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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5172 不過話又得說過來,當時中共對抗戰何時勝利,也是十分悲觀的。據當時在根據地工作的曾彥修先生九十歲時回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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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5174 日本佔領了東三省十四年,把東北變成了它最大的軍事基地。它正在把華東和部分華中地區變成它更大的戰略基地。甚至想據中國大陸以抗美軍。抗日戰爭的前途還是很艱難而遙遠的。日本投降之前的整整二年,田家英和我二人就在胡喬木的耳提面令下主要編了兩年高中語文教科書,專供根據地農村使用,精神上已準備好還要在山溝裏呆一二十年,我從未聽說過要準備大反攻的半句話。原子彈一丟,便一切都變了,忽然如夢一般,日本投降了!單靠中國的力量要把日本打到無條件投降,是很難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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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5176 1942年5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機關報《解放日報》發表署名李心清的文章《斥陳獨秀的投降主義理論》,重複陳伯達的邏輯,批判陳文「否認蘇聯社會主義,否認中國三民主義,否認全世界的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否認反法西斯陣線的存在和力量,否認戰後任何光明前途」,是「漢奸理論」,甚至血口噴人地說,反映了「陳獨秀的漢奸本質」。更有甚者,文章還責問,這樣違背「抗戰到底的國策」、違背「三民主義」的文章,「為甚麼堂堂的《大公報》能為之刊載呢?為甚麼堂堂的檢查官能為之通過呢?」——這又重複了上次王明、康生的伎倆:企圖借國民黨之刀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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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5178 上述已經說明,早在4月國民黨中央訓練部已經命令全國各報禁載陳獨秀這類文章,表明在這個問題上果真達到了「國共合作」。於是,這大公報上的半篇文章,就成了陳獨秀一生中逝世前公開發表的最後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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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5180 上海托派中央對陳獨秀的攻擊更加厲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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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5182 1941年1月10日,中央常委會專門通過《關於DS對民主和獨裁等問題的意見的決議》,對陳的「民主與專政」的見解進行系統的批判,批駁陳獨秀否認在這次大戰中有發展任何革命可能的觀點,重申列寧在第一次大戰中的「全部政策(如轉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失敗主義,前線雙方兵士聯歡等)完全是正確的」。《決議》最後寫道:「DS 對於戰爭與革命的意見,對於民主與專政等問題的意見,現在已經發展到了完全離開第四國際的立場,完全離開了馬克思主義,離開了無產階級的立場而站到最庸俗的最反動的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的立場上去了。現在的問題是:不是DS完全放棄他的立場,就是他離開第四國際,離開革命,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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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5184 這個決議與其說是做給陳獨秀看的,不如說是做給鄭超麟、王文元、陳其昌、樓國華等人看的。因為他們知道陳不會「放棄他的立場」,而且決議對遠在大後方的陳獨秀沒有任何約束力。而這幾個人在理論觀點上是與彭述之等基本一致的,但由於感情上的關係,在組織上反對對陳採取極端措施——制裁和開除。所以決議的核心是最後一句:「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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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5186 為甚麼是這樣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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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5188 鄭超麟回到上海後積極寫作,為托派的極左傳統觀念提出一系列理論根據,大力宣傳中國抗戰的「反動」性質,大力呼籲對國民黨領導的國共合作進行的全國抗戰實行列寧的「失敗主義」策略,堅持「在戰爭中引發革命」。甚至說:「中國對日戰爭自始即沒有客觀的進步意義」;[62]「無論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愛國主義都是反動的。」「我們第一步應當破壞資產階級政府機構和軍隊系統,即是應當實行失敗主義。『轉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列寧這個舊口號恰合新中國的需要」;「『先安內而攘外』,蔣介石這話說得比中國一切馬克思主義者都高明……我們只有徹底解決中國的國內問題,才能排除外國的侵略。」