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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徐杰舜（1943～ ），男，浙江余姚人，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广西民族学院汉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广西南宁，邮编：5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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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乔健（1935～ ），男，山西人，台湾东华大学原住民民族学院教授兼院务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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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走过西藏 走进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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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吴健玲[1]答/马丽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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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丽华的“走过西藏纪实作品系列”是文学与人类学结合的完美典范。在藏27年，她经历了两种文化对比参照的冲撞和困惑，从最初的渴望被接纳、认同，到最终回归于母体文化的面向。她以27年的生命体验走过了西藏，目前她走进了京城，在新的领域继续着西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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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相对主义；认同接纳；回归；马丽华；走过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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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的“走过西藏纪实作品系列”饮誉海内外，是文学与人类学结合的奇葩。我非常欣赏你的文章，也很钦佩你的人格人品，我正在做关于你的有关研究。这次我们学报的徐老师派我来采访你，接受这一任务我很高兴，而你在百忙之中抽空接受我的采访，我就更高兴了。能否先给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你的创作道路和主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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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读过你的论文《从原型批评看马丽华的创作》（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你已经把我的作品几乎看遍，把写作所经历的过程和思想发展的轨迹描述出来了，你的把握和归纳是相当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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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没有误读谬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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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没有。我现在工作内容改变，生活、工作的环境也都改变了。在这样一个转型过渡时期，我一般不接受采访的。就因为你的文章中那种认真的态度感染了我，愿意和你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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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非常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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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也许是同在边远的民族地区的缘故，你们才会那么关注同属于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写作。广西也是少数民族地区，可能我们所关注的问题，也是你们所关注的；我们所忧虑的，也是你们所忧虑的。所以说，民族可以有所不同但有很多东西是共同的。尤其涉及传统与现代、发展和进步这类主题，大家都有很多困扰，都在寻求一种解决的办法，答案看来是有的。笼统地说要保护自然生态，保护文化生态，又要向前走，这种大势所趋没有人能够怀疑，但具体落实到某地某现象，如何发展进步就有很多尝试，也有很多说法，这时问题就出现了。实际上在那些很具体的方面，现成的答案和实践或许也有正确的，但需要时间来检验。现在什么说法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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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你之所以关注我，也许是我们都共同生活在西部，但我觉得既然有了作品，作者本人就不重要了。作品还是较忠实地反映了我生活和思考的一种轨迹。说起进藏初衷，动机很单纯，不存在功利目的。1976年“文革”结束，恰好在那个转折点上进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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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为什么突然想起来要去西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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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不是突然，是响应国家号召。我们是工农兵大学生应届毕业，先有清华、北大几个人到西藏插队落户当农民，起初号召向他们学习，然后号召应届毕业生自愿报名到西藏支援边疆建设。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当时全国的应届毕业生都纷纷响应，就像一场运动，表决心，写申请书，当然到最后落实的时候坚定分子不是很多，全国也只有2000多人。而我算是最热情洋溢的一个，我的家庭也不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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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的父母没有异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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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没有，从来没有。所以我觉得自己的成长与他们那种开放的观念有关。我从小就比较自立，17岁参加工作当工人，从小在逆境中长大。母亲是“右派”，父亲是“三反分子”，直到老年才被平反，一直处于被打倒的状态，还一直在响应革命，先国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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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给你的童年留下阴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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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那当然，是阴影也是一种动力吧！从来就没有优越感，一切全靠自己。当年进藏是被一种很单纯的热情、理想、信念鼓舞着，乘坐大客车沿青藏公路进藏，一路上表现挺好，被留在了组织部。在组织部工作了几年后，因为酷爱文学，我要求调到西藏文联当《西藏文学》编辑，一当就是8年，后来又到北大上“作家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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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的《藏北游历》是在西藏先写完了再到北大的吧？之所以先写藏北，那是对“遥远与神秘的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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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这样的。好奇嘛，猎奇是人类的天性之一。与以往生活环境最不一样的地区首先吸引了我，最陌生的是牧区。加之藏北形成过文学小圈子，我又有些契机走遍了藏北高原那曲地区的11个县（区），写成《藏北游历》。那时候充满形而上的热情，在书中有充分反映。后来我去西部的阿里高原，写下《西行阿里》，一直到1992年下乡拍片，比较贴近了现实和农村生活，“形而下”地看到了很多基层的东西，不能不有所感慨（见《灵魂像风》），比较明显地发生了一个转折。如果套用学问，比较接近从文化人类学向应用人类学的转变，确立了发展观和参与意识。从你的文章中可看出对这个发生过程你已经非常理解了。再后来之所以调离西藏，有许多既复杂也简单的原因。不能不提到的是一本书，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这本书对我有相当影响，不知道你读过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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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没有，人类学的著作我只看过弗雷泽的《金枝精要》，《忧郁的热带》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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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信息量太大，难以概括，读过就会知道。作为一个人类学家，作者深入南美地区原始部落考察，还走过从欧洲到亚洲的许多国度，触发了一系列的思考，例如对于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等问题一系列的反思，甚至是对人类学职业的质疑。他的书是在半个多世纪前写成的，但我们“相见恨晚”。我是前几年才接触的，才发现我们在思考的、在寻求的，他比我们先行一大步——不是明确地给出了答案，是所提的更高级的问题比答案多，所谓答案反而潜隐在新问题之下。作为一位人类学家，固然应当按照职业道德用“相对主义”的眼光看待不同的文化现象，但显然他已走出了这种“相对主义”阶段。“相对主义”其实要求的是一种方法，不是一种标准。其实文化还是有先进、落后之分的，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还是应该肯定它的成就，不可以说人类发展多少年的努力还不如我们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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