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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認為，陳獨秀晚年得到這些「巨額贈款」，說明生活並不貧困。但是，當時物價特別是米價飛漲，這些贈款又像打水漂一樣飛去了。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在後方辦過23個國立中學，收容敵佔區和交戰區的流亡學生。一位在四川國立六中讀書的學生回憶說：當時的國立中學都實行公費制，學生有飯吃，伙食費隨米價漲而漲，沒有下落過：1939年2–11月，每人每月6元，可是到1941年8月，漲到了每月133元，大漲22倍。[25]陳獨秀在致楊鵬升的信中也有不少記載：1940年10月19日的信中說：「此間米價30餘元一斗，每斗60斤……前次歐戰中德國危機，乃物資天然不足，今中國人為居半，穀物暴漲則全屬人為。封鎖討伐又加奸墨橫行，此事無法解決也。」這年12月23日函稱：「數月以來，物價飛漲，逾於常規，弟居鄉時，每月用二百元，主僕三人每月食米一斗，即價需一百元。今移居城中月用三百元，尚不及一年半前每月用三十元之寬裕（其時一斗米價只三元，現在要七十元）。長此下去，實屬不了！」1941年9月6日函稱：「弟月用三百元（生平所未有，居城中當多一二倍），已覺駭然，兄在成都用度竟多至十倍，倚薪俸為生者，將何以堪！物貴由於幣賤米昂，幣賤乃自然之理，無法可設；米貴則大半由於人為，挽救之法甚多，政府何不急圖之以自救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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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1月22日信中又說：「此時弟居鄉亦月需費用六百元，比上半年加一倍。兄竟至多我數倍，如何可支！」（其實早在這年1月26日的信中就說過：「物價如此高漲，吾兄每月虧空如此之多，奈何？奈何？」）為此，陳獨秀為了自己的生存而不再連累朋友的生活，產生過「出川」的想法：「黔、湘、桂之生活費用都比川省要少一半」，因此，雖然朱家驊的資助1941年增加到5，000，1942年1月增加到8，000，哪能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和醫藥費的開支？俗話說：救急不濟窮。因此有時親友接濟不上時，不得不靠典當度日。柏文蔚送給他的一件灰鼠皮袍就進了當鋪，還賣給房東楊魯承家一些衣物。他與潘蘭珍在石牆院的住房一為臥室，一為書房。二房上無天花板，下是潮濕的泥地；若遇大雨，滿屋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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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窮困潦倒的生活，又使他的腸胃病和高血壓更加惡化。1941年冬，正是米價大漲的又一年，他在向著名佛教大師歐陽竟無借《武榮碑》字帖時，以詩代柬，透露了他那十分清苦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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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休入蜀唯瓶缽，臥病山居生事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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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尾家家足豚鴨，老饞獨羨武榮碑。[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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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歐陽竟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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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歐陽竟無在南京成立支那內學院，抗戰時流亡到江津重建。此人對書法有很深的造詣，與陳獨秀過從甚密。「貫休」是唐朝高僧，稱禪月大師，善詩，兼工書法。其書人稱「姜體」（他姓名姜德隱），自成一派，得到後世許多名家的讚賞。他也曾入蜀，並有詩云：「一瓶一缽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表示老年只有一瓶一缽的清苦。陳寫此詩，自比貫休，不僅被疾病折磨在床上（不能親自上門拜訪），而且「生事微」——家用匱乏。快過年了，家家都備足了豬肉和雞鴨，而我只得向你借《武榮碑》來解解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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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同鄉老友朱蘊山聽說了這件事，買了幾隻鴨子去探望他，見他胃病發作，痛得在床上打滾。朱曾勸他不要搞托派，後又受周恩來之託勸他到延安去，他都未聽從。所以，陳逝世後，朱寫詩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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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起紅樓百丈潮，當年意氣怒沖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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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年蕭瑟殊難解，夜雨江津憾未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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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瓶一缽蜀西行，久病山中眼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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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死到頭終不變，蓋棺論定老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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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去世的那年——1942年初，生活的窘迫和「川省地勢海拔較高」對病體不利的影響，終於使他作出了移居貴陽的決定。