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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甫和朋友要好的，歡喜隨便談談，或是說笑話。有些不知他的人，以為他是暴徒式或不近人情的人，其實他是極和藹極親切的人，又有熱情，不過負氣，好鬧脾氣，但事過也，就若無其事的。我見過他和朋友因說笑話或頑皮而致變臉而致相打，然過了一天又和好了。不過這是些極相好的朋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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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友一個個去世，給了陳獨秀極大的精神刺激。早在1937年，聽到被稱為「中國托派中最傑出的女革命者——黎彩蓮」逝世消息時，他就開始承認「老」了。給趙濟信中他說：「彩蓮的死使我很悲傷。一生中我遭遇到這樣的事已不算少；可是我從來不曾如此難受過，也許是我老了……」[16]這種無奈和無能為力的痛苦，又使他回到青年時代革命低潮時曾有過的志不遂願的「屈原情節」。1941年7月，聽說友人周光午、何之瑜、台靜農、魏建功等於屈原祭日聚飲大醉之事後，忽然也激動萬分，作了一首詩給魏建功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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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卻文章無嗜好，世無朋友更淒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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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枉向汩羅去，不及劉伶老醉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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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還是慶幸自己一直保持着不願隨波逐流的獨特的風骨。一天，與早年留學日本時的同鄉好友葛溫仲的長子葛康俞相遇，又勾起濃濃的鄉情與從小就養成的秉性，贈詩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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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處鄉關感亂離，蜀江如幾好棲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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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逢鬚髮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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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可以說是陳獨秀晚年的一個倒運年，大姐去世不到兩個月，「鄉下盜風大熾」，災難也落到他的頭上。大概盜賊聽說他是個大名人，一定有財，8月2日「竊去衣被十餘樣」。[18]盜賊所得無幾，陳獨秀損失巨大。在武昌時楊鵬升贈送的心愛之物篆刻陽文「獨秀山民」四字章，以及晚年專心研究的尚未完成的很大一部分文字學著作草稿，也隨之失去，使他十分痛心。後來失竊衣物大半追回，惟印章與手稿「去如黃鶴」。[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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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年老，加之他的名人身份，敏感的政治背景和戰爭的環境，不可能找到有固定收入的職業，入川後陳獨秀的經濟狀況變得相當的複雜。據現有資料記載，除了有時報刊上（如《政論》、《抗戰與文化》、《中央日報》、《民主與統一》等）發表一些文章有一點微不足道的稿費收入外，主要靠親友接濟，具體是：通過原「無產者社」成員薛農山的關係，任《時事新報》名譽主筆，每月領一點少得可憐的津貼。北大同學會經常給一些生活費，有的說每月300元。大姐家在困難時也給一點幫助，因為姐丈是經商的，侄女是個中學校長，侄女婿是一個珠寶商，經濟較寬裕。此外就是好友蔡元培、鄧蟾秋叔侄、楊鵬升私人資助，連印有「獨秀用箋」和「仲甫手緘」的信紙信封，也全由楊鵬升包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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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鵬升與晚年陳獨秀的關係密切。但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劫後倖存陳獨秀給他的40封信，人們不可能知道在陳獨秀眾多朋友中還有一位如此肝膽相照、俠義感人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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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鵬升，四川渠縣三匯鎮人，比陳獨秀小21歲。「五四」運動前夕，經北大校長蔡元培推薦，楊鵬升師從文科學長陳獨秀，結下深厚的師生情誼。此後兩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陳獨秀創建中國共產黨，楊鵬升留日歸國後在軍界任職。但是，黨派之見絲毫沒有影響兩人的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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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來真巧，1937年陳獨秀輾轉流落武漢。稍後，楊鵬升也因得罪蔣介石被調往武漢任警備司令部少將參謀兼辦公廳主任。楊費盡周折找到陳，為其安排了固定住所，兩人過從甚密。1938年，兩人又一前一後來到四川。楊因對國民黨不滿，寓居成都修建「勁草園」沉溺於書畫，而陳獨秀內遷至江津。據史料記載，兩人雖同在蜀地，卻從未見面，只是以書信往來。1939至1942年，陳生命的最後3年，寫給楊信竟達40封之多。書信最長的有3頁，最短的只有幾十個字。雖然陳獨秀曾經為師且年長一輩，但每封信的開頭均稱楊為「老兄」，楊夫人為「嫂夫人」，落款均為「弟獨秀」。從信中看到，楊得知陳生活艱難，先後6次寄錢4，500元，這在當時不是一個小數目。最後一封信是陳去世前兩個月的1942年4月所寫，對楊多年的資助，陳表示「卻之不恭而受之有愧」。陳辭世後，楊悲痛不已，在其所寄信封的背後寫下「此為陳獨秀先生最後之函，先生五月二十七日逝世於江津，四月五日書我也。哲人其萎，愴悼何極！」[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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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江津後不久，陳獨秀得到一個重要的朋友羅宗文。1940年9月，羅調任江津縣長。到任之初，照例拜訪當地知名人士。陳獨秀略事寒暄後，十分關切民生問題，問：「現在米價飛漲，怎麼辦？」可能陳知道羅在鄰縣永川花費最大力氣，把米價控制住，從6月半到9月一直保持穩定，軍民相安。