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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認為,陳獨秀晚年得到這些「巨額贈款」,說明生活並不貧困。但是,當時物價特別是米價飛漲,這些贈款又像打水漂一樣飛去了。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在後方辦過23個國立中學,收容敵佔區和交戰區的流亡學生。一位在四川國立六中讀書的學生回憶說:當時的國立中學都實行公費制,學生有飯吃,伙食費隨米價漲而漲,沒有下落過:1939年2–11月,每人每月6元,可是到1941年8月,漲到了每月133元,大漲22倍。[25]陳獨秀在致楊鵬升的信中也有不少記載:1940年10月19日的信中說:「此間米價30餘元一斗,每斗60斤……前次歐戰中德國危機,乃物資天然不足,今中國人為居半,穀物暴漲則全屬人為。封鎖討伐又加奸墨橫行,此事無法解決也。」這年12月23日函稱:「數月以來,物價飛漲,逾於常規,弟居鄉時,每月用二百元,主僕三人每月食米一斗,即價需一百元。今移居城中月用三百元,尚不及一年半前每月用三十元之寬裕(其時一斗米價只三元,現在要七十元)。長此下去,實屬不了!」1941年9月6日函稱:「弟月用三百元(生平所未有,居城中當多一二倍),已覺駭然,兄在成都用度竟多至十倍,倚薪俸為生者,將何以堪!物貴由於幣賤米昂,幣賤乃自然之理,無法可設;米貴則大半由於人為,挽救之法甚多,政府何不急圖之以自救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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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1月22日信中又說:「此時弟居鄉亦月需費用六百元,比上半年加一倍。兄竟至多我數倍,如何可支!」(其實早在這年1月26日的信中就說過:「物價如此高漲,吾兄每月虧空如此之多,奈何?奈何?」)為此,陳獨秀為了自己的生存而不再連累朋友的生活,產生過「出川」的想法:「黔、湘、桂之生活費用都比川省要少一半」,因此,雖然朱家驊的資助1941年增加到5,000,1942年1月增加到8,000,哪能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和醫藥費的開支?俗話說:救急不濟窮。因此有時親友接濟不上時,不得不靠典當度日。柏文蔚送給他的一件灰鼠皮袍就進了當鋪,還賣給房東楊魯承家一些衣物。他與潘蘭珍在石牆院的住房一為臥室,一為書房。二房上無天花板,下是潮濕的泥地;若遇大雨,滿屋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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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窮困潦倒的生活,又使他的腸胃病和高血壓更加惡化。1941年冬,正是米價大漲的又一年,他在向著名佛教大師歐陽竟無借《武榮碑》字帖時,以詩代柬,透露了他那十分清苦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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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休入蜀唯瓶缽,臥病山居生事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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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尾家家足豚鴨,老饞獨羨武榮碑。[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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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歐陽竟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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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歐陽竟無在南京成立支那內學院,抗戰時流亡到江津重建。此人對書法有很深的造詣,與陳獨秀過從甚密。「貫休」是唐朝高僧,稱禪月大師,善詩,兼工書法。其書人稱「姜體」(他姓名姜德隱),自成一派,得到後世許多名家的讚賞。他也曾入蜀,並有詩云:「一瓶一缽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表示老年只有一瓶一缽的清苦。陳寫此詩,自比貫休,不僅被疾病折磨在床上(不能親自上門拜訪),而且「生事微」——家用匱乏。快過年了,家家都備足了豬肉和雞鴨,而我只得向你借《武榮碑》來解解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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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同鄉老友朱蘊山聽說了這件事,買了幾隻鴨子去探望他,見他胃病發作,痛得在床上打滾。朱曾勸他不要搞托派,後又受周恩來之託勸他到延安去,他都未聽從。所以,陳逝世後,朱寫詩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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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起紅樓百丈潮,當年意氣怒沖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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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年蕭瑟殊難解,夜雨江津憾未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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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瓶一缽蜀西行,久病山中眼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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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死到頭終不變,蓋棺論定老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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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去世的那年——1942年初,生活的窘迫和「川省地勢海拔較高」對病體不利的影響,終於使他作出了移居貴陽的決定。