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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去世的那年——1942年初，生活的窘迫和「川省地勢海拔較高」對病體不利的影響，終於使他作出了移居貴陽的決定。1月9日和2月12日給楊鵬升的信中，提到：「川中生活，日益不支，弟病雖未好，或可冒險乘車往貴陽，以彼處生活比川中便宜一半」，但「終以病體不勝跋涉」而作罷。而在這兩封信之間，即1月27、29日，恰恰有了朱家驊贈送經蔣介石「諭示」的8，000元。於是，不冒去貴陽的風險，也暫時有了經濟上的支持，並且支撐到他逝世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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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晚年如此惡劣的生存環境，許多親友都來幫助他，資助他，但是，他並非一概都接受。第一，「素無知交者，更不願無緣受賜。」[27]第二，國民黨著名官僚或共產黨叛徒贈送的，即使出於同情而並非政治拉攏，他也堅決拒絕。如羅家倫、傅斯年等親自送錢過來，他不要，弄得二人很尷尬。臨走時，陳對他們說：「你們做你們的大官，發你們的大財，我不要你們的救濟。」陳獨秀主持中共時期著名的共產黨活動家、後被捕，別人槍決時陪綁、嚇掉魂魄而叛變的任卓宣曾匯給他200元，被退回。陳說「你比我窮」，任不解。其實此話意味深長，乃指人格而已。第三，「無功不受祿。」他的音韻文字學著作《小學識字教本》，曾得两次預支稿費共10，000元，因與教育部長陳立夫的書名改名糾紛，未能出版，一直沒有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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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朋友的資助，他也儘量寫一些字聯和詩詞贈送。陳獨秀的書法，特別是小篆，很有名氣，一般人是一紙難求的。「北大同學會」先後派羅漢（在1940年重慶遭日機大轟炸時喪生）、何之瑜照顧陳獨秀晚年的生活，還每月補貼300元生活費。這對於陳晚年生活的穩定非常重要。陳就把書稿《連語類編》贈給北大，以資報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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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種近乎靠別人施捨度日的狀況，給他這個早年提倡「獨立自由之人格……我有手足，自謀溫飽；我有口舌，自陳好惡；我有心思，自崇所信」[28]的自尊性極強的名人來說，精神上帶來無比的痛苦。如在致楊鵬升的一系列書信中，充滿着這樣的字句：「由於醫藥費，曾與編譯館約過一稿，可以支取應用，不應以此累及友好」（1940年1月31日）；「接行嚴轉來匯票三百元，不勝惶恐之至……寄回恐拂盛意，受之實慚惑無既，辱在知己，並感謝字亦不敢出口也」（1940年2月26日）。在接到印有獨秀名字的信箋信封時，又說「屢承厚賜，何以報之」（1940年4月7日）。還有在接到千元兌票一紙時說：「屢承吾兄掛念鄙況，既感且漸，無以答雅意，如何可安」（1941年8月6日）。直到他逝世前一個多月給楊的最後一封信，還在說「復覺慚愧無狀」，「且感且漸」（1942年4月5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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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畢竟是一個歷經磨難之人，屢受迫害、打擊之外，被捕、坐牢甚至槍斃的威脅也經受過。他卻善於苦中尋樂，對所處困境能泰然處之。在暫居郭家公館時，曾與早年同鄉好友胡子穆一家同居一宅，陳給胡寫詩一首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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嫩秧被地如茵綠，落日銜山似火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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閑倚柴門貪晚眺，不知辛苦亂離中。[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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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牆院，除了老友鄧初常來外，還有一位為他看病的程里鳴大夫，時間一長，兩人相交甚篤，無活不談。有一次程笑問：「陳老先生，我有一言不知當講不當講？」陳表示：「有話直說。」程說：「人們都說你老先生是半截子革命。」陳搖頭嘆息道：「你行醫，不懂政治。你為我治好了病，無以答謝，給你寫副對聯吧。」於是，陳獨秀為程寫了以下一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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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酒飲到微醉處；好花看在半開時。[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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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縣長羅宗文說：「他的字寫得很好，我十分欣賞，我調離開江津時，求他寫了一副對聯，他寫的是：『還師自西旅，祖道出東門。』並在邊上題雲：『宗文先生，長斯邑年餘，今調赴銅梁，出紙索書，因集《散氏銘》以贈，即乞正之，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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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聯是為羅餞別的意思，但上聯之意甚深，在於近而求諸遠：當時全國有志之士，都湧到西南，堅持抗日戰爭，艱苦異常，都渴望早日勝利，從西方班師回到各自的家鄉。羅說：「《散氏銘》共僅350字，要從中選出10個，集成一聯，既反映群眾渴望抗戰勝利、結伴還鄉的心情，又突出群眾為我餞行惜別的深情厚意，信手拈來，聯成妙對，足見陳老國學功底的深厚。」[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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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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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識字教本》及其坎坷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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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對音韻學、文字學的研究有特殊的愛好。