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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有一个自然过渡的过程。诗歌创作在当时是一种时尚，一种风潮。“文革”结束后，思想解放运动开始时，最先崛起的是诗歌，大家蜂拥而上，新诗最先出现，小说跟在后边。我转入散文也是必然，诗歌还在写的时候散文就已经开始了，有一个交叉的过程。诗歌更多地属于年轻心态，散文就不同了。《藏北游历》出版的时候，还在北京开了一次作品讨论会，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说它属于一种文体的创新，评价很高。能拿来类比的是从前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但那是基于新闻报道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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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认为国内对你的宣传、评价的力度还不如对内地一些远不及你的作家的宣传力度，这也许是一种地域歧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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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大约是非主流的缘故，主流社会的关注点不在此，另有一个话语权的问题。不可否认的还有一个能力问题，若是写成《忧郁的热带》那样，不由人不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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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你又是怎么无师自通地把人类学引入你的作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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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也不是无师自通，是看了一些人类学的教科书。藏族学者格勒博士在人类学的入口处等着我，他送了我一批人类学的教科书和名著。文化人类学很有文采，充满人文关怀，对我有亲和力、吸引力。这些书打开了我的思想视野，其中田野考察的方式也比较适合我。我不是有意去寻求某种工具，是一种自然的契合。不过对于人类学我只是稍稍有些意思，我不是学者，很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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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是基于什么样的契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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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那地方也比较适合文化人类学。虽然文化人类学的出身不是很光彩，有殖民色彩，它是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对世界的开拓出现的，但是它后来的发展对整个人类还是一种很负责的态度。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想方法，让我们站在一个相对客观的位置去俯瞰人群，观察这个由不同的族群、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文化观念所组成的多样性的世界，这种参照比较是非常有意义的。虽然它那个“相对主义”后来我们看是远远不够的，人类学家实行起来也勉为其难，但它提供了一种方法，让你尽量屏蔽一些偏见或成见，比较平和地去看待和记录他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由于人类学家的工作，我们对人类的认识才空前地增加、扩展了。我正是在比较需要的时候，带着汉文化背景到了藏族地区。如何看待藏文化，文化人类学给我提供了一种思想方法和认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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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也就是说，你除了从文化人类学中借鉴了它田野调查的工作方法外，更重要的是你还从中接受了思想方法，公正地、不抱任何偏见地去看待不同族群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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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对，只有这样你才能进入。这里边有很多复杂、深厚的东西，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讲清楚的，你说了这一方面，就得讲另一方面，不然的话就失之公正和完善。最近我听到一种质疑的声音：我们当代人是否有资格评判传统，评说文化传统的是非优劣、继承扬弃？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传统本是动态的，传统贯注于现代生活，如何剥离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二是面对这样一个大题目，需要彰显水平，的确应当谨慎从事。由此我想到，反思自己的民族尚且如此，更遑论对于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了。所以我觉得自己一向小心翼翼的态度是对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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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但我又有一个疑问，在你刚到藏区，还没有接触人类学之前，你就已经抱着一种渴望被接纳、被认同的心态，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呢？为什么从一开始就具备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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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也许出于一种比较厚道的想法吧。出于本能，诚心诚意。当时肯定是一种低位进入，去支援边疆建设，也就是说人家需要帮助，虽说帮助本身就已经不平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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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进入西藏的文人很多，为什么就你接受了文化人类学，而且将它与文学结合得如此的珠联璧合，成为中国首位将此种方法运用得最为成功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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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并没有刻意为之。西藏艰难困苦，自然环境恶劣，大风刮着，大太阳晒着，尤其是藏北那么严寒，早就被人宣布为人类生存的禁区，而他们就这样世世代代地生存下来，还创造了自己的文化，还生存得相对快乐，使你不由不感慨生命力的顽强与坚韧。同为人类，反差那么大，不可能不被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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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正因如此，所以你才想去探寻他们的内心世界，为何不以苦为苦还甘之如饴，才想去研究他们的宗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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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他们从生存外貌到衣食住行，都是适应环境的结果。精神上的信仰也是一种必需，一种美好的愿望：希望来世生活得更好一些。汉族地区的宗教信仰不是很明确、很强烈，因为更多的是面向现实和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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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对文化人类学有所借助，但我走的还是文学之路。格勒博士说我在“文学与人类学两座高耸的悬崖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我后来所架起的桥梁多着呢，例如还试图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架起桥梁。采写《青藏苍茫》的过程中，我不时传递信息，使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相互沟通。从前文理分家，各做各的，不通声气，造成了许多成果不能共享。举个例子，地理地貌学家崔之久教授在现在寸草不生的昆仑山垭口发掘了一处遗址，证明3000多年前那里还有乔木灌木植被，《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这一消息，而从事西藏考古的专家们都不知道，我就把材料复印了给他们寄去。另一个例子，藏北高原包括无人区发现过大量的细石器，证明7000年前后那里的人类活动频繁，推测当时藏北气候一定比现在温暖。后来我采访过一位湖泊学家，他每年去藏北考察，根据最新测定，藏北湖泊的高湖面时期恰好在距今6900年前后，佐证了推测，提供了依据。这一信息我也纷纷地给他们传递了。类似的具体事例还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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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确实也是一种“架桥”，而且你还通过文学沟通了各学科的信息，也让人们从中了解了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所以说你的作品是“百科全书式”的全景描写，你的“走过西藏纪实作品系列”不仅是人文的西藏，也是科学的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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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主张以后要多进行跨学科的联合考察，让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一同去考察。这在国际上不算新鲜，但在国内好像还不是风行的一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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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西藏的了解，也许在专业领域不如专家，但是涉及面广。相对文学家来说，我多了一个自然科学的背景；相对自然科学家来说，我又多了一些文化上的东西。所以，我现在做中国藏学出版社总编辑比较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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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对西藏是非常有感情的，你在书中说过：如果需要，你也愿意将自己的心脂当作供灯来点燃。可见你对西藏的感情非常深，那你在西藏27年感触、体会最深的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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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说不出特别深刻的体会，西藏已经成为我的生活常态，就好像被规定了一样，我属于那个地方了。我曾想过如果不搞藏文化，就在汉文化中一直追溯到上古神话时代，好好地研究并写作。但是身不由己，我还是在这个圈子里，还是在延续着我多年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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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西藏情结”看来是挥之不去了，那你将来打算往什么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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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打算写小说，有一个长篇正在创作中，但到这儿一上班，就再也没时间写了——写小说还是西藏题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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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请归纳一下到目前为止你创作的主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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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写了关于西藏的16本书。诗集只有1本，散文集3本，算是原创；重复出版的，有英、法文版，海外版有去年在台湾出版的4本，10年前在香港出版的有3本，台湾版的多了1本《藏东红山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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