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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叫文人政治，因为好为议论的习气，文官们把所有的精力和智慧都用到争吵上去了，国家也就在这种乌烟瘴气的争吵中萧条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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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也是一个封建文人，他不可能取消这种沿袭了上千年的代表文人政治的言官制度，但他深切认识到这种言官制度所导致的恶劣后果。朝廷养着一大帮只说不练的官员，这些人只说不练也就罢了，他们的“说”还要干扰干事人的“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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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张居正决定痛下狠手，一上台就破例提前举行“京察”，也就是提前举行本来每三年才举行一次的干部例行考察。利用这个机会，对监察系统的官员搞了一次大清洗，一下开掉了很多人。当然，这些人主要也是高拱原来的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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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据此说，张居正还是不能容人，还是要对高拱原来的亲信挟私怨进行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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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张居正的考虑有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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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出于政治局势上的需要，确实要对原来高拱手下的那批言官进行一个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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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言官的品级一般不高，像六科的给事中，一般也就是七品，那在京官儿里也就是最低的。但由于他们的身份比较特殊，所以高层官员一般都注意拉拢他们。反过来，有高层的拉拢，这些言官为了将来的仕途考虑，也愿意背靠大树好乘凉。这样，言官跟人也就是官场上一个最典型的帮派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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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拱手下原来的那帮言官跟张佳胤这些人不一样，他们是铁了心跟高拱的，身上的政治帮派标签最为鲜明。现在高拱倒台了，他们暂时老实了，但留着他们就是留着潜在的祸患。就算有人是墙头草，看风使舵两边倒，那也说明这种人不可靠，更不能留。所以出于政治稳定的需要，张居正决不肯留这些潜在的威胁在朝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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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更重要的是，张居正不只开除了属于高派成员的这些言官，他把一些好斗分子、好争吵分子趁机也都给清洗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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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说过：“二、三子以言乱政，实朝廷纪纲所系，所谓‘芝兰当路，不得不锄’者，知我罪我，其在斯乎！”（同卷《答汪司马南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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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芝兰当路，不得不锄”是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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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兰”那还是指优秀人才的。可虽然你是“芝兰”，只要你挡在我前进的路上，我还是要不客气地把你给清除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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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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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你挡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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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既然是人才，怎么又挡路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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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是个比喻，这里的人才指的是那些好议论、好争论的人才，就算他们本身是有本事的，但这些人因为好议论、好争论，所以对于国家大事来说，其实不是什么好事，这就叫“二、三子以言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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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张居正看得很远，他是为了推行即将进行的改革的需要，才不得已作出这样的选择。我们知道一项新的变革开始之初，最难做到的就是意见的统一，所以回想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当初不讨论“姓社、姓资”的问题，也就是埋头做事不争论，那真是个极其英明且伟大的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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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也正是出于这一种考虑，才决定对言官制度的代表监察系统开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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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如此，为了让干事的人好好干事，不受说话人的干扰，他甚至走得很极端。他在任上曾经大力裁并书院，当时的书院就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知识分子聚在一起难免会议论是非，张居正就把他们的平台连锅端，这也使他在历史上留下了文化专制的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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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对此倒并不在乎，只要能达成改革的目的，该下手时他绝对狠得下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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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个大儒叫何心隐，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说起来还算是张居正的同学。但由于张居正认为他宣扬异端邪说，干扰了推行万历新政过程中的思想统一，张居正就主使地方官员秘密把何心隐给害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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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就叫“成大事者，不择手段”，这确实也让我们看到了张居正做为一个政客的冷酷与专制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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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张居正 稳重与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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