羅說：「省府最近的命令是要各縣將當地糧價壓到7月半的水準，不許自由上漲。」陳說：「壓也不是辦法。」大約半個月後，陳步行兩華里到縣府回訪羅。羅回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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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老坐下後說：「孫哲生又在放大炮了，你看見沒有？」我說：「看見了。」孫哲生即孫科，孫中山之子，時任國民政府立法院長，在中央紀念周作《抗日時期的經濟政策》的報告，其中說到重慶的米價已漲到150元一擔。如果糧食由國家來經營，操縱囤積等弊端就會一掃而空……。原報告在報上發表了。陳老接着說（大意）：「這是行不通的，因為中國的農民很分散，生產規模很小，是小農經濟，每年秋收以後，自己就把糧食保存起來，連罐罐、罈罈，都是他們收藏工具，遇到需要錢的時候，就拿一部分出來，自己設法加工成米，或者舂，或者碾，或運到鄰近的水碾去碾。全家動員，肩挑背負，運到鄰近的米市去賣，然後買回所需要的油鹽、農具和其他日用必需品。這就是說，他們的家，既是倉庫，又是糧食加工坊；農民既是倉庫保管員，又是加工工人，又是搬運工人，又是銷售商人，是十分方便的。如全部由國家來包乾，既要修倉庫，又要修加工廠，又要組織運輸，又要設店銷售，要花多大的人力、財力、物力，哪裏是容易辦得到的啊！不比在蘇聯有集體農莊，美國有大農場，是機械化耕種，生產規模大，辦起來方便。」[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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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近年從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中，還發現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長朱家驊保存的六封與陳獨秀有關的信。國民黨乃至蔣介石用朱的名義於1940年7月17日、1941年3月6日、1942年1月27日，先後三次向陳資助1，000元、5，000元、8，000元。六封信中，三封是朱致陳告有資助，並派張國燾送去。兩封是朱與陳佈雷的通信，陳佈雷告訴朱：「日前所談仲甫近況艱困，經呈奉諭示一次補助八千元，以吾兄名義轉致。」朱則報告已派張轉贈。最後一封是陳給朱的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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騮先先生台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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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燾兄來津，奉讀手教，並承賜國幣八千元，遠道轉來，不敢辭卻，無勞而領厚賜，受之實深慚愧也。弟寓人口既少，生活又簡單，去年賜款尚未用罄，今又增益之，盛意誠屬過分，以後如再下賜，弟決不敢受，特此預陳，敬希原諒，並謝高誼，餘不盡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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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獨秀啟。一月二十九日卅一年[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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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大陸學術界根據鄭學稼所說的話，認為陳獨秀晚年曾明確拒絕國民黨官方甚至蔣介石的資助。鄭說：朱贈陳5，000元支票一張，他拒之；朱又託張轉贈，又遭拒之；張再託鄭學稼寄贈，還是不收。[23]所以，以上六封信的披露，引起大家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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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5，000元的問題，到底是朱家驊和陳獨秀的信上說得對，還是鄭學稼說得對？發生了矛盾，有待進一步的研究和考證。或者是兩者都說得對，可能還有另一筆5，000元的資助，陳拒絕了？因為陳回朱信中沒有明確說收到的款額數量。另外，還有一個直接經辦人也有與鄭學稼類似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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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時期，我在四川省銀行總行省庫部收支課工作。一天，我收到中央銀行國庫局一件支付書，命在江津縣代辦國庫業務的四川省銀行辦事處付給陳仲甫一筆數目可觀的錢。這筆錢是由蔣介石匯給陳仲甫的。我想，陳仲甫是陳獨秀的號名，一般人都不甚知道，所以我特別注意這筆庫款的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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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過了六七天，仍不見省銀行江津辦事處寄回陳仲甫的收據。國庫局派了一位襄理大員來查問，並催促儘快將這筆錢送交陳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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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過了兩天，省銀行江津辦事處回電說：「辦事處主任張錦柏親自去見陳，他還是不收，只好將原支付書退回。」我們當即通知國庫局：已將這筆錢原封退回。[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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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六封信中，1941年朱致陳告知資助5，000元的信、1942年朱致陳告知資助8，000元的信和同日致陳佈雷報告8，000元將「以弟名義」轉送陳獨秀的信，都加了「密」字，說明贈送者不願意讓陳和外人知道這兩筆資助款的來源。朱家驊是陳獨秀在北大的同事，以其個人名義資助，而且贈送時寫的信又極為誠懇，陳卻之不恭，才予接受。然而，陳可能不會一點也不知道這些錢的來源，所以收得很是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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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朱家驊、陳獨秀信中所述的贈款數與何之瑜的記錄有出入。何之瑜在《先生逝世前後用費收支》表中記載逝世前的醫藥費收入部分：第一位是蔣先生5，000元。這自然是蔣介石，看來何是知道這筆錢來源的，只是瞞着陳。陳既逝世，也就不必隱瞞了。對照朱家驊和陳佈雷的信，應該是8，000元，少了3，000元，又是一個待考的謎。第二筆是朱騮先先生5，000元。這就與朱信中的那筆錢對上了，也證明鄭家稼、許伯建說的那筆被陳獨秀退回去的錢是另外一筆錢。另外，何之瑜的記錄並不齊全，因為楊鵬升的贈款一筆也沒有記錄，看來有些贈款未經何之瑜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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