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971868
1705971869
电话也成了一种骚扰工具。给钱学森打过电话的朋友之后会被联邦调查局盘问。不止一人收到过来自政府官员的电话，警告他们不要再拨钱学森的号码。尽管如此，钱学森家的电话依然经常响起，一天可能多达十几回。然而，一旦有人拿起听筒，对方却马上挂机。钱学森猜测，这可能是联邦调查局用来确认他是否真的在家的一种方法。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最初的记忆，便是他父亲怒气冲冲地拿起电话听筒时的样子。
1705971870
1705971871
钱学森的妻子蒋英也是严密监视的牺牲者。她本来可以到意大利去，成为一位著名的歌剧女主角，但现在，她却变成了一个美式家庭主妇，嫁给一个“荣誉受损”的男人。此外，每当离开家中，她也会成为特工跟踪的对象。当朋友们开车载着她在帕萨迪纳兜风时，有时候她会平躺在车座上，以使联邦调查局的人看不见她。她甚至不敢请人打扫房间，只怕把联邦调查局安插的奸细放进家来。几年后，蒋英回忆道：“那几年，我们精神紧张极了。”
1705971872
1705971873
钱学森想必知道，这种生活还将持续上几年。更多的调查，更多的听证会，更多每月一次对移民局的例行拜访。他不知道这种情形还将持续多久。然而，在这期间，他和他的妻子都把自己的情绪隐藏得很好。当访客进门时，钱学森总是装得一切正常。很少有人敢于跟他聊起驱逐出境的事，钱学森对此也几乎绝口不提。在没有客人造访的晚上，钱学森和妻子会设法自娱自乐。在家中，蒋英仍经常练习音乐，演唱歌曲。有时候，他们会一起听着古典音乐唱片——贝多芬和莫扎特的交响乐是二人至爱——回忆以往共度过的美好时光。
1705971874
1705971875
一开始，钱学森对驱逐令的上诉并不成功。1952年2月，美国移民局的官员驳回了格兰特·库珀的上诉，否认主持听证会的官员因不恰当地使用证据而作出驱逐钱学森的决定。他们认为，洛杉矶警方所提供的党员登记卡是真实的。他们还相信，钱学森在20世纪30年代的所作所为均显示他确为一名共产党。在他们看来，无论如何，钱学森曾试图带着可能威胁美国安全的文件离开美国，而在接受关于这些科学文件的用途的质询时，表现得含糊其辞。更重要的是，移民局还表示，尽管钱学森说他并不一定永远留在中国，但他却没有申请重新入境许可证，这会让他根本回不了美国。
1705971876
1705971877
李·杜布里奇对这一决定怒不可遏。1952年2月25日，他写信给格兰特·库珀说：“这个决定不是基于当且仅当一个人的罪行无可置疑时才推定他为有罪的原则，而是认为，只要有理由对一个人的清白产生怀疑，就可以认定这个人有罪。”他希望库珀继续上诉，并强调钱学森所携带的那些所谓保密文件实际上毫无秘密可言。3月6日，库珀托人传话给杜布里奇，告诉他自己已经再度向移民局提起上诉，如果这次上诉再被驳回，库珀将写信给总检察长。他已经作好了在1952年5月在华盛顿为钱学森的案子战斗到底的准备。
1705971878
1705971879
然而，这些努力最后均以失败告终。1952年11月，钱学森的最后一次上诉被驳回。库珀警告钱学森说，接下来的一年里他可能随时被捕入狱。与此同时，杜布里奇写信给助理总检察长斯坦利·巴恩斯（Stanley Barnes），请求他推荐在司法部工作、可能对钱学森施以援手的人。杜布里奇表示，他愿意前往华盛顿，与这些人亲自会面。他写道：“我个人坚信，钱学森永远会忠实地为美国服务。对他的种种不公正待遇会令美国失去一个天赋异禀的科学家所贡献的无价的科学服务。”
1705971880
1705971881
杜布里奇从巴恩斯那里得到的回复并不鼓舞人心。巴恩斯回信说，他已经和移民局的特派员阿盖尔·麦基（Argyle Mackey）确认过了，后者告诉他，钱学森已经穷尽了所有可能的法律救援方法。杜布里奇还辗转获悉，因为对整个情势越来越愤懑失望，钱学森已经不太可能继续与美国政府抗争了。在这时候，加州理工学院的其他人也准备索性放弃斗争。一位教授建议道：“或许我们应当让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1705971882
1705971883
由于别无选择，钱学森只好继续工作和教学，以此保持智力上的活跃。他静待接下来的事情发生，不管那将是什么样的事情，也不管将会在何时发生。他转换了研究领域，转为开展博弈论和经济行为的研究。1954年，钱学森出版了《工程控制论》（Engineering Cybernetics），一本关于通讯和控制系统的教科书。这本书一问世便大受欢迎。
1705971884
1705971885
几年后，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知名控制论专家华莱士·范德·维尔德（Wallace Vander Velde）用“非同凡响”和“那个时代的卓越成就”来描述这本书。他写道：
