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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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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上一讲里说到，张居正初入官场，就面临着如何处理跟内阁首辅严嵩的关系，我们说他靠近严嵩、接近严嵩，但不等于说他加入了严嵩的政治阵营，为什么这么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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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要从嘉靖二十九年的一场突然发生的变故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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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二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550年，这一年算起来已经是张居正踏入官场的第四个年头了。这一年张居正回江陵老家休假了半年，可是才回到家一两个月，就呆不住了。为什么呢？时局变化，时刻揪心啊，所以张居正在家没呆几天就开始又往京城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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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什么时局让张居正这么着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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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进入官场四年，前三年都任庶吉士，我们上次说过这只是个见习生的位置，好不容易三年试用期满，这才授了个七品翰林院编修的职务，虽然有品阶了，但一来七品，不过是京官儿里最低的，二来翰林院编修也是个闲职，不过就是皇家行政学院的研究员而已，论职称，张居正当时也就是个助教，也没什么实权，更谈不上什么政治实践了，什么样的时局变化能让他着急、能让他挨得上边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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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要说到那句名言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正是牵扯到国家兴亡的大事儿，才让这个热血青年心急如焚地赶回了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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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北方蒙古族的后裔鞑靼逐渐变得强大起来，后来，在明英宗的时候，他们占据了河套地区，这一下就对北京的防卫形成了很大的威胁。前些年，他们还只是在边境上进行骚扰，随便抢点东西。后来因为明王朝国防力量越来越薄弱，他们就一次次地逐渐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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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二十九年初夏，鞑靼的首领俺答再次率兵深入内地劫掠，这一次本来也只是打算多抢点东西，所以深入的程度就加大了一些。哪知道，明朝的军队根本没什么战斗力，俺答的军队突入古北口，明军一战即溃不成军，结果俺答乘势兵进通州，一下就对北京形成了包抄之势，史称“庚戌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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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眼见着就打到北京城下了，这可是国都啊，那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北京被打下来那就是算是亡国了。你说作为一个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张居正他能不着急吗？所以他急急地赶回京城，就是要在这国难当头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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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能做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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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知道，这个时候他应该站出来，站在政府当权者的面前，表明态度，积极进言，哪怕贡献一丁点儿个人的智慧那也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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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张居正一个七品芝麻官儿，他凭什么能到执政大臣面前说话、表态呢？张居正他为什么会有这份自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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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他和当时政坛的两位当权人物的关系都还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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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就是严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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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一讲说过，在严嵩斗倒夏言之后，张居正把友好的政治触角伸向了严嵩，也得到了一些回报，可以说严嵩虽然没重用张居正，但他对张居正的态度也是很友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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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就是徐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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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言倒台前，开始认识到严嵩的奸诈，可惜为时已晚，于是他快速提拔了一个正直而又可以在将来跟严嵩对抗的人，这就是徐阶。徐阶这个时候任礼部尚书，因为也擅长替嘉靖写青词，也就是道教仪式中写给太上老君的思想汇报，所以徐阶正逐渐受到嘉靖的重视和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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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因为徐阶这时候还兼任翰林院的掌院学士，也就相当于是常务副校长，所以他才是张居正真正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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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前讲过，张居正写过一篇谈改革思想的《论时政疏》受到过一个人的赏识，这个人就是徐阶。明末周圣楷的《张居正传》说“时少师徐阶在政府，见公沉毅渊重，深相期许。”这话也就是说徐阶看中张居正了，尤其是说“深相期许”，那意思也就是说徐阶很早就看重张居正并打算重点培养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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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嘉靖二十九年这个国家兴亡的危急时刻，张居正自己并还没清楚他到底是要走向哪个政治阵营。所以这个从湖北急急赶回北京的年青人，这时候站在北京的十字街头，就要面临着一个看似简单却又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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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张居正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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