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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钱学森为他的智力和与冯·卡门的密切关系而自豪,但他却对任何攻击中国的言论和行为都极其敏感。这种敏感是有充分理由的。有一次,在电影院里,一名观众要求领座员不要把钱学森安排在他旁边,因为他不愿意挨着一个亚洲人坐。还有一次,一些美国学生嘲笑中国是一个又穷又愚昧的国家。据说,钱学森对他们说:“对于中国的贫穷我无能为力,但让我们来较量较量。我代表中国,你代表美国,到学期结束的时候,看看谁的成绩最好。”钱学森最终赢得了这场比赛,令许多中国学生都扬眉吐气。许多人几年后承认,如果换做他们自己,绝对不敢提出这种挑战。不过,钱学森对自己的同胞却表现得相当严厉。这使得他在中国留学生的圈子里并不讨人喜欢。“他非常顽固,非常个人主义,总是批评别人,”钱学森的室友袁绍文回忆道,“他总是觉得自己是对的,而他的确经常如此。不过这却给他树了不少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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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钱学森既没时间也没兴趣顾及其他人对自己的感受。他更愿意把空闲时间花在与少数几个他信任和尊敬的好友身上。1938年,在同龄人中,钱学森与马利纳走得最近,后者广博的求知欲与钱学森正好合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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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与马利纳相处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多。当钱学森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时,火箭小组在马利纳的撺掇下为钱学森召开了一次惊喜晚会。马利纳有一辆深灰色的雪佛兰老爷车,一到周末,他和钱学森就会开车到洛杉矶去。有时候,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航空系研究生安德鲁·费耶尔也会加入他们的行列,而他也成为钱学森的密友之一。在还没有高速公路的那些日子里,车子只能沿着帕萨迪纳和格兰戴尔的山脚小路缓缓前行,直至抵达好莱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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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似乎一直是远足的绝对主题。他们经常前往洛杉矶爱乐音乐厅,聆听奥托·克伦佩勒(Otto Klemperer)指挥的洛杉矶交响乐团的演出。他们还经常在唱片店里消磨整整一个下午,搜寻经典录音,像俄罗斯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肖斯塔科维奇(Dmitri Shostakovich)和普罗科菲耶夫(Serge Prokofiev)的作品,常常一买就是几十张。钱学森尤为喜欢巴赫的室内乐及贝多芬的交响乐。在这之后,钱学森有时会造访马利纳或费耶尔的家,在那里听上一整晚音乐,一句话都不说。他对古典音乐的热爱几乎成为一种信仰。费耶尔说:“就算哪天看到他在家里打印乐谱,我们也不会感到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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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年后,当费耶尔夫妇被问及对钱学森的印象时,他们给出的形象,是一个衣着整洁、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的年轻人,手指纤长,指甲修理得整整齐齐,“非常优雅”。出于对艺术的敏感,钱学森经常造访博物馆,欣赏印象派和现代艺术作品,并察觉到艺术、音乐和科学之间的内在联系。费耶尔回忆道:“他发现,一个数学问题的解答如果用实体形式呈现出来的话,常常是非常美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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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钱学森对于那些他认为智力上不如他的人却甚少同情心。费耶尔说:“他用大谈特谈别人不懂的高深理论的办法吓跑了好多人。基本上,钱学森只以智力取人。他对和那些智力低下的人打交道毫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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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马利纳介绍钱学森加入了一个加州理工学院的知识分子讨论小组。小组成员们经常在晚上聚到一些已经成家的年长科学家家中,讨论音乐和政治话题。有时候,召集地点选在曾受过专业音乐训练的加州理工学院生物学家雅各布·杜布诺夫(Jacob Dubnoff)的家中。那是一栋二层小白楼。