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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適特別注意陳獨秀提到的民主政治的「真實價值」，也不厭其煩地把陳四次所述的民主政治的基本條款，用陳的原話一一列出，有時歸納為七條，有時為三條，有時為五條。他評論說：「獨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關頭。近代民主政治與獨裁政制的基本區別就在這裏。承認反對黨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獨裁制度就是不容許反對黨派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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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黨派之自由」是胡適和陳獨秀最大的共同心願。二人無論對於共產黨還是國民黨，都是站在「反對黨」的立場上的。比較而言，從行動上看，陳獨秀追求反對黨派的自由最為堅決和徹底，最後甚至成為「托派共產黨」和「列、托主義」的反對派，所以胡適說他是「終身反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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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胡適還注意到陳獨秀對於史太林罪惡的分析。眾所周知，胡適與陳獨秀一樣，是激烈反對和批判史太林罪惡的。但是二人又同時在這個問題上持冷靜的、實事求是的態度，這是非常可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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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許多學者，受錯誤導向影響，認為陳獨秀晚年的這種民主見解，表明他回到了1920年建黨以前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時期，即「回歸五四」。這是對陳晚年思想的無知。陳晚年的民主見解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民主思想根本不能同日而語。它是陳一生艱苦奮鬥經驗教訓的思想結晶，也是包括中共和托派無數革命者和烈士奮鬥犧牲經驗教訓的總結，更是蘇聯及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的總結，還是歐美民主制度和法西斯獨裁制度發展歷史的總結。這樣的思想，在五四時期怎麼可能產生？再說，陳獨秀兩個時期的民主思想反對的對象也是根本不同的：五四時期的民主思想是反對封建專制主義，晚年的民主思想升华到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對黨內、革命陣營內和人民內部不同意見者的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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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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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共、托圍攻中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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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陳獨秀的最後見解，多數是1939–1940年發表的。一貫隨着「時間性和空間性」的轉移而與時俱進的他，生命最後一年半中，在基本觀點（主要是「戰爭不能引發革命」及以上的民主觀點）未變的情況下，有些意見（主要是戰爭形勢和前途及蘇聯方面）有所改變，因為世界形勢在1941年發生了重大變化。如在他最後第三篇論文所述：「歷史決不會重演，此次大戰使各方面發生巨大變化，或已發生巨大變化之萌芽。」[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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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6月22日，德國在橫掃歐洲大陸，謀取英國未遂（英國本土不斷遭到德機大轟炸）後，突然東侵蘇聯。7月，蘇聯終於改變對德妥協的方針，與英國簽訂對德協定，加入了英美等國的反法西斯陣營。12月7日，日軍偷襲美國珍珠港海軍基地，美國也被迫放棄「觀戰」——「不加入」方針，太平洋戰爭爆發。第二天英美發表對日宣戰。接着中國國民政府也對日宣戰，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陣營。中共自然也進入這個陣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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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形勢如此巨大的重新組合，突破了陳獨秀原來的有些估計和論斷，於是，國、共、托三方都按照各自的政治需要，來攻擊陳獨秀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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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政府檢查機構針對陳獨秀1942年3月21日在重慶《大公報》上發表的《戰後世界大勢之輪廓》一文下手。此文雖然沒有再把蘇聯列入德、意、日法西斯陣營進行攻擊，但因為那時中國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陣營尚處於下風，如陳文中所說「以現狀觀之，自然是德、日佔優勢」，所以，陳妄估此次大戰結果時，雖然「假定」了三種可能—一是雙方「不分勝負而議和」；二是「勝利屬於英、美」；三是「勝利屬於德、日」—但在闡述時，較傾向於第三種，並且說如果「勝利果然屬於納粹，它竟至支配了半個地球，這佔人類半數的人民，在政治上將受到整個時期窒息的大災難」。在這篇文章的續編《再論世界大勢》中，他更明確地說「我們估計此次戰爭德、日勝利的可能較大」；「則將來法西斯蒂專制會和以前的專制一樣，普遍的發展，而且形成歷史上一整個時期。」[54]這種觀點與後來的實際相比，太不着邊際。奇怪的是，他還說在這個法西斯統治時期，「在經濟上和英、美勝利一樣……會有一大進步，例如由幣制統一減輕關稅壁壘、物資集中等等」；「這在客觀上為將來社會主義世界開闢寬廣的道路，加強物質的基礎，這本是資本主義在血的罪惡中產生進步的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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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論調，與中共李立三、王明路線時期所說的世界大戰有利於社會主義革命和托派中央在戰爭中引發社會主義革命相比，何其相似乃爾！而其觀察問題的視角還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儘管他自稱要「跳出一切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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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又說，若是上述第三種，則戰後將形成德、美為「領導國」的兩大集團圈對立的世界；若是第二種，則形成英、美「領導國」的兩大集團圈對立的世界。然後在這種對立中，醞釀下次的世界大戰。而其他國家都附屬於這四個領導集團，如「日本之於德國，蘇俄之於英、美」；「現在的蘇聯，不但他的生產力不能勝任領導國，它自身早已離開社會主義了。」而中國的前途，已如前述：不是日本的殖民地，就是英美的半殖民地，不可能有更好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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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言論是在當時中國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陣營最困難的時期發表的。