「我們把堂堂正正的革命的失敗主義大旗樹起來!這個大旗將為中國的革命者和非革命者的分界點。」[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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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5190 恐怕在當時的中國很難找到如此把極左的言論與極右的結果相結合的典型了。儘管他解釋說所謂「失敗主義」並不是在對日戰爭中使中國失敗,而是使國民政府失敗,以造成他們進行十月革命式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機」。他是堅信在這次戰爭中是能引發革命的。正如他在批駁陳獨秀的一封信中所說:「你把『革命的失敗主義』誤解為禿頭無字的失敗主義了。『革命的失敗主義』並不是說本國失敗比敵國失敗好些,而是說:本國戰爭失敗對本國革命是有好處的。L.D.(即托洛斯基——引者)給革命的失敗主義下了一個『足夠的定義』說:徹底實行階級鬥爭不必顧慮本國戰爭勝敗。」[64]陳在論述「戰爭與革命」和「民主與專政」的問題時,多次提到鄭的名字,進行批判。所以,鄭的這封信,對陳的意見也進行了比較全面的分析與批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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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5192 不過,如果把戰後的三年視為「抗戰」的延長,鄭超麟的說法似乎也有道理。眾所周知,國民黨的確是在抗戰中被嚴重削弱的,而共產黨則是在抗戰中「坐大」的。在廣大敵後淪陷區特別是共產黨所在的廣大農村,在日軍燒殺搶掠極其野蠻的罪行面前,組織群眾反抗本是應有之義。但共產黨的目標並不只在抗日,還有推翻國民黨。1949年,共產黨終於實現了目標,奪取了全國政權。雖然這次革命的勝利並不是屬於托派的,但誰也不能否認這是一種變相的「戰爭引發革命」的現象。所以勝利後,毛澤東在接見日本友人時,半開玩笑實是真誠地向日本人表示感謝他們打敗了蔣介石,幫助中共奪取了全國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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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5194 彭述之則堅持原來的「保衛主義」立場,即承認中國抗戰的「進步性」,執行「保衛中國抗戰」但「以國內戰爭轉變帝國主義戰爭、準備在戰爭危機(即失敗)時,發動社會主義革命,推翻國民黨」的策略。為此,他們把主要精力放在在機關報上揭露導致抗戰不斷失敗的國民黨腐敗無能和共產黨的「背叛」上,反對國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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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5196 鄭超麟的「革命失敗主義」主張提出後,就出現了「保衛主義」與「失敗主義」的對立。但所謂「保衛」,由於力量太小又沒有行動,也只是說說而已。彭述之原來處於少數。1941年初,李福仁根據托洛斯基指示精神,起草了一個決議,由「第四國際太平洋書記處」的名義通過後,帶到中國,支持彭述之的立場。[65]於是情況發生了變化,劉家良等人轉向彭的一方,使「保衛主義」成為「多數派」,控制了托派中央臨委。而王文元原屬多數派的,1941年世界大戰發生轉折時,發明了「中國抗戰變質論」,認為中國抗戰由原來保衛中華民族的正義戰爭,成為兩個帝國主義集團爭奪殖民地戰爭的一部分,失去了原有的進步性。於是,他與樓國華、陳其昌等人,轉而加入鄭超麟的「失敗主義」陣營。但他們在托派內部,還是「少數派」。[66]1941年2月23日,彭述之控制的中央臨委會發出《通告》,要求在4月底以前,在托派內部,就抗戰性質和是否應該取「失敗主義」等問題進行討論。通告還附上以上陳獨秀和彭、鄭兩派的文章。兩派激烈爭論的結果,7月13日,彭述之、劉家良等人,在排除鄭超麟等4人的情況下,召開了「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第四國際支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1931年5月初的托派統一大會被稱為第一次代表大會),發表了大會宣言,自吹自擂地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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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5201 年輕的鄭超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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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5203 中國四年來抗戰所以遭逢失敗,其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國沒有一個能真正代表中國廣大工農群眾利益的革命黨……今後只有集中力量創造一個新的無產階級政黨才能夠保證抗戰的勝利和工農的解放。而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始終堅守無產階級革命的政綱……沒有向資產階級作過任何妥協,我們沒有在反動的「階級合作」輿論之下低頭,因此只有它最有資格擔當新黨的組織任務。[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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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5205 這也算是對陳獨秀所說的這次戰爭中不能引發革命的一個主要原因——「沒有一個革命黨」的回應吧!