但大多数时间,人们会去在化学系担任助教的西德尼·威因鲍姆(Sidney Weinbaum)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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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因鲍姆长着一张会让人联想起鹰的瘦脸,弯腰驼背,好像是因为伏案读书过久所致。经常穿着一身蓝色哔叽西服的他看起来缺乏锻炼而且健康状况不佳,甚至显得有些阴郁。但在钱学森的眼中,威因鲍姆却是一个典型的多才多艺的“文艺复兴人”。这位生于乌克兰的犹太科学家此时已年逾不惑,俄国十月革命后,他逃离祖国,于1922年来到洛杉矶。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钢琴演奏家,而且下得一手好国际象棋。靠教习音乐获得的收入,威因鲍姆在加州理工学院完成了大学学业。此外,20世纪20年代,他还曾经两度赢得洛杉矶地区的国际象棋比赛冠军。1933年从加州理工学院获取物理博士学位后,威因鲍姆开始担任化学家莱纳斯·鲍林的技术助理。他的博学多才令钱学森深深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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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隔几个星期,在晚饭后大约8点左右,客人们就陆续来到威因鲍姆位于斯特本街上的灰色小屋中。客厅里常常挤满二三十个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钱学森来的时候,总是一身西装,打着领带,皮鞋擦得锃亮。他通常和马利纳一道来。后者是个瘦高个儿,留着精心梳理的小胡子,同样衣饰整洁。他们与周围那一群不太讲究衣着的波希米亚风格的学生们形成鲜明对比。著名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弟弟弗兰克·奥本海默(Frank Oppenheimer)的衣着颇能反应这群人的特征。身材高大、笨手笨脚的他衣服袖口总是磨得破破烂烂,衬衫前面烟灰印子斑斑点点,手指头上也经常沾着来自实验室里的污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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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群加州理工学院的知识分子聚在一起的是他们对动荡国际局势的共同担心:大萧条与纳粹和法西斯主义在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兴起。在目睹了席卷美国的失业与饥饿后,许多学生怀疑,卡尔·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注定将带来全球动乱的预言是否很快就将实现。因此,他们将苏联的社会主义兴起视为以一个激动人心的实验。在德国占领奥地利,撕毁《慕尼黑协定》入侵捷克,扶持弗朗哥在西班牙建立法西斯政府之后,这些和平主义者们提高了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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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发现,这个小组对中国的处境非常同情。1937年7月,日本军队和中国军队在北京附近的卢沟桥交火,这一冲突迅速升级为全面的侵华战争。对于钱学森来说,这场战争对他的影响不仅是情绪上的,而且是经济上的。发给身在美国的庚子赔款奖学金获得者的津贴从每个月100美元削减到了50美元。然后,1937年12月,日本军队攻陷南京,大肆奸杀掳掠,制造了世界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在几周时间里,被日本军队杀害的南京人在20万到30万之间。日军的暴行被全世界的媒体所报道,钱学森密切关注着报纸上的事件进展。在威因鲍姆家中的聚会上,学生们分享着钱学森的愤怒与绝望,这对他来说不啻为一种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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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因鲍姆家中举行的讨论通常遵循特定程序。它比党派的集会严肃一些,但又比大学里的课堂研讨会轻松一些。客厅的咖啡桌上摆着一堆出版物,许多是俄文的。每两到三周,一些参加者会准备一些当众朗读的读书报告。这些书包括马克思、约翰·斯特雷奇(John Strachey)、斯大林和列宁的著作。此后是一个活跃的提问和回答环节。听众们会就书中的理论和观点进行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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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通常以音乐和茶点结束。20世纪30年代,好莱坞音乐家云集,许多人就职于默片时代剧院的伴奏乐队中。有些人白天在录音棚里录制戴维·拉斯金(David Raskin)等作曲家的名作,到了晚上,则在威因鲍姆家中演奏古典音乐作为放松。当专业的音乐家缺席时,加州理工学院的科学家们成立了自己的业余弦乐团。作为高中乐团教练的儿子,马利纳与威因鲍姆一道演奏钢琴。弗兰克·奥本海默则负责吹奏短笛。他的技巧相当娴熟,甚至达到专业水平。