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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为什么突然想起来要去西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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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不是突然，是响应国家号召。我们是工农兵大学生应届毕业，先有清华、北大几个人到西藏插队落户当农民，起初号召向他们学习，然后号召应届毕业生自愿报名到西藏支援边疆建设。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当时全国的应届毕业生都纷纷响应，就像一场运动，表决心，写申请书，当然到最后落实的时候坚定分子不是很多，全国也只有2000多人。而我算是最热情洋溢的一个，我的家庭也不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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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的父母没有异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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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没有，从来没有。所以我觉得自己的成长与他们那种开放的观念有关。我从小就比较自立，17岁参加工作当工人，从小在逆境中长大。母亲是“右派”，父亲是“三反分子”，直到老年才被平反，一直处于被打倒的状态，还一直在响应革命，先国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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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给你的童年留下阴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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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那当然，是阴影也是一种动力吧！从来就没有优越感，一切全靠自己。当年进藏是被一种很单纯的热情、理想、信念鼓舞着，乘坐大客车沿青藏公路进藏，一路上表现挺好，被留在了组织部。在组织部工作了几年后，因为酷爱文学，我要求调到西藏文联当《西藏文学》编辑，一当就是8年，后来又到北大上“作家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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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的《藏北游历》是在西藏先写完了再到北大的吧？之所以先写藏北，那是对“遥远与神秘的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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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这样的。好奇嘛，猎奇是人类的天性之一。与以往生活环境最不一样的地区首先吸引了我，最陌生的是牧区。加之藏北形成过文学小圈子，我又有些契机走遍了藏北高原那曲地区的11个县（区），写成《藏北游历》。那时候充满形而上的热情，在书中有充分反映。后来我去西部的阿里高原，写下《西行阿里》，一直到1992年下乡拍片，比较贴近了现实和农村生活，“形而下”地看到了很多基层的东西，不能不有所感慨（见《灵魂像风》），比较明显地发生了一个转折。如果套用学问，比较接近从文化人类学向应用人类学的转变，确立了发展观和参与意识。从你的文章中可看出对这个发生过程你已经非常理解了。再后来之所以调离西藏，有许多既复杂也简单的原因。不能不提到的是一本书，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这本书对我有相当影响，不知道你读过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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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没有，人类学的著作我只看过弗雷泽的《金枝精要》，《忧郁的热带》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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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信息量太大，难以概括，读过就会知道。作为一个人类学家，作者深入南美地区原始部落考察，还走过从欧洲到亚洲的许多国度，触发了一系列的思考，例如对于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等问题一系列的反思，甚至是对人类学职业的质疑。他的书是在半个多世纪前写成的，但我们“相见恨晚”。我是前几年才接触的，才发现我们在思考的、在寻求的，他比我们先行一大步——不是明确地给出了答案，是所提的更高级的问题比答案多，所谓答案反而潜隐在新问题之下。作为一位人类学家，固然应当按照职业道德用“相对主义”的眼光看待不同的文化现象，但显然他已走出了这种“相对主义”阶段。“相对主义”其实要求的是一种方法，不是一种标准。其实文化还是有先进、落后之分的，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还是应该肯定它的成就，不可以说人类发展多少年的努力还不如我们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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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对他书中的哪些观点感触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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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感触深刻的方面很多，如果说“最”，反而是主题之外的，你看他最后写的那些，从《奥古斯都封神记》到《缅甸佛寺基荣之旅》之类，从中可见人家的综合素质是多么高，让我们相形见绌。他在历史、文化、宗教、艺术方方面面的修养真的令我们高山仰止。他于大半个世纪前所写的那本书，当时西方已有评论说是游记文学的“终极之作”，也就是说游记文学到他为止就终结了，以后人们没必要写了，再也写不过他了，休想写过他！我在采写《藏东红山脉》之前与此书相遇，就因为写昌都这地方是我好些年前的承诺，所以硬着头皮也要完成，只在篇首段落明示“此为本人西藏纪实文学的封笔之作”。那正是望见一个高度，知难而退的意思。当然这是技术层面上的，实际上他的许多思考都触动了我。回顾进藏之初，我所希望的是被接纳、被认同，从本人的角度是认同，从对方的角度是接纳，为这种试图融入我付出了很多年的努力，而实际上差异始终存在。因为我自身根深蒂固地存在某种坚执的东西，这一点你也看到了，儒家传统积极的方面：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思想，有所作为的愿望。