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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对他书中的哪些观点感触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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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感触深刻的方面很多，如果说“最”，反而是主题之外的，你看他最后写的那些，从《奥古斯都封神记》到《缅甸佛寺基荣之旅》之类，从中可见人家的综合素质是多么高，让我们相形见绌。他在历史、文化、宗教、艺术方方面面的修养真的令我们高山仰止。他于大半个世纪前所写的那本书，当时西方已有评论说是游记文学的“终极之作”，也就是说游记文学到他为止就终结了，以后人们没必要写了，再也写不过他了，休想写过他！我在采写《藏东红山脉》之前与此书相遇，就因为写昌都这地方是我好些年前的承诺，所以硬着头皮也要完成，只在篇首段落明示“此为本人西藏纪实文学的封笔之作”。那正是望见一个高度，知难而退的意思。当然这是技术层面上的，实际上他的许多思考都触动了我。回顾进藏之初，我所希望的是被接纳、被认同，从本人的角度是认同，从对方的角度是接纳，为这种试图融入我付出了很多年的努力，而实际上差异始终存在。因为我自身根深蒂固地存在某种坚执的东西，这一点你也看到了，儒家传统积极的方面：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思想，有所作为的愿望。而深受佛教思想影响的地方则认为自有无穷来世在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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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像你书中所说，一个格外着急的人到了一个从不着急的地区，这是否也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引起了性格上的反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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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实际上本来也不是急性子，我的着急是被反衬的。这样说并不代表谁对谁错，恰恰相反，我是多么希望藏民族的价值观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让全世界都去认同并实践，让整个世界的文明发展从容一点，地球受到的破坏少一点，战争消失，和平长久。多么希望是这样。但它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不是你的愿望有多良好，这个世界就跟着你走的。尤其当我们看到连世界上最先进、文明、发达的国家都犯下了错误，弄得全世界越发混乱越发恐怖，不可理喻，所以你就很难说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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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是不是两种文化的对比反差，使你觉得融入是非常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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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融入的愿望持续了好些年，后来认识到完全融入不可能也没必要。首先我不是一个空白的人，自有坚实的汉文化背景，而我从藏文化中能够汲取的，正好可作为补充。我并非一个纯粹的文学人，给自己定位就较为困难：如果是旅游者你可以去欣赏蓝天白云、淳朴民风、壮美山川，但是我肯定不是旅游者，我在那儿那么多年了，我看到了那么多的东西，还想为那个地方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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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是一个身心俱在此地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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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有限的参与者。参与者的角度与旅游者的角度不一样，有些像应用人类学，会有些批评，有些建议，但是这一身份又缺乏认可，不免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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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是不是你自己过分敏感，所以才会有“边缘人”的“边缘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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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有些“边缘”状态。不尽如人意又无力改变，比较痛苦。我写《十年藏北》，有人评论说不像文学作品，批评的意见很多。但我觉得那本书还是很有价值的，就算是田野考察吧！总之促使我回来的原因很多，一个是受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的影响较大，我觉得我那种纪实文学的写作应该告一段落了，反正我永远也写不过他。这属于我自己的事情；再一个定位的不确切也使我自寻烦恼吧；还有就是出于一种心理指引，一个先是本能地感觉、后经理性思考得出的结论：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种宗教，自身都会存在某些问题，解决问题可以有外部因素的催动，但最主要的，是应该由内部来意识到然后寻求解决的办法，所以外人的参与总有一个限度。意识到这一点，我的心理平衡了许多。说到我的“回归”，其实也做不到，我实际上已经被定位了，我回来还是回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回到中国藏学出版社。我以前写西藏的书，现在是出西藏的书。这个单位设立的目的就是为西藏服务的。所以目前我的工作等于还是工作的延续，我还是为西藏工作，虽然空间位置转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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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依然还是“西藏的马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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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面对这样的评价惭愧了。现在我在北京安居乐业，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改善了，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而且因为长期生活在边疆地区，我觉得对都市文明还是有一种向往，一点儿也不讨厌都市文明。都市有它的优势、它的方便，也是做事情的地方，我觉得那种返璞归真离我还很遥远，我还没新鲜够呢！