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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近年從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中，還發現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長朱家驊保存的六封與陳獨秀有關的信。國民黨乃至蔣介石用朱的名義於1940年7月17日、1941年3月6日、1942年1月27日，先後三次向陳資助1，000元、5，000元、8，000元。六封信中，三封是朱致陳告有資助，並派張國燾送去。兩封是朱與陳佈雷的通信，陳佈雷告訴朱：「日前所談仲甫近況艱困，經呈奉諭示一次補助八千元，以吾兄名義轉致。」朱則報告已派張轉贈。最後一封是陳給朱的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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騮先先生台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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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燾兄來津，奉讀手教，並承賜國幣八千元，遠道轉來，不敢辭卻，無勞而領厚賜，受之實深慚愧也。弟寓人口既少，生活又簡單，去年賜款尚未用罄，今又增益之，盛意誠屬過分，以後如再下賜，弟決不敢受，特此預陳，敬希原諒，並謝高誼，餘不盡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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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獨秀啟。一月二十九日卅一年[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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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大陸學術界根據鄭學稼所說的話，認為陳獨秀晚年曾明確拒絕國民黨官方甚至蔣介石的資助。鄭說：朱贈陳5，000元支票一張，他拒之；朱又託張轉贈，又遭拒之；張再託鄭學稼寄贈，還是不收。[23]所以，以上六封信的披露，引起大家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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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5，000元的問題，到底是朱家驊和陳獨秀的信上說得對，還是鄭學稼說得對？發生了矛盾，有待進一步的研究和考證。或者是兩者都說得對，可能還有另一筆5，000元的資助，陳拒絕了？因為陳回朱信中沒有明確說收到的款額數量。另外，還有一個直接經辦人也有與鄭學稼類似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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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時期，我在四川省銀行總行省庫部收支課工作。一天，我收到中央銀行國庫局一件支付書，命在江津縣代辦國庫業務的四川省銀行辦事處付給陳仲甫一筆數目可觀的錢。這筆錢是由蔣介石匯給陳仲甫的。我想，陳仲甫是陳獨秀的號名，一般人都不甚知道，所以我特別注意這筆庫款的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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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過了六七天，仍不見省銀行江津辦事處寄回陳仲甫的收據。國庫局派了一位襄理大員來查問，並催促儘快將這筆錢送交陳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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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過了兩天，省銀行江津辦事處回電說：「辦事處主任張錦柏親自去見陳，他還是不收，只好將原支付書退回。」我們當即通知國庫局：已將這筆錢原封退回。[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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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六封信中，1941年朱致陳告知資助5，000元的信、1942年朱致陳告知資助8，000元的信和同日致陳佈雷報告8，000元將「以弟名義」轉送陳獨秀的信，都加了「密」字，說明贈送者不願意讓陳和外人知道這兩筆資助款的來源。朱家驊是陳獨秀在北大的同事，以其個人名義資助，而且贈送時寫的信又極為誠懇，陳卻之不恭，才予接受。然而，陳可能不會一點也不知道這些錢的來源，所以收得很是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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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朱家驊、陳獨秀信中所述的贈款數與何之瑜的記錄有出入。何之瑜在《先生逝世前後用費收支》表中記載逝世前的醫藥費收入部分：第一位是蔣先生5，000元。這自然是蔣介石，看來何是知道這筆錢來源的，只是瞞着陳。陳既逝世，也就不必隱瞞了。對照朱家驊和陳佈雷的信，應該是8，000元，少了3，000元，又是一個待考的謎。第二筆是朱騮先先生5，000元。這就與朱信中的那筆錢對上了，也證明鄭家稼、許伯建說的那筆被陳獨秀退回去的錢是另外一筆錢。另外，何之瑜的記錄並不齊全，因為楊鵬升的贈款一筆也沒有記錄，看來有些贈款未經何之瑜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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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認為，陳獨秀晚年得到這些「巨額贈款」，說明生活並不貧困。但是，當時物價特別是米價飛漲，這些贈款又像打水漂一樣飛去了。