1705971886
1705971887
1954年，关于线性、时间不变系统的反馈控制的理论已经初具雏形，而伺服机构设计也已为人应用。但钱学森看到了更复杂的控制和导航问题——尤其是火箭推进飞行器的导航问题。这促使他产生了对具有时间可变系数、时滞和非线性行为等特性的系统的兴趣。所有这些问题都在他的书中得到了解决。
1705971888
1705971889
但是钱学森走得更远。借助变分法、优化控制和容错控制系统，他实现了控制的最优化。他将导航和控制理论形象化，这一理论与该学科的实践截然不同，但又能对其起到促进作用。毫无疑问，他所做的开创性的工作被认为是这一领域得以延续至今的重要基石。
1705971890
1705971891
钱学森的精神能量继续释放着炫目的智慧火花。有一次，当钱学森在黑板上演算一个很长的推理证明时，一位学生打断了他，向他请教与此无关的另一个难题。钱学森开始时没有理睬那名学生，继续在黑板上书写等式，直到写满了整整4块10英尺长4英尺高的黑板。“他居然能把那么多东西都记在脑子里，这真了不起，”弗雷德里克·哈特维希（Frederic Hartwig）回忆道：“但是当他转过身来，随即给出那个学生刚刚问起的那个难题的答案时，我们全都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是怎样做到一边大写板书，一边同时解决两个难题的呢？我永远都想不明白。”
1705971892
1705971893
奇怪的是，尽管身处困境，钱学森此时却成了一个温和得多的老师——或许这正是困境使然。在此期间，在一些学生的记忆里，当学生在工作时间向他请教问题时，钱学森永远都是那么谦逊有礼，有求必应。“我喜欢和他谈话，”第一个拿到钱学森负责的古根海姆奖学金、同时也是钱学森门下第一个从加州理工学院拿到博士学位的学生罗伯特·梅格莱布里安（Robert Meghreblian）回忆道，“有时候我只不过是跑到他的办公室里去问声好。我坐在窗台上，钱学森在屋子里来回踱步，和我讨论不同的话题。我发现他感情极其丰富，而且与我趣味相投。我把他当朋友看待。”梅格莱布里安承认，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或许是个糟糕的教师，但当他回到加州理工学院之后，“显然他已经改变了许多”。
1705971894
1705971895
有时候，除了直接把答案告诉给学生，钱学森还会问他们一些关键性的问题，让他们了解到还需要进一步关注的一些事项，从而促使他们走上正确的方向。钱学森甚至改变了有些学生的一生。他曾替一位非常有潜力的硕士研究生卡尔·霍姆奎斯特（Carl Holmquist）申请到了海军的许可，让他可以顺利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进而最终实现其梦想——1970年，霍姆奎斯特成为美国海军研究部门的主管。
1705971896
1705971897
然而，年复一年，随着局势未能得到任何缓解，钱学森开始从加州理工学院的社交圈子中淡出。一些教授开始躲着钱学森，因为担心如果和他走得太近，自己也会成为被调查的对象。钱学森的研究生们记得，他越来越少到校园中来，有时候，他甚至会消失一段时间。他的一名学生优素福·约勒（Yusuf Yoler）观察到，钱学森表现得越来越没有耐心，越来越容易生气，他因此换了一位加州理工学院教授来担任自己的论文指导老师。到1954年的时候，钱学森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孤僻和情绪化。当在教学楼的走廊里与以前的朋友和同事擦肩而过时，钱学森经常视而不见。人们对他的担心与日俱增。“他看起来精疲力竭，不堪重负，”加州理工学院校友富兰克林·迪德里希（Franklin Diederich）回忆道，“我不知道他和政府之间发生的那些事，还以为他是病了呢。”在此期间，冯·卡门偶尔会在重访帕萨迪纳的时候见上钱学森几面。他后来在自传中写道：“有时候，我真为他的精神状况担心。”
1705971898
1705971899
身处沮丧之中的人并非只有钱学森。他的遭遇必须要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考量。那段时间，正值我们今天所说的“麦卡锡主义时期”。这一时期的起点是1950年2月，谋求连任的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在西弗吉尼亚的惠灵发表演说，宣称在美国国务院里，潜伏着205名共产党员[1]，而他手头就掌握着这份205人的名单。他的指控立时让已经处在恐慌边缘的美国公众一片哗然。
1705971900
1705971901