而深受佛教思想影响的地方则认为自有无穷来世在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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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像你书中所说，一个格外着急的人到了一个从不着急的地区，这是否也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引起了性格上的反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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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实际上本来也不是急性子，我的着急是被反衬的。这样说并不代表谁对谁错，恰恰相反，我是多么希望藏民族的价值观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让全世界都去认同并实践，让整个世界的文明发展从容一点，地球受到的破坏少一点，战争消失，和平长久。多么希望是这样。但它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不是你的愿望有多良好，这个世界就跟着你走的。尤其当我们看到连世界上最先进、文明、发达的国家都犯下了错误，弄得全世界越发混乱越发恐怖，不可理喻，所以你就很难说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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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是不是两种文化的对比反差，使你觉得融入是非常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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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融入的愿望持续了好些年，后来认识到完全融入不可能也没必要。首先我不是一个空白的人，自有坚实的汉文化背景，而我从藏文化中能够汲取的，正好可作为补充。我并非一个纯粹的文学人，给自己定位就较为困难：如果是旅游者你可以去欣赏蓝天白云、淳朴民风、壮美山川，但是我肯定不是旅游者，我在那儿那么多年了，我看到了那么多的东西，还想为那个地方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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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是一个身心俱在此地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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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有限的参与者。参与者的角度与旅游者的角度不一样，有些像应用人类学，会有些批评，有些建议，但是这一身份又缺乏认可，不免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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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是不是你自己过分敏感，所以才会有“边缘人”的“边缘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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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有些“边缘”状态。不尽如人意又无力改变，比较痛苦。我写《十年藏北》，有人评论说不像文学作品，批评的意见很多。但我觉得那本书还是很有价值的，就算是田野考察吧！总之促使我回来的原因很多，一个是受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的影响较大，我觉得我那种纪实文学的写作应该告一段落了，反正我永远也写不过他。这属于我自己的事情；再一个定位的不确切也使我自寻烦恼吧；还有就是出于一种心理指引，一个先是本能地感觉、后经理性思考得出的结论：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种宗教，自身都会存在某些问题，解决问题可以有外部因素的催动，但最主要的，是应该由内部来意识到然后寻求解决的办法，所以外人的参与总有一个限度。意识到这一点，我的心理平衡了许多。说到我的“回归”，其实也做不到，我实际上已经被定位了，我回来还是回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回到中国藏学出版社。我以前写西藏的书，现在是出西藏的书。这个单位设立的目的就是为西藏服务的。所以目前我的工作等于还是工作的延续，我还是为西藏工作，虽然空间位置转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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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依然还是“西藏的马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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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面对这样的评价惭愧了。现在我在北京安居乐业，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改善了，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而且因为长期生活在边疆地区，我觉得对都市文明还是有一种向往，一点儿也不讨厌都市文明。都市有它的优势、它的方便，也是做事情的地方，我觉得那种返璞归真离我还很遥远，我还没新鲜够呢！（笑）所以有的人说讨厌都市，要寻求什么精神家园，对我来讲是不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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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是不是你原来生活在那个很淳朴的地方，远离都市文明的生活比较久了，所以一下子到都市就感觉到都市文明的好处，而你原来由都市到西藏又觉得它那种淳朴生活的可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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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没有那么多的学生腔、书生气。你看，都市是文明发展的一个标志、巅峰体现。人类需要交往，需要聚集，都市就是这样产生了，然后文化、文明社会才会发展进步。所以我们现在即使在西藏也在提倡小城镇建设，因为那种落后的面貌——文化水平比较低、教育条件差、生活比较贫困，很大程度上与居住分散有关系。西藏倡导小城镇建设是一个比较好的主张。人群只有聚居了，有了内部、外部的交流，生活质量才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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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怎样从诗歌转向了散文创作？自《藏北游历》始，还无师自通地链接上了文学与人类学的内在链条，而且一开始就出手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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