（笑）所以有的人说讨厌都市，要寻求什么精神家园，对我来讲是不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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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是不是你原来生活在那个很淳朴的地方，远离都市文明的生活比较久了，所以一下子到都市就感觉到都市文明的好处，而你原来由都市到西藏又觉得它那种淳朴生活的可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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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没有那么多的学生腔、书生气。你看，都市是文明发展的一个标志、巅峰体现。人类需要交往，需要聚集，都市就是这样产生了，然后文化、文明社会才会发展进步。所以我们现在即使在西藏也在提倡小城镇建设，因为那种落后的面貌——文化水平比较低、教育条件差、生活比较贫困，很大程度上与居住分散有关系。西藏倡导小城镇建设是一个比较好的主张。人群只有聚居了，有了内部、外部的交流，生活质量才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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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怎样从诗歌转向了散文创作？自《藏北游历》始，还无师自通地链接上了文学与人类学的内在链条，而且一开始就出手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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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有一个自然过渡的过程。诗歌创作在当时是一种时尚，一种风潮。“文革”结束后，思想解放运动开始时，最先崛起的是诗歌，大家蜂拥而上，新诗最先出现，小说跟在后边。我转入散文也是必然，诗歌还在写的时候散文就已经开始了，有一个交叉的过程。诗歌更多地属于年轻心态，散文就不同了。《藏北游历》出版的时候，还在北京开了一次作品讨论会，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说它属于一种文体的创新，评价很高。能拿来类比的是从前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但那是基于新闻报道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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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认为国内对你的宣传、评价的力度还不如对内地一些远不及你的作家的宣传力度，这也许是一种地域歧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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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大约是非主流的缘故，主流社会的关注点不在此，另有一个话语权的问题。不可否认的还有一个能力问题，若是写成《忧郁的热带》那样，不由人不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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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你又是怎么无师自通地把人类学引入你的作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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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也不是无师自通，是看了一些人类学的教科书。藏族学者格勒博士在人类学的入口处等着我，他送了我一批人类学的教科书和名著。文化人类学很有文采，充满人文关怀，对我有亲和力、吸引力。这些书打开了我的思想视野，其中田野考察的方式也比较适合我。我不是有意去寻求某种工具，是一种自然的契合。不过对于人类学我只是稍稍有些意思，我不是学者，很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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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是基于什么样的契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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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那地方也比较适合文化人类学。虽然文化人类学的出身不是很光彩，有殖民色彩，它是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对世界的开拓出现的，但是它后来的发展对整个人类还是一种很负责的态度。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想方法，让我们站在一个相对客观的位置去俯瞰人群，观察这个由不同的族群、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文化观念所组成的多样性的世界，这种参照比较是非常有意义的。虽然它那个“相对主义”后来我们看是远远不够的，人类学家实行起来也勉为其难，但它提供了一种方法，让你尽量屏蔽一些偏见或成见，比较平和地去看待和记录他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由于人类学家的工作，我们对人类的认识才空前地增加、扩展了。我正是在比较需要的时候，带着汉文化背景到了藏族地区。如何看待藏文化，文化人类学给我提供了一种思想方法和认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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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也就是说，你除了从文化人类学中借鉴了它田野调查的工作方法外，更重要的是你还从中接受了思想方法，公正地、不抱任何偏见地去看待不同族群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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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对，只有这样你才能进入。这里边有很多复杂、深厚的东西，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讲清楚的，你说了这一方面，就得讲另一方面，不然的话就失之公正和完善。最近我听到一种质疑的声音：我们当代人是否有资格评判传统，评说文化传统的是非优劣、继承扬弃？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传统本是动态的，传统贯注于现代生活，如何剥离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二是面对这样一个大题目，需要彰显水平，的确应当谨慎从事。由此我想到，反思自己的民族尚且如此，更遑论对于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了。所以我觉得自己一向小心翼翼的态度是对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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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但我又有一个疑问，在你刚到藏区，还没有接触人类学之前，你就已经抱着一种渴望被接纳、被认同的心态，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呢？为什么从一开始就具备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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