从1949年到1950年间，世界各地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令美国人认为，他们正处于一个巨大的共产主义阴谋之中。1949年9月，苏联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终结了美国的核武器垄断地位。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国务院的前官员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则被指控为一名共产党间谍。3个月后，英国宣布，该国最顶尖的科学家克劳斯·富克斯（Klaus Fuchs）博士将原子弹的技术秘密泄露给了苏联。因为这种种原因，美国开始歇斯底里地大举搜捕共产党员，这令上百名在政府、研究机构和工商业界工作的人的事业毁于一旦。
1705971902
1705971903
像工业就业评审委员会（Industrial Employment Review Board）这样的政府部门，开始密切调查为军方、企业和大学服务或参与国防建设工作的科学家们的一举一动。尽管确切数字不明，但许多被认为表现出左倾思想的科学家不仅失去了保密许可证，也失去了他们的工作。这种迫害妄想的氛围阴云密布，即使是那些没有从事敏感性研究项目的人也深受其害。例如，核能委员会收回了本应发给一位科学家的1600美元奖学金，只因为发现了他是一名共产党员。然而，这位科学家所从事的工作完全与机密无涉。
1705971904
1705971905
如果说用来给钱学森定罪并作出驱逐判决的所谓“证据”是相当软弱无力的话，那么，用来攻击其他科学家的证据同样站不住脚。例如，钱学森的一个熟人罗伯特·琼斯，著名的后掠翼理论发明者，只是因为被邻居听到他经常在家中播放俄语唱片，便被怀疑为共产党分子或苏联间谍。琼斯对此大惑不解，因为在他家中除了几张柴可夫斯基的唱片之外，没有任何俄语唱片。然后他突然醒悟，那不过是某一次，他对家中的录音机加以改造，令其具有回放功能，而在此期间放出的怪声被人误认为是俄语。（琼斯最终洗清了对他的所有“指控”。）科学家们迅速意识到，仅仅是在思想上表现得“左”一点，他们就可能成为怀疑对象。加州理工学院著名生物学教授詹姆斯·邦纳只不过因为在攀岩俱乐部里与一起攀岩的人谈起，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认识了钱学森，便被“指控”为共产党员。（这有点巧合。那个与邦纳一起攀岩的人是罗伊·戈林，扣押钱学森行李的那个政府工作人员。他向联邦调查局揭发了邦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的邦纳花了两天时间与联邦调查局对质，在这之后，出于担心继续遭到虚假调查，他拒绝再申请保密许可证。然而，在受邀成为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一员后，邦纳自动获得了最高级别的保密许可证，根本无需申请。
1705971906
1705971907
因为拥有众多从事高保密等级国防工作的外国人和自由主义者，加州理工学院是麦卡锡主义肆虐的重灾区。更糟糕的是，证据显示，校园里确实有人曾向苏联泄露情报。在“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在巴黎抓获了一名苏联情报人员，他随身携带的文件便是从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流出的。其中一些文件出自霍默·乔·斯图尔特之手，他是钱学森的同事。因此，斯图尔特开始怀疑，加州理工学院中可能有间谍，而他可能就在航空系内部，或是与航空系走得很近。“想到一个你身边的人可能实际上不是你一向所以为的那个样子，这是整件事中最恐怖的地方。”斯图尔特后来说道。
1705971908
1705971909
尽管没人能够确认或否认加州理工学院中存在间谍这个猜测，有一件事却是肯定的：联邦调查局破获了威因鲍姆共产党小组之后，许多前程似锦的科学家的职业生涯也因此毁于一旦。大名鼎鼎的美国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弟弟弗兰克·奥本海默，失去了在明尼苏达大学的物理学助理教授的职位，最终成了科罗拉多州的一名牧场主。在奥本海默的晚年，他曾在高中教授物理学，还在旧金山建造了一所面向儿童的科学博物馆“探学院”（Exploratorium）。弗兰克·马利纳宣称，他是因为讨厌继续从事与战争有关的工作才离开了喷气推进实验室。然而，根据他前妻的回忆，马利纳离开美国的主要原因却是逃避政府对他参与共产党活动的调查。马利纳是如何突然离开美国，又曾经在共产党组织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些细节目前仍不为人所知。直到联邦调查局关于他的卷宗解密之后，真相才可能大白于天下。在所有这些人中，威因鲍姆的境遇是最惨的。1950年被判伪证罪成立后，威因鲍姆身陷囹圄，在此期间，他的妻子因为不堪重负而精神失常。后来，威因鲍姆在一家女童装生产厂中打工为生，偶尔也干些零活，就这样度过了后半生。
