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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注意力无可避免地从科学家转向了在美国大学中就读的中国人。1951年，将近3600名来自中国的学生在美国的大学自费攻读硕士学位。在国共内战结束、朝鲜战争打响之后，许多学生因为中断了来自家中的经济支持而在美国衣食无着。来自大学和政府的基金令情况不至于激化，但一些纳税人却以报刊社论的形式表达出对花自己的钱帮助中国学生——尤其是那些打算回到中国去的中国学生——完成学业的不满。另外的一些人则深表担心：如果那些中国学生所掌握的技术在归国后被用来对付美国，那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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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赖斯顿（James Reston）看来，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华盛顿的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就如何对待中国学生的问题，也爆发了一系列小规模战争。一派认为应当遣返这些学生，另一派则认为，应当强制他们留下。1950年或1951年，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运用手中权力，阻止了对某些具有科研背景的中国人的遣返行动。根据1951年6月通过的一项法案，这些学生可以在美国找一份全职工作，维持生活，但是司法部却迟迟不肯让这一法案正式生效。尽管美国国务院要求司法部门依照该项法案行事，但事实上，美国移民局的地方分支机构却在对那些从事全职工作的中国学生实施逮捕甚至递解出境。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的是，许多中国学生参加过那些被地方检察官认定有颠覆性质的大学社团组织，如“中华留学生基督教组织”和“工程及化学科学工作者联合会”。这使得这些学生成为司法部门的进一步骚扰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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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的混乱情形也在加州理工学院重现。当试图续签签证时，一些中国学生先是被告知不得离开美国，然后就被移民局以非法居留的罪名逮捕。这些学生要在3～4个小时的时间里缴纳高达1000美元的保释金，否则就会被塞进窗户上安着铁栏杆的汽车，运往最近的拘留所。许多中国学生都曾经历此事，曾与钱学森合写过一篇论文的机械工程系研究生郑哲敏便是其中之一。加州理工学院至少曾为两名有此种遭遇的中国学生支付过那1000美元的保释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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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看，钱学森会成为冷战歇斯底里症的受害对象，这一点都不令人吃惊。对于一个同情共产主义的人，一个中国人，或是一个科学家而言，20世纪50年代都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时期。如果将这三类人群看做三个互有交集的圆圈，则钱学森至少占了其中两项。甚至，按照美国移民局的说法，他是三个圈子的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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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54年底，仍未从政府方面传来任何关于他们最终将采取何种行动的消息。如果钱学森此前还曾经对恢复名誉、继续在美国的工作抱有任何幻想的话，到1954年时，在年复一年与移民局的斗争中，钱学森的希望早已破灭。钱家随时备着三个打点齐整的行李箱，等待离去那一日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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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那一天永远不来呢？政府并没有义务一定要遣返钱学森。事实上，他们越是深信钱学森是个间谍，他们就越不可能放他走。如果他现在所处的这种炼狱般的生活永无休止呢？如果他虽未被监禁但却永远无法从事自己真正的工作，如果这块耻辱的阴云将永远笼罩在他头上，钱学森该怎么办呢？这恐怕是他最害怕的一种命运。尽管自杜布里奇以下，加州理工学院的人一直在尽最大努力扭转事态，但事实却是，他们的生活一如既往，而钱学森的生活却支离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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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2月8日，钱学森的沮丧在写给弗兰克·马利纳的信中全面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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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指望加州理工学院的行政当局会妨碍他们自己的前程（至少他们是这么认为的）来求得一个历史的真相吗？在知道历史总是被随时改写之后，你还能相信历史吗？你认为在世界上还有正义和诚实可言吗？你还指望在没有自我公关或不去聘请一个公关人员为你服务的情况下，在美国功成名就吗？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不要再相信这些虚构的东西了！你现在正从事着创造性的工作，干吗让这些琐碎的小事来打搅你？毕竟，如果一个人可以在自己最后的日子里，对着自己的良知说，他给予人类的远比他从人类那里收获到的要多得多，那不也是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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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及：我把给你的这封信抄了一个副本，留给未来的历史学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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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论是愤怒也好，沮丧也好，耐心等待也好，都没能带来任何结果。1955年的前3个月就这样溜走了。直到6月里的一天，钱学森及家人才在极短的一段时间里躲过了联邦调查局的跟踪，躲进一家咖啡店中。在那里，钱学森在一张从香烟盒上撕下来的硬纸板上匆匆写了一张便条，表达了自己期望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返回祖国的愿望。他将这块硬纸板塞进寄给当时身在比利时的蒋英姐姐的信中，请求她将这张纸条转交给陈叔通，一位身在中国的钱家世交。走出咖啡馆时，钱学森快速地将这封信投入邮筒。他希望，陈叔通可以将他的请求转达给合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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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两个月后，1955年8月中旬，钱学森的命运最终尘埃落定。尽管最终决定需要经过美国移民局官员的审批，但他们并非独自作出这个决定。这也不是洛杉矶和华盛顿之间进行的高层会谈的结果。