雖然不合時宜，但用意是好的。類似1914年寫的《愛國心與自覺心》，即正言若反，以激勵人們更努力地奮鬥。陳獨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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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以樂觀的估計構成海市蜃樓來自己安慰自己以至鬆懈了事前的戒備；不如拿可能的悲觀的估計，以警策自己，以喚起別人，加緊事前之努力。與其閉着眼睛否認將來會只有帝國主義的天下；不如睜開眼睛，看清可悲的趨勢，承認將來還有法西斯蒂的帝國主義專制會普遍發展而形成歷史上一整個時期之危險。因此加緊主觀上之努力，在此次大戰中，徹底擊潰希特勒及其夥伴的勢力，而加以嚴厲的懲戒，以民主自由的巨大潮流，淹沒法西斯蒂的思想，使之不能在戰後勝利的國家內，以別種形式而復蘇，而蔓延，使人類近代的進化史，走向另一道路，即……由資產階級民主制，直接走到未來世界更擴大的民主制。即令不可能，也要用「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影響下一代的青年，繼續努力縮短將來的法西斯蒂黑暗時期至可能的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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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第一，陳獨秀的這種思維太複雜，不僅脫離了當時各黨派的認識水準，也脫離了廣大民眾的期望，所以如1914年那篇文章那樣，引起了廣泛的誤解。因為無論是世界人民，還是中國人民，已經處於「五更寒」，受盡了法西斯的苦難。他們需要將走向光明前途的安撫和激勵，不能再用更加黑暗和漫長的法西斯前途去打擊他們的鬥志；第二，與1914年相反，那時他的觀點很快被事實（如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證明是對的，所以發生很大影響，成為他發起新文化運動的前奏；但這次他發出以上言論後，第二年（1943年），戰爭形勢就轉折了。法西斯陣營開始走下坡路，中國抗戰也出現黎明，戰後的世界格局，也不是陳獨秀所說的那種格局。這表明陳的這次預言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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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陳獨秀這次失言並不奇怪。1914年，他因參加早期民主革命的全過程，又較透徹地研究法蘭西民主主義學說，又在《甲寅雜誌》社工作，對世界與中國形勢特別是中國社會病根瞭如指掌，所以能一言中的。而1942年，他自己說：「久居山中生事微」，在那偏僻的石牆院小山村中，不要說全國抗戰的形勢知之甚少，對世界大戰的形勢，更是「盲人摸象」，又帶着對蘇聯衰敗的某些偏見。在這種情況下，還做《戰後世界大勢之輪廓》、《再論世界大勢》的大文章，自然是「自不量力」，「力不從心」了，哪有不錯誤的道理？於是，各方責難和批評紛紛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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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國民政府，為維持與蘇聯的「盟邦外交」，禁止《大公報》刊登陳的《戰後世界大勢之輪廓》（下篇）。因為此文較長，故分兩次發表。有的鐵杆國民黨員就乘機打擊陳。同月29日，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殉難紀念日，江津縣長羅宗文在江津東門外體育場舉行盛大的群眾大會，有學生、工人、機關職工、人民群眾約四千人參加。羅主持大會，號召大家學習烈士們的革命精神，不怕犧牲，在各個崗位奮發努力，爭取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講畢，雙目失明的安徽大老凌鐵庵由其女扶到前台，厲聲譴責陳獨秀亂寫文章投稿，散佈悲觀情緒，大大影響群眾的抗戰積極性，應群起而聲討之，云云，言詞異常尖銳激烈。羅宗文回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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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會後，《江津日報》社長張西洛（進步報人，解放後任全國政協委員，《光明日報》經理，是我支持他在江津辦日報的）問我：「凌鐵老的講話，上不上報？」我說：「沒有必要。」後來，重慶衛戌總部派遣在江津縣稽查室的李主任（江西人），曾問我：「羅縣長為啥偏袒陳獨秀？」可見特務還是時刻盯住陳老的。我聽後一笑置之。[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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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不止此，4月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戰時新聞檢查局函告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根據四川新聞檢查處呈送的成都《新新新聞》緩登稿——陳獨秀的《輪廓》做出指示：該文「內容乖謬，違反抗戰國策」，要求電飭各新聞檢查處室「注意檢扣」。次日，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即覆函，答應照辦，並已「通令各省市圖書雜誌審查處一體注意檢扣」。[56]這月19日，當得知陳獨秀撰寫續篇《再論世界大勢》後，竟然驚動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出來禁止刊登，理由是：「顧慮對蘇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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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的《新新新聞》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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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在誣衊陳獨秀「漢奸」事件受挫、未承認錯誤、賠禮道歉的情況下，又把另一罪名「右傾機會主義」，上升為「右傾投降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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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7月，剛入川的陳獨秀對中共餘怒未消，接連寫了四篇全面抨擊中共基本理論和路線的文章或演講稿：《民族野心》、《論遊擊隊》、《說老實話》、《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在重慶民生公司的演講》。在延安的毛澤東秘書陳伯達，立即在中共中央理論機關報《解放》上發表長達12，000多字的重頭文章《評陳獨秀的亡國論》進行回擊。首先從批判陳的《說老實話》切入，因為陳在此文中一開頭便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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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抗戰、各黨合作、全國精誠團結、民眾奮起、殲滅敵人、最後勝利，如此等等，成了抗戰八股大流行，而不容許我說我所應說的老實話。政府使人不敢說老實話，事情已經夠嚴重了；社會不容許人說老實話，則更糟。至於純潔的有志青年，也不願聽老實話，而樂於接受浮誇欺騙的宣傳，尤其盲目信從在野黨的胡吹亂道，那便是無可救藥了！[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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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文批駁陳獨秀攻擊的所謂「抗戰八股」，「是中國民族從極苦痛的歷史教訓中得出的真理，中國的獲救，必將是因為堅決執行這些真理，而不是甚麼八股」；「中共黨人從來以『做實事，說真話』的德行為矜尚，而在民族危亡的時機更不斷地以此互相督責，以此互相勸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