1705971910
1705971911
政府对122教授小组的调查不只影响了那些科学家的个人生活，他们的家人也遭受牵连。例如，威因鲍姆的女儿赛利娜·本迪克斯（Selina Bendix）清楚地记得，20世纪50年代，当她和家人前往本地的冰激凌店买冰激淋时，联邦调查局反复跟踪他们，原因是这些特工相信，威因鲍姆所喜爱的冰激凌口味可能是某种密电码。身为约翰·杜布诺夫和贝尔·杜布诺夫（Belle Dubnoff）之女的埃娜·杜布诺夫（Ena Dubnoff）则记得，因为曾在钱学森案和威因鲍姆案中作证，她的一家人在此后的社会交往和求职中都遇到了极大阻碍。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埃娜便不理解，为什么朋友和邻居们都躲着他们，为什么在学校里老师以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她，为什么她的母亲虽然身为教师但却无法在公立学校系统里谋得一职。贝尔·杜布诺夫最终自己开办了一所面向不良少女和弱智儿童的特殊学校，但她的事业越是发展壮大，曾被卷入122教授小组案中的往事就会越频繁地在报纸上曝光。“每隔两年，就会有什么人把这件事拎出来，报纸上便会登出文章，”埃娜回忆道，“这件事跟了她一生。每当旧事重提，对她来说，就是一次恐怖的精神打击。”老年的杜布诺夫试图以拒谈往事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孩子。但这些未被回答的问题所带来的神秘与紧张的感觉，却伴随并困扰了杜布诺夫家的孩子一生。甚至在贝尔·杜布诺夫去世前，面对埃娜要她讲出整个事件的请求，她也断然加以拒绝。“她对我说，如果任何人问起你发生过什么事情，我都要你回答不知道——她是认真的。”
1705971912
1705971913
调查也给弗兰克·马利纳的前妻莉莉娅的生活带来多年阴影。就在她从帕萨迪纳搬到纽约、与马利纳正式离婚后不久，莉莉娅注意到，她在街上被人跟踪了。放在车里的一份约会记录本和一些报纸与书籍消失不见了，她的信件也经常被人拆开。再次结婚并当了母亲并没有让她免于随后的调查。1951年夏天，4名政府工作人员开着一辆黑色公务车来到她位于格伦科的家中，对她加以审问。他们要她说出所有与钱学森、马利纳和其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熟人的信息，并威胁说，如果她拒绝合作，会把她的所有老情人的名单交给她的第二任丈夫。在她宣称一无所知之后，这些人在她丈夫的办公室里对其加以审问。“他们像风一样冲进去，”莉莉娅说，“这是他们那个时候的常用伎俩——闯进家门，把人吓得要死。他们认为，如果可以让我丈夫的工作受到威胁，他就会告诉他们我以前跟他说过的一些事。但他相当冷静地说，她把一切都告诉我了，我知道她的所有的旧情，我不知道你们想要我做什么。我们只不过是在格科伦过着自己的小日子而已，没什么可跟你们说的。”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联邦调查局的人。
1705971914
1705971915
无法判断，在20世纪50年代，到底有多少科学家因为麦卡锡主义而告别了自己的研究生涯。例如，马丁·萨默菲尔德因为曾经与美国共产党发生过联系而失去了自己的保密许可证，他不得不转为从事不那么要求保密许可证的职业。尽管身为普林斯顿大学的航空工程系终身教授，萨默菲尔德却提出辞职。幸而普林斯顿大学挽留了他。然而，不知道有多少其他的科学家因为幻灭而永远离开了他们的研究领域。
1705971916
1705971917
当然，科学家们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朝鲜战争一开战，美国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便合力展开对华人社区中可能的左翼颠覆活动的清剿行动。在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的准许下，联邦调查局特工开始在华人街的电话线上安装窃听器，订阅中文报纸，监视可能的共产党组织，如“华人洗衣业联合会”和“中华劳工互助会”。因为担心一些来自大陆的共产党人会非法入境，他们展开了移民欺诈调查活动。唐人街领导人与有关当局合作，开展“自首”运动，让许多华人有机会“改过自新”。但政府却常常利用所谓“自首”的机会，诱骗人们交出共产党嫌疑分子的名单。
[
上一页 ]
[ :1.70597186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