事实上，在与之相关的备忘录被传至美国政府最高一级的总统办公室之后，在距华盛顿千里以外的瑞士日内瓦，在一张话题焦点与钱学森的生活、工作和被指控事件完全无关的谈判桌前，与他命运相关密切的这一项决定才正式公诸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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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纯如原书中数字为105名，经查证，应为205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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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丝（钱学森传） 21 日内瓦会谈（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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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8月1日，日内瓦万国宫外，蜂拥而至的记者们焦急地等候着里面即将传出的历史性消息。他们关注的焦点，是正在总统办公室中举行的谈判。谈判桌一边坐着美国大使亚历克西斯·约翰逊（Alexis Johnson）和他的3名助手：美国外交部的中国问题专家高立夫（Ralph Clough）和埃德温·马丁（Edwin Martin），还有美国军方的中文翻译罗伯特·埃克瓦尔（Robert Ekvall）上校。谈判桌的另一侧，则是中国大使王炳南和他的3名助手。会议室里不允许携带录音装置，速记员或记者也不得列席。讨论内容严格保密，直到30多年之后才慢慢解禁。这就是著名的“王炳南—约翰逊会谈”，中美双方就释放朝鲜战争中的战俘问题展开的一系列高层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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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坐下来谈判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新中国政府占领了美国使馆，逮捕各地领事官员，还以虐待中国佣人的罪名将美国驻华大使送上了法庭。1950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签订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0年11月，中国军队出兵朝鲜，展开抗美援朝战役。经过两年的血战，中美双方都抓获了大量战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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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战俘问题给美军带来众多麻烦。美军将中国和朝鲜战俘关押在釜山西南20英里外的巨济岛上，铁丝网将这块不毛之地围得密不透风。战俘营管理极其混乱，上千名战俘挤在设计容量不足实际关押人数1/5的狭小空间里。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的是，战俘中还混杂了解放战争中被共产党俘虏后投诚的国民党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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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俘营迅速分裂为共产党和反共产党两派。由于看守人员不足（一名看守要管理188名战俘），一些战俘被赋予管理权。很自然地，这些管理位置被那些反共战俘所占据。关于他们虐待其他战俘的传言很快弥漫开来。没过多久，战俘营里的纪律就土崩瓦解，人们相互丢掷石块，暴动频发，甚至发生了大规模的屠杀。1952年10月，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周年之际，看守们向挥舞红旗庆祝的战俘开火，50多人死亡，100多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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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朝韩停战协议的签订标志着朝鲜战争结束。当美国讨论交换战俘的可行性问题时，许多中国和朝鲜战俘表示不愿回到祖国。巨济岛上的反共战俘如果被遣送回共产主义国家，面临的几乎一定是审判和刑讯，甚至会被判处死刑。另外一些主动投降的战俘则担心，回国之后会遭到审查。杜鲁门政府既想保护这些战俘，又想达成自己的首要使命，也即换取美国战俘的被释，因此陷入两难。最后，代号为“大交换行动”的秘密谈判使75801名战俘被放回朝鲜和中国，另外22604名战俘被放回印度，在那里，许多人想方设法逃到了中国台湾和韩国。与此同时，共产党方面将3326名联合国军战俘移交给美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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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战俘交换后，美方仍有遗留问题。大约155名美国公民仍滞留于中国，约450人在战争中失踪。1954年，中方同意与美国展开战俘问题谈判。这促成了1954年6月，王炳南和约翰逊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一轮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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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期间，双方都摊出了自己的底牌。美国希望释放所有在中国受到监禁的美国人，无论是军人还是普通公民。中国则要求美方允许留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回国。中方认为，这些当初留学美国但现在因为其技术背景而被限制离境的科学家中很多人也像囚犯一样失去了人身自由，比如钱学森。中国人非常清楚这些科学家在建设国防力量上的价值，因此以美方限制中国科学家归国为由，拒绝释放美籍俘虏。谈判毫无成果，只进行了4轮就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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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根据约翰逊后来的叙述，“急于获得国际承认”的中国知道，与美国进一步的谈判可以“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于是，中国找出了促使美国重返谈判桌的办法。1955年初，当美国与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之后，中国大陆向一江山岛发起了进攻并占领该岛。美国国务卿杜勒斯（Dulles）因此不得不面对一个为难的选择：是要和中国大陆开战，还是重启谈判——后者无疑会给中国带来更多的国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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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决定暂时观望。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美国政府对100多名被限制离境的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的技术背景进行了评估。1955年4月1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提交备忘录，建议释放这些学者，从而更有效地解决美国战俘问题。这一年，超过一半的留学生被告知，他们可以离开美国，仍然受到离境限制的中国学者只剩下十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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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4月，中国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万隆会议上再次发出希望恢复中美谈判的信号，中方表示，并无意与美国再起战端。作为修好的表示，中方于5月30日释放了4名美军飞行员。7月11日，为了转移要求中国加入四强峰会的国际压力，美国政府借助中间人英国通知中方，愿意恢复大使级谈判。谈判开始前一天，中方又释放了11名美军飞行员，以示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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