钱学森学会了如何演奏中音竖笛,有时候,他会坐在角落为大家吹奏一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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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来孤僻的钱学森依然不为大家所注意。有时候,他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全身心地投入到与威因鲍姆对弈的棋局中去。他宁愿多听少说,在论战爆发甚至持续通宵时只是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正如马利纳所回忆的,这些晚上通常都以激烈的大辩论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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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聚在一起听音乐,有时也展开辩论。我们总是在晚上聚在一起,有时正讨论着火箭问题,话锋一转,便又回到了西班牙局势上。我们是一个独特的、关系紧密的小组,彼此拥有许多共同的兴趣点,而这将我们凑在了一起。讨论话题经常在音乐、火箭、政治问题和社会组织等问题上变来变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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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钱学森不同,马利纳在这些讨论中非常健谈。他喜欢棋逢对手的辩论简直胜过一切。身为一个坚定的自由分子和理想主义者,马利纳相信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的。他说话无所顾忌,经常说出一些可能触怒相对较为保守的朋友的话。其中之一便是A. M. O. 史密斯,在威因鲍姆家中进行的一些讨论常令他瞠目结舌。史密斯回忆道:“马利纳事实上将这个国家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于它的政治制度。我对此不敢苟同。他太偏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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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临近时,火箭研究项目陷入低迷。钱学森将他的主要精力都花在完成博士论文上,其中也包括了他此前与马利纳和冯·卡门合著的部分论文内容。现在,他正努力解决某些压缩流体方面的重要问题。马利纳大部分时间都在风洞中进行关于防止水土流失的防护林带的测试。在与18岁的莉莉娅·达科特(Liljan Darcourt)订婚后,马利纳正在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居家好男人。两名成员离开了火箭小组:韦尔德·阿诺德去了纽约,史密斯到一家飞机制造公司担任工程师。没有耐心看到结果的帕森斯和福曼自行发射了几枚黑火药火箭,然后因为缺乏经费而跑去替哈利法克斯(Halifax)火药公司工作。支持火箭研究启动的那1000美元很快就花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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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死队的成员常常处在变动中,因此很难界定。许多人进进出出,有人因为找到其他工作而永远离开,有人则在其他地方短暂工作一阵后又归来。一些获得美国国家青年领袖奖学金的年轻人曾帮助马利纳进行某些火箭试验,但他却并不认为这些人属于火箭小组。奇怪的是,马利纳的前室友马丁·萨默菲尔德虽然参与了许多敢死队的活动,并与马利纳和钱学森一道解决了不少理论问题,他却也不是敢死队的正式成员。我们很难确切地知道敢死队成员每日的交流与互动:马利纳、帕森斯和福曼都已去世,身在中国的钱学森拒绝讨论这一问题,仍然在世而且健康状况良好的史密斯于1938年便离开了火箭小组。敢死队内部似乎存在着不为人所知的派系敌对和政治斗争。据福曼的遗孀说,帕森斯和福曼认为马利纳对他们非常冷酷傲慢,马利纳则在回忆录中写道,他觉得这些人作为研究者来说并不可靠。“帕森斯和福曼经常失踪几个星期甚至是几个月,有时候只有我苦苦维持着火箭项目的存在。有一段时间,钱学森和我可能是火箭小组中硕果仅存的两个成员了。”小组成员中的裂痕似乎反而拉近了马利纳和钱学森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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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身为加州理工学院学生的韦尔德·阿诺德以其慷慨之举拯救了火箭小组,这一回,轮到了另外一个名叫阿诺德的救星现身——美国陆军航空部的亨利·阿诺德(General Henry Arnold)将军。1938年春天,阿诺德将军对加州理工学院进行了一次意外访问。亲眼目睹的火箭研究让阿诺德将军深深着迷,他开始考虑将火箭应用于国防的可能性。此时,欧洲的紧张局势正愈演愈烈,在慕尼黑签署的《慕尼黑协定》将捷克斯洛伐克的德语区割让给了德意志第三帝国。这年秋天,阿诺德将军邀请冯·卡门和密利根前往华盛顿特区,参加国家科学院陆军航空部研究委员会的小组会议。