但是,在遠離抗日戰場和國民黨統治中心的、被稱為「孤島」的上海租界裏,幾個人發出如此狂妄的聲音,的確如後來陳獨秀所說的「令人發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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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5207 大會重新改選了新的領導機構,由彭、劉、李(福仁)、蔣(振東)、毛(鴻鑒)等人組成新「中央委員會」,樓國華、陳其昌從原臨委中被排擠出來,鄭超麟、王文元被排擠出《鬥爭》報編委會。他們提出抗議,並要求繼續討論政治問題,也被「新中央」拒絕。於是,他們也召開自己的代表大會,並另出版一個機關報《國際主義者》。從此,中國托派再次正式分裂成兩派:彭述之、劉家良為首的「多數派」,又稱「鬥爭報派」;鄭超麟、王文元為首的「少數派」,又稱「國際主義者」派。以後中國托派再也沒有統一。後來在1948、1949年大陸易幟時,分別成立「中國革命共產黨」和「中國國際主義工人黨」,均隸屬於第四國際。然後把領導機關遷往國外,國內留下潛伏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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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5209 1952年12月22日夜,毛澤東一聲令下,中國大陸的托派組織及許多同情者被一網打盡,只留下香港組織和流亡到巴黎任第四國際書記處書記之一的彭述之繼續活動。至今香港的組織還可以以合法組織的身份,參加香港「特首」選舉。當然,由於「內部安排」,他們是不可能被選進領導圈的,僅僅是表達民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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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5211 不過說句公平話,到目前為止,世界上還沒有出現一個真正的為工農勞動群眾利益奮鬥的「無產階級政黨」,那些自稱是這樣的政黨,不過是少數知識分子精英利用工農群眾謀取私利的組織。一旦奪取政權,立即把工農群眾打入最底層。現在真正還能為工人說話的,也只有香港和各國的托派組織。雖然他們的組織有不切實際的左的傾向和特別衰微的致命弱點。而這種弱點是因為人類有史以來還不具備建立真正的工農國家的時代局限性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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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5213 總結以上陳獨秀與托派兩派的意見,可以看到以下奇怪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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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5215 多數派與少數派在戰爭與革命、民主與專政及蘇聯問題上,意見基本相同,目標也相同,即在戰爭中引發社會主義革命,推翻國民黨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只是對當前抗戰性質(一是進步,一是反動)和策略(一是保衛,一是失敗)有些差異,二者就鬥得昏天黑地,但都限於口頭上,行動上誰也沒有跨出一步。少數派罵對方是「頑固的機會主義」、「愚蠢的機會主義」;多數派罵對方是「極左派」、「教派主義」、「長了鬍子的幼稚病」、「反陳獨秀機會主義上的中派主義、調和主義和折中主義」、「最無骨頭的機會主義」等等。而兩派與陳獨秀的對立,才是真正實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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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5217 彭述之罵陳獨秀是「機會主義的民主白癡」。少數派出於與陳私誼,只講理辯論,不扣帽子罵人。他們認為對多數派的批判,也就是對陳獨秀的批判。少數派與陳獨秀觀點對立嚴重,但態度比較溫和,限於說理;多數派與陳觀點距離較小,但態度比較粗野,主要是背教條謾罵,而且用語相當刻薄、下流,極具侮辱性,於是更加引起陳的反感。一封至今未見公開發表的信——1941年12月7日陳獨秀致某某的信中談到托派分裂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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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5219 文元等幾個人在上海開甚麼全國大會,已夠令人發笑了;他們(指彭述之等人——引者)以全國代表大會的名義,排斥別人是少數派,這是史大林派的態度活現,這更加令人發笑。他們自以為是多數派即布爾什維克。其實布爾什維克並非馬克思主義,乃是俄國急進的小資產階級亦即法國的布朗基主義、德國此時的納粹主義,即舊的普魯士與新的布爾什維克之混合物……弟將繼續為文說明布爾什維克的橫暴、欺詐等罪惡,有機會即公開發表。[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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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5221 從以上國民黨、共產黨以及托派中央對陳獨秀的批判情況看,陳獨秀真是四面楚歌,好不孤立!特別是來自組織內部的孤立,是從來沒有過的。真是成了孤家寡人。如當時站在彭述之一邊的李福仁後來在《第四國際》雜誌上所提供的證言:「一方面在四川鄉村中的陳獨秀,另方面在上海的中央委員會,用書面進行爭論,結果陳獨秀居於單獨一個人的少數」;「陳獨秀的政治思想,在中國組織內找不到一個擁護者。」[69]尤其是與他私交很深的鄭超麟、王文元、陳其昌等人,也不得不承認:「我們非但不擁護陳獨秀的主張,而且與他進行了最不含糊的爭辯,以致最後,這位『老人』發了脾氣,與我們絕交了。」[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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