1月9日和2月12日給楊鵬升的信中，提到：「川中生活，日益不支，弟病雖未好，或可冒險乘車往貴陽，以彼處生活比川中便宜一半」，但「終以病體不勝跋涉」而作罷。而在這兩封信之間，即1月27、29日，恰恰有了朱家驊贈送經蔣介石「諭示」的8，000元。於是，不冒去貴陽的風險，也暫時有了經濟上的支持，並且支撐到他逝世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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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晚年如此惡劣的生存環境，許多親友都來幫助他，資助他，但是，他並非一概都接受。第一，「素無知交者，更不願無緣受賜。」[27]第二，國民黨著名官僚或共產黨叛徒贈送的，即使出於同情而並非政治拉攏，他也堅決拒絕。如羅家倫、傅斯年等親自送錢過來，他不要，弄得二人很尷尬。臨走時，陳對他們說：「你們做你們的大官，發你們的大財，我不要你們的救濟。」陳獨秀主持中共時期著名的共產黨活動家、後被捕，別人槍決時陪綁、嚇掉魂魄而叛變的任卓宣曾匯給他200元，被退回。陳說「你比我窮」，任不解。其實此話意味深長，乃指人格而已。第三，「無功不受祿。」他的音韻文字學著作《小學識字教本》，曾得两次預支稿費共10，000元，因與教育部長陳立夫的書名改名糾紛，未能出版，一直沒有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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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朋友的資助，他也儘量寫一些字聯和詩詞贈送。陳獨秀的書法，特別是小篆，很有名氣，一般人是一紙難求的。「北大同學會」先後派羅漢（在1940年重慶遭日機大轟炸時喪生）、何之瑜照顧陳獨秀晚年的生活，還每月補貼300元生活費。這對於陳晚年生活的穩定非常重要。陳就把書稿《連語類編》贈給北大，以資報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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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種近乎靠別人施捨度日的狀況，給他這個早年提倡「獨立自由之人格……我有手足，自謀溫飽；我有口舌，自陳好惡；我有心思，自崇所信」[28]的自尊性極強的名人來說，精神上帶來無比的痛苦。如在致楊鵬升的一系列書信中，充滿着這樣的字句：「由於醫藥費，曾與編譯館約過一稿，可以支取應用，不應以此累及友好」（1940年1月31日）；「接行嚴轉來匯票三百元，不勝惶恐之至……寄回恐拂盛意，受之實慚惑無既，辱在知己，並感謝字亦不敢出口也」（1940年2月26日）。在接到印有獨秀名字的信箋信封時，又說「屢承厚賜，何以報之」（1940年4月7日）。還有在接到千元兌票一紙時說：「屢承吾兄掛念鄙況，既感且漸，無以答雅意，如何可安」（1941年8月6日）。直到他逝世前一個多月給楊的最後一封信，還在說「復覺慚愧無狀」，「且感且漸」（1942年4月5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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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畢竟是一個歷經磨難之人，屢受迫害、打擊之外，被捕、坐牢甚至槍斃的威脅也經受過。他卻善於苦中尋樂，對所處困境能泰然處之。在暫居郭家公館時，曾與早年同鄉好友胡子穆一家同居一宅，陳給胡寫詩一首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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嫩秧被地如茵綠，落日銜山似火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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閑倚柴門貪晚眺，不知辛苦亂離中。[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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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牆院，除了老友鄧初常來外，還有一位為他看病的程里鳴大夫，時間一長，兩人相交甚篤，無活不談。有一次程笑問：「陳老先生，我有一言不知當講不當講？」陳表示：「有話直說。」程說：「人們都說你老先生是半截子革命。」陳搖頭嘆息道：「你行醫，不懂政治。你為我治好了病，無以答謝，給你寫副對聯吧。」於是，陳獨秀為程寫了以下一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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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酒飲到微醉處；好花看在半開時。[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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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縣長羅宗文說：「他的字寫得很好，我十分欣賞，我調離開江津時，求他寫了一副對聯，他寫的是：『還師自西旅，祖道出東門。』並在邊上題雲：『宗文先生，長斯邑年餘，今調赴銅梁，出紙索書，因集《散氏銘》以贈，即乞正之，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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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聯是為羅餞別的意思，但上聯之意甚深，在於近而求諸遠：當時全國有志之士，都湧到西南，堅持抗日戰爭，艱苦異常，都渴望早日勝利，從西方班師回到各自的家鄉。羅說：「《散氏銘》共僅350字，要從中選出10個，集成一聯，既反映群眾渴望抗戰勝利、結伴還鄉的心情，又突出群眾為我餞行惜別的深情厚意，信手拈來，聯成妙對，足見陳老國學功底的深厚。」[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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