每當政治上受挫，他就專心致志進行這方面的研究。晚年在國民黨特務的監視下，又與各政黨脫離了接觸，對正在進行的抗日戰爭也無能為力，只是偶然對國、共、托三黨及戰爭形勢發表一點看法，此外主要精力是放在進行最後的文字學研究和撰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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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反袁鬥爭失敗後，他寫過一部《字義類例》的文字學稿子。在南京獄中，又以其二十年代常用的筆名嵌入書名寫了一部《實庵字說》。這部著作正式開始了他對漢字的逐個解析，但側重於有關聯誼詞的釋例。之後，全面研究每個漢字的形成規律與音、形、意的組合特點，以幫助人們「識字」。因為瞭解了這個字的形成歷史和特點，自然印象深刻，比不知其然的死記硬背好得多，所以，取名《識字初階》。但此稿在獄中只完成部分初稿，晚年就以主要精力修改、補充、重訂此稿，並改名為《小學識字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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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撰寫此稿的原意是想匯畢生研究音韻學和文字學的成果，致力於尋找漢字的規律，以解決漢字難認，難記，難寫的問題。此乃是他大革命失敗後竭力鼓吹漢字拼音化運動無人響應後的另覓蹊徑之為。陳認為，漢字的確存在着「三難」問題，但是只要找到漢字的規律，也就不那麼難了。從《字義類例》、《實庵字說》、最後到《小學識字教本》，終於找到了漢字的整個發展規律，形成了一個完整獨立的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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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何之瑜介紹：「按仲甫先生於三十一年（即1942年——引者）五月十三日上午著稿至此『拋』字時，適人過訪，旋即臥病，到五月二十七日逝世，乃成絕筆矣。」下篇計劃中的第2章，留下了空白。陳臨終前對何之瑜說：「本書體系業已完成，即上篇亦可單獨問世。」對有人提議請代人續寫以完成書稿，他說：「學力太差者，不能寫；學有深造者，皆有自己的見解，又不願意寫也。」[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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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書稿的命運與作者一樣坎坷，寫到「拋」字絕筆是意味深長的巧合。1939年，在國民政府教育部所屬國立編譯館工作的陳獨秀好友台靜農得知他在從事文字學的研究，就介紹該館約請陳編一部教師用的《中國文字說明》，並預支5，000元稿費。後來，陳把已經自成體系、可以單獨出版的《小學識字教本》上編交給了編譯館，囑先行出版。編譯館館長陳可忠見稿十分讚賞，在1940年5月13日，向教育部報請陳獨秀續編學生用的《中國文字說明》，並申請再預支5，000元。教育部長陳立夫在報告上批示：「前稿（指教師用《中國文字說明》——引者）已否交來？照發。」[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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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的文字學著作《小學識字教本》油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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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的《小學識字教本》還未完成，已經得到了一萬元的預支稿費。但是，由於發生了他與陳立夫之間關於書名的爭執，去世前「教師用」的「前稿」卻不能完成和出版，「學生用」的後稿自然也未動手。陳囑家人不得動用預支稿費，並表示「若教部有意不令吾書出版，只有設法退還稿費，另謀印行」。[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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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立夫看了陳著，也讚揚備至，同意出版：「大著小學識字教本揚古今諸家學說，煞費苦心，閣下己見亦多精闢，自宜付梓，以期普及。」但對《小學識字教本》這個書名（「小學」在學術上是音韻學與文字學的古稱，陳著總結了自己在這兩方面一生研究的成果，故用此名），認為「實屬程度太高」，要求改為《中國文字基本形義》。陳獨秀回信說：「拙著識字教本意在訓蒙……以其內容高深，不便訓蒙者，朋輩中往往有之，此皆不知拙著第一種乃為教師參考而作，兒童教本別有一種。」[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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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認為對於老師來說，這個書名應該是可以接受的，但陳立夫不予理睬。1942年2月，陳獨秀在堅持己意的原則下退而求其次，致函陳可忠說：「拙稿雖未盡善而創始不易，弟頗自矜貴希望能於足下在館期間，油印五十份（弟需要二十份，分贈朋友）分寄全國。此時雖有原稿一份副本三份，一旦川中有亂，難免紛失也。區區之意請勿再過慮而忽之。」[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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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結局，熱情此事的陳可忠，也甚為遺憾。為有所彌補，很快遵陳之囑，把《教本》油印了五十冊，分贈學術界人士特別是對「小學」有研究者，包括陳獨秀的朋友章太炎、梁實秋、王撫五等。此事由當時寓居四川江津白沙鎮的台靜農和魏建功主持，使這部珍貴之作得以存留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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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幾十個春秋的國共兩黨封鎖、凍結和壓迫之後，1971年梁實秋保存的教本油印稿在台灣首先影印出版並再版。書名改為《文字新詮》，趙友培題簽，梁實秋作前言，卻沒有「陳獨秀」的作者名，陳作的序自然也不用了。此事從政治上考量，乃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梁先生對此書的出版採取了十分嚴肅的學者態度。如他在「前言」中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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