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在後方辦過23個國立中學，收容敵佔區和交戰區的流亡學生。一位在四川國立六中讀書的學生回憶說：當時的國立中學都實行公費制，學生有飯吃，伙食費隨米價漲而漲，沒有下落過：1939年2–11月，每人每月6元，可是到1941年8月，漲到了每月133元，大漲22倍。[25]陳獨秀在致楊鵬升的信中也有不少記載：1940年10月19日的信中說：「此間米價30餘元一斗，每斗60斤……前次歐戰中德國危機，乃物資天然不足，今中國人為居半，穀物暴漲則全屬人為。封鎖討伐又加奸墨橫行，此事無法解決也。」這年12月23日函稱：「數月以來，物價飛漲，逾於常規，弟居鄉時，每月用二百元，主僕三人每月食米一斗，即價需一百元。今移居城中月用三百元，尚不及一年半前每月用三十元之寬裕（其時一斗米價只三元，現在要七十元）。長此下去，實屬不了！」1941年9月6日函稱：「弟月用三百元（生平所未有，居城中當多一二倍），已覺駭然，兄在成都用度竟多至十倍，倚薪俸為生者，將何以堪！物貴由於幣賤米昂，幣賤乃自然之理，無法可設；米貴則大半由於人為，挽救之法甚多，政府何不急圖之以自救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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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1月22日信中又說：「此時弟居鄉亦月需費用六百元，比上半年加一倍。兄竟至多我數倍，如何可支！」（其實早在這年1月26日的信中就說過：「物價如此高漲，吾兄每月虧空如此之多，奈何？奈何？」）為此，陳獨秀為了自己的生存而不再連累朋友的生活，產生過「出川」的想法：「黔、湘、桂之生活費用都比川省要少一半」，因此，雖然朱家驊的資助1941年增加到5，000，1942年1月增加到8，000，哪能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和醫藥費的開支？俗話說：救急不濟窮。因此有時親友接濟不上時，不得不靠典當度日。柏文蔚送給他的一件灰鼠皮袍就進了當鋪，還賣給房東楊魯承家一些衣物。他與潘蘭珍在石牆院的住房一為臥室，一為書房。二房上無天花板，下是潮濕的泥地；若遇大雨，滿屋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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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窮困潦倒的生活，又使他的腸胃病和高血壓更加惡化。1941年冬，正是米價大漲的又一年，他在向著名佛教大師歐陽竟無借《武榮碑》字帖時，以詩代柬，透露了他那十分清苦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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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休入蜀唯瓶缽，臥病山居生事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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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尾家家足豚鴨，老饞獨羨武榮碑。[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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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歐陽竟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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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歐陽竟無在南京成立支那內學院，抗戰時流亡到江津重建。此人對書法有很深的造詣，與陳獨秀過從甚密。「貫休」是唐朝高僧，稱禪月大師，善詩，兼工書法。其書人稱「姜體」（他姓名姜德隱），自成一派，得到後世許多名家的讚賞。他也曾入蜀，並有詩云：「一瓶一缽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表示老年只有一瓶一缽的清苦。陳寫此詩，自比貫休，不僅被疾病折磨在床上（不能親自上門拜訪），而且「生事微」——家用匱乏。快過年了，家家都備足了豬肉和雞鴨，而我只得向你借《武榮碑》來解解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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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同鄉老友朱蘊山聽說了這件事，買了幾隻鴨子去探望他，見他胃病發作，痛得在床上打滾。朱曾勸他不要搞托派，後又受周恩來之託勸他到延安去，他都未聽從。所以，陳逝世後，朱寫詩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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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起紅樓百丈潮，當年意氣怒沖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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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年蕭瑟殊難解，夜雨江津憾未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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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瓶一缽蜀西行，久病山中眼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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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死到頭終不變，蓋棺論定老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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