論上的吹求、即或因正確的批評而攻擊陳獨秀時，托洛斯基所採取的態度總是袒護的甚至「曲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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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還說托洛斯基所以特別看重陳獨秀，是要陳參加第四國際，「正因為如此，他不斷地要獲知陳獨秀的思想發展。自從一九二九年以來，陳獨秀思想上的一切錯誤——無論真實的或虛幻的——托洛斯基沒有一件不知道」；「托洛斯基比任何人更明白陳獨秀的錯誤，但他也比任何人更明白他的長處與價值，因而他比任何人更不願做出陳獨秀『變節』的結論」。文章甚至認定：托洛斯基相信當革命局勢來臨時，陳獨秀還會與他們「說着同樣的話」；「真實的革命將使我們之間的意見消滅於無形，陳獨秀還會回到革命的第四國際的立場來，他仍舊要在中國革命中起着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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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托派臨委見到托的回信後，對托氏在陳獨秀問題上採取調和主義立場極為不滿，他們又專門作出一個《臨委給國際的報告——關於D.S.同志問題》，[105]實際是憤怒地駁斥了托氏對陳的袒護立場，不接受與陳獨秀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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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同志自出獄後便一貫在政治上採取機會主義立場，在組織上採取取消主義的觀點」；「我們不可否認的聲明：D.S.同志與我們之間在抗戰過程中有根本不同的兩條路線：一條是向孟什維克乖離的路線，一條是不可調和的布爾什維克——列寧派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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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再次否認陳獨秀的批判，鄭重地發表「最後負責的聲明」：「D.S.攻擊我們為極左派所列舉的罪名沒有一條是真實的！」——這簡直是耍賴皮了，其實陳獨秀對他們的批判條條是真實的，而且是至始以來長期如此。就連《報告》也不得不承認：「我們這個團體一貫處境孤立……一貫與群眾沒有保持密切的聯繫，因此不能及時反映出廣大群眾心理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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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在《告反對資本主義的人們》、《資本主義在中國》、《我們不要害怕資本主義》等文章和演說中，在堅持帶有托派色彩的「中國此時還是一個『初期資本主義國家』」觀點的同時，強調「資本主義在中國，還有大發展的餘地」。所以，他叫人們「不要害怕資本主義」；還說：「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經濟成熟，自然是無稽之談；有相當力量的工業及其政黨，只有在工業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才能夠生長起來……」「因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中國目前的問題，不是甚麼『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而是『本國的資本主義，或外國資本主義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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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裏，很有諷刺意味的是：以上觀點原本是陳獨秀批判的劉仁靜的觀點，而現在卻輪到托派臨委來批判他了。據此，《報告》認為：「他對中國無產階級力量及社會主義的信心已根本動搖，他之屢屢鄭重『無保留的以百分之百的力量用之於民族民主鬥爭』並不是表明他站在不斷革命論的觀點上來提出這個問題。恰恰相反，他最近思想的發展已接近了『階段論』的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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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前排左一）和瞿秋白（後排右四）、劉仁靜（後排右五）等，攝于1922年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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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派這裏反對的所謂「階段論」，是指資本主義以前的、落後的國家，先進行民族民主革命，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即把托派堅持的「不斷革命論」或「一次革命論」，即經過一次革命完成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種任務分成兩個階級來完成。所以，托派批判這種理論為「機會主義的階段論」。中共歷史上三次左傾路線錯誤，都與托派的「不斷革命論」相似。毛澤東在批判他們時，提出了「新民主主義論」，實際上就是以上陳獨秀說的這種「階段論」。但是他對民主革命的長期性還是估計不足，1949年奪取大陸政權不久，又在落後的農業經濟基礎上反對資本主義的發展，結束了民主革命，而急於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違背了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遭到慘敗。中共不得不實行「改革開放」，重新發展資本主義。由此可見，陳獨秀的「階段論」（即在目前相當長一個階段內實行民主資本主義制度——引者）是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正確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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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組織問題上，托派臨委更反對托洛斯基的「調和論」。《報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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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他出獄後對我們組織所採取的冷漠、輕蔑甚至敵視的態度，他對某同志表示「各人各幹各人的，將來再說」的觀念，甚至他在敵人面前公開表示他和「托派」無關的聲明，這些都足以覘知他的取消組織的觀點。因此我們應該繼續聲明，即在組織問題上我們與D.S.同志的取消觀點也陷於不可調和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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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無論陳獨秀或托派臨委，雙方都認為已經分裂。只是臨委中王文元、鄭超麟（1940年從鄉下養病後回到上海，加入機關報《鬥爭》編委會）、陳其昌、樓國華等少數人，出於與陳的私誼和一廂情願地認為以後時局變化、他能回到托派隊伍中來的期望，「完全同意」托洛斯基對陳的「寬容」，反對對陳採取極端的措施，如開除等。[106]為此，又是以「多數」通過的這個《報告》抱怨說：「有極少數的老同志往往以道德的感情的觀點來回避這一鬥爭……辯護他並未離開我們的立場。」於是，托派臨委本身，也開始醞釀新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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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報告》還是屈服於托洛斯基的壓力，被迫同意陳獨秀「留在第四國際內，是很有意義的」；「我們現在仍繼續誠懇的要求D.S.同志和我們，和國際組織恢復正常的關係，進行徹底的討論」，「我們自得到托同志的意見後，我們更希望他能到美國去。」但同時，卻又威脅說：「我們認為改正一個領袖同志錯誤的最不可少的辦法，還是對他的錯誤不可調和的鬥爭……假如他仍堅執成見，把我們視為『極左派』以保留他一貫的機會主義路線，則我們始終是無法接近無法合作的。」這也說明，這次如果沒有托洛斯基親自出來「保駕」，如果不是王文元、陳其昌等人出於感情的「辯護」，彭述之、劉家良這兩位陳氏宿敵控制的臨委，又要演出「開除」陳獨秀的鬧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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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陳鍾凡：《陳仲甫先生印象記》，手稿，1947年7月，藏北京中央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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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汪精衛致胡適信（1937年8月19日），原件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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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民政府司法院呈文，呈字第260號，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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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國民政府指令，第1844號，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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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國民政府司法院訓令，訓令第594號，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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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上海博物館藏。該信原無標點，但近年來有些書刊（如上海人民出版社《陳獨秀著作選》）加標點發表時，往往把「……是內亂罪亦無由周內。無罪而科以刑，是謂冤獄。」點成「……周內無罪而科以刑」，是不知「周內」是「構陷」之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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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馬蔭良、儲玉坤：〈關於陳獨秀出獄前寫給《申報〉的一封信〉，上海《黨史資料》（叢刊），1981年第1期。標題上的「出獄前」，應是「出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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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陳獨秀：〈抗戰期中的種種問題〉，《抗戰》週刊，第1卷，第6期，1937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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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陳獨秀：〈我們斷然有救〉，《政論》，第1卷，第13期，1938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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