1月9日和2月12日給楊鵬升的信中,提到:「川中生活,日益不支,弟病雖未好,或可冒險乘車往貴陽,以彼處生活比川中便宜一半」,但「終以病體不勝跋涉」而作罷。而在這兩封信之間,即1月27、29日,恰恰有了朱家驊贈送經蔣介石「諭示」的8,000元。於是,不冒去貴陽的風險,也暫時有了經濟上的支持,並且支撐到他逝世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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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晚年如此惡劣的生存環境,許多親友都來幫助他,資助他,但是,他並非一概都接受。第一,「素無知交者,更不願無緣受賜。」[27]第二,國民黨著名官僚或共產黨叛徒贈送的,即使出於同情而並非政治拉攏,他也堅決拒絕。如羅家倫、傅斯年等親自送錢過來,他不要,弄得二人很尷尬。臨走時,陳對他們說:「你們做你們的大官,發你們的大財,我不要你們的救濟。」陳獨秀主持中共時期著名的共產黨活動家、後被捕,別人槍決時陪綁、嚇掉魂魄而叛變的任卓宣曾匯給他200元,被退回。陳說「你比我窮」,任不解。其實此話意味深長,乃指人格而已。第三,「無功不受祿。」他的音韻文字學著作《小學識字教本》,曾得两次預支稿費共10,000元,因與教育部長陳立夫的書名改名糾紛,未能出版,一直沒有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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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朋友的資助,他也儘量寫一些字聯和詩詞贈送。陳獨秀的書法,特別是小篆,很有名氣,一般人是一紙難求的。「北大同學會」先後派羅漢(在1940年重慶遭日機大轟炸時喪生)、何之瑜照顧陳獨秀晚年的生活,還每月補貼300元生活費。這對於陳晚年生活的穩定非常重要。陳就把書稿《連語類編》贈給北大,以資報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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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種近乎靠別人施捨度日的狀況,給他這個早年提倡「獨立自由之人格……我有手足,自謀溫飽;我有口舌,自陳好惡;我有心思,自崇所信」[28]的自尊性極強的名人來說,精神上帶來無比的痛苦。如在致楊鵬升的一系列書信中,充滿着這樣的字句:「由於醫藥費,曾與編譯館約過一稿,可以支取應用,不應以此累及友好」(1940年1月31日);「接行嚴轉來匯票三百元,不勝惶恐之至……寄回恐拂盛意,受之實慚惑無既,辱在知己,並感謝字亦不敢出口也」(1940年2月26日)。在接到印有獨秀名字的信箋信封時,又說「屢承厚賜,何以報之」(1940年4月7日)。還有在接到千元兌票一紙時說:「屢承吾兄掛念鄙況,既感且漸,無以答雅意,如何可安」(1941年8月6日)。直到他逝世前一個多月給楊的最後一封信,還在說「復覺慚愧無狀」,「且感且漸」(1942年4月5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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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畢竟是一個歷經磨難之人,屢受迫害、打擊之外,被捕、坐牢甚至槍斃的威脅也經受過。他卻善於苦中尋樂,對所處困境能泰然處之。在暫居郭家公館時,曾與早年同鄉好友胡子穆一家同居一宅,陳給胡寫詩一首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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嫩秧被地如茵綠,落日銜山似火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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閑倚柴門貪晚眺,不知辛苦亂離中。[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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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牆院,除了老友鄧初常來外,還有一位為他看病的程里鳴大夫,時間一長,兩人相交甚篤,無活不談。有一次程笑問:「陳老先生,我有一言不知當講不當講?」陳表示:「有話直說。」程說:「人們都說你老先生是半截子革命。」陳搖頭嘆息道:「你行醫,不懂政治。你為我治好了病,無以答謝,給你寫副對聯吧。」於是,陳獨秀為程寫了以下一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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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酒飲到微醉處;好花看在半開時。[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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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縣長羅宗文說:「他的字寫得很好,我十分欣賞,我調離開江津時,求他寫了一副對聯,他寫的是:『還師自西旅,祖道出東門。』並在邊上題雲:『宗文先生,長斯邑年餘,今調赴銅梁,出紙索書,因集《散氏銘》以贈,即乞正之,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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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聯是為羅餞別的意思,但上聯之意甚深,在於近而求諸遠:當時全國有志之士,都湧到西南,堅持抗日戰爭,艱苦異常,都渴望早日勝利,從西方班師回到各自的家鄉。羅說:「《散氏銘》共僅350字,要從中選出10個,集成一聯,既反映群眾渴望抗戰勝利、結伴還鄉的心情,又突出群眾為我餞行惜別的深情厚意,信手拈來,聯成妙對,足見陳老國學功底的深厚。」[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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