会上,加州理工学院有机会从5个航空部的计划中选择一个执行,其中之一便是关于使用火箭辅助重型轰炸机起飞的研究。麻省理工学院的航空系主任杰罗姆·亨塞克挑选了飞机挡风玻璃除冰装置的研发项目,而把火箭项目拱手让出。他说:“还是冯·卡门比较擅长巴克·罗杰斯(Buck Rogers,当时大众科幻杂志中流行的虚拟漫画人物,一位沉睡了492年的太空探险家)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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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理工学院积极接受了这个火箭推进项目。当冯·卡门返回加州理工学院时,他请马利纳撰写一份呈交给国家科学院(NAS)的报告。12月,马利纳前往华盛顿,在国家科学院委员会面前陈述现状:依据当时的技术水平,火箭缺乏辅助飞机飞行所需的足够的推进力。他提议进行一项关于固态和液态火箭燃料及耐燃烧高热发动机的研究。作为对此次报告的回应,1939年1月,国家科学院拨给加州理工学院1000美元进行初步调查并准备一份更详尽的基金申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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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利纳对这笔经费的心情很复杂。他梦想为和平的科学探索建造火箭,却厌恶将它们用做战争工具。“当我被迫研制更好的武器时,我的热情一下子烟消云散。”他这样写道。然而,与此同时,马利纳也担心法西斯主义的蔓延和欧洲民主国家的困境。没过多久,火箭小组——现在只有钱学森、马利纳、帕森斯和福曼4个人了——加班加点地工作得到了回应。为德国入侵捷克所震撼,并听闻纳粹正在上马火箭项目的谣言,美国军方要求在6月份之前看到第一份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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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大家忙得不可开交的3月份,一次几乎致命的事故发生了。不知为何,丙烷泄漏到了氧气罐中,导致火箭主体爆炸。一块金属碎片在墙上撞出了一个洞,它的飞行轨迹距离马利纳平时坐着的椅子只有几英尺高,如果不是当时马利纳因为一些琐事而离开了实验室,他恐怕已经没命了。在这起事故后,加州理工学院禁止在校园里进行任何火箭实验。校长罗伯特·密利根几乎裁撤了整个项目,但冯·卡门却说服他,让这群年轻人继续在古根海姆大楼的地下室里解决理论问题。他们修复了火箭箭身,将它搬到人迹罕至的阿罗约·塞科河谷。在那里,火箭小组的人沿着峡谷建造了非常简陋的实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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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6月,火箭小组终于等来了期盼已久的答复。马利纳提交给国家科学院的报告为他们赢得了1939~1940财政年度的1万美元拨款,用于建造实验基地,购买解决火箭燃料问题所需的原料。这些钱还用来额外支付研究助手的工资。冯·卡门主修航空学的学生霍默·斯图尔特和马利纳的朋友和前室友、主修物理的马丁·萨默菲尔德均在此时以此种方式加入。研究的目标是制造出可以让飞机“有超常表现”的固体和液体火箭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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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火箭小组的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尤其是对钱学森来说。1939年6月9日,他刚刚毕业。在一个晴朗、温暖的日子里,钱学森身着长袍,头戴博士帽,等待接受博士学位——这一年,共有32人拿到了博士学位。毕业典礼在户外举行,地点靠近校办公楼。在过去的一年中,随着克里林实验室和克尔克霍夫生物东楼等新建筑陆续建成,加州理工学院的校园迅速扩张,从而标志着大萧条的就此结束。与拿到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弗兰克·奥本海默一道,钱学森在乐队的伴奏下列队走过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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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毕业致辞交替进行时,钱学森很难不回忆起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短短3年时光里他所经历的种种变化。不过4年以前,他刚刚完成对中国国防飞行基础设施的考察。现在,他的祖国正与日本开战。以前,他只从教科书上和学术论文中见过冯·卡门的名字,现在,他已经是冯·卡门的爱徒——或许是最好的一个。前几年,他和马利纳还在费尽心机地用垃圾场里捡来的零件组装火箭,120美元的资金缺口差一点就让他们的努力烟消云散。现在,资金像潮水一样涌向他们,大权在握的将军为他们的研究大开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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