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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在《人类学是什么》中你没有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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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写到了一点。关于国别差异，我在《漂泊的洞察》（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一书中有篇文章专门谈到了。至于你一直追问的“门”，我想你可能是指方法上的基本点。我以为我们上面已谈到，这里有必要重复说的是，进入人类学研究的“入门”，被认为是“田野方法”，这又包括参与观察、主位解释、整体论。三位一体，意思是要求人类学研究者要有一种实践中的想象力，要有能力将被观察的人类生活关联在一起，态度上要像中医而不是像西医。中医说你的身体是完整的，西医说你的身体是可以肢解或解剖的。要入人类学的门，就要先知道人类学研究依据的观念接近中医，接着，还要知道这三个东西结合形成了“人类学的眼光”。人类学虽是西方的学问，但这种眼光来自人类学研究的非西方，这在西方被称为“他者的眼光”。我们中国也有跟西方一样的“他者的眼光”，唐代的玄奘的“眼光”，是最典范的。而历史上中国有大民族主义，也生产出了一种相当于“他者的眼光”的东西。人类学的眼光，当然是有自身的“虚伪性”的，它可能掩盖了某种支配实质。比如，外国人写中国，为的是他们自己语言文字中学术的丰富性和支配力。国内也可能一样，比如我去少数民族地区调查，之后写出来的对这个地区的描述用的肯定是汉语，是对汉字代表的文化支配力的支持。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作为学者应该有怎么样的良知？这个问题值得思考。我觉得人类学还是有它的良知的，特别是在文化和社会的概念上，人类学表现出的对于消除近代西方个体主义支配力的反思，是一种良知。我因为对人类学有这样的理解，所以一直以为宗教人类学是人类学的基础。以前人类学以为自己是研究亲属制度的，但亲属制度的研究专家最后发现，从这一研究能推导出来的看法，其实牵涉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在不同的文化中是观念化的实践。费先生一直强调的ethnos就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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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王老师是不是在用人类学的观点批驳后现代的个人主义的一些不正确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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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个人主义不是后现代的，但后现代有一部分是用来装饰个人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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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现在学界是很混乱，包括我们在学的过程中碰到这一块就觉得很头疼，好像找不到入门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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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以为学生有权力追求思想的真正解放，不要落入任何表面上新的“主义”的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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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人类学你学得多一点，就解放得多一点；你学得深一点，就解放得彻底一点。如果你觉得还有什么的话，那就是没学好。我们不断在学，不断在看书，不断在买书，不断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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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王老师，我现在正在做毕业论文，想就此提几个问题。原来选定的课题和王老师做过的仪式调查相似，你在博士学位论文里面已经做了，你从历史人类学出发，由历史、文化和权利三者搭建起来了一篇文章。我这次下去后，当地知识里面有一个现象引起我的注意。结合你的历史人类学对我的启发，我就觉得整个的师公队，包括师公戏，好像是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的，之前的因为“文革”都断掉了。然后那些老人和当地的精英在80年代后重新共同创造，或者一部分人建造，总之是接受了这种全新的东西，然后人们就认为这是以前的传统了，认为以前的人都是这样干的。这就好像是一种集体失忆。还有管师公队的头儿，他同时是一个国家干部，他唱的却是当地人最喜欢听的五代同堂、六代同堂。他一边抓计生一边鼓吹子孙多的好，当地的人喜欢热闹，喜欢人丁旺，他就唱这个，唱三天三夜的大戏的时候就是要唱这个，唱4个小时。他这个人、这个身份在这两者之间或者更多重的关系之间游走的时候，他是如何进行平衡的？也许这不仅仅是他自己个人的原因，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一个剧团，有经济上的原因，有地方上的原因，有文化上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为什么一种传统的东西现在就那么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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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两个问题中，后面一个问题我曾经探讨过。为什么一种文化会复兴？为什么与现代化相反，有一种历史回潮？我认为原因是文化的生命力比政治、经济的生命力要强。要说明这个力量的强弱，有个具体的方法。举一个例子吧，在农村你能见到一些老人家，他们的年龄其实已大大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年龄。一个人的历史超越了政权历史的时间，表明他承载的文化可以代代相传。他可以传给他的子孙，在外面不能说，但是他可以在家庭内部说。传统的复兴还有其他原因，我觉得现代性的软弱是其中一个。社会学家告诉我们，对个人来说，现代社会是高风险的社会，而这种社会为我们提供的克服风险的机制是专家主义的，专家主义实际上没有提供一套克服风险的完备知识。因而，在现代社会中，宗教和传统仍然是有生存空间的，甚至这种空间还在扩大。过去我们一直以为，现代社会依靠科学能够彻底克服风险，我们没有意识到风险包括天灾和人祸，有的是自然造成的，有的是社会造成的。用科学消灭宿命论，是容易实现的，因为宿命论是社会的产物。对于这些问题，人类学的解释更值得关注。人类学认为，神话比历史重要，为什么？神话是没有时间的，它是超越时间的，时间不断流逝，而神话是永远流传。对于变迁来说，时间如果说指的就是政治、经济方面的变动，那么，神话则保留着一种绵延性，与时间的变动构成反差。我以为，今日的传统复兴，恰是在这个反差中获得价值和意义的。这与你的论文选题在精神上是相近的。至于说演戏的人怎么保持一种平衡心态，他们为什么有生存的合理性，保证他们可以生存？我以为可以用前面说到的“传承”来解释。另外值得考虑的还有一些制度性的因素。我认为仪式表演群体的复兴与地方社会中的传统复兴不可分割，是相辅相成的。那它们共同创造着什么？我认为是一种地方公共性。这种公共性在历史上即已存在，比如，“土改”以前，我研究过的村子都有公田和与之相关的祠堂、庙宇。“土改”时，这些公共的土地被平分了，土地变成了国有—私有相结合，地方公共性被压抑了。现在一些地区出现传统的回潮，与这种地方公共性的重新建构有密切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对土地制度史变迁的某种民间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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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们已经聊了两个多钟头，王教授下午还要作文化生态学的讲演，需要休息一下，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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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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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访谈于2005年3月17日上午在南宁市凤凰宾馆的客房里进行，徐杰舜问，王铭铭答，参加访谈的还有广西民族学院研究生杨清媚、林敏霞。本文由杨清媚根据访谈录音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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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杰舜（1943～ ），男，浙江余姚人，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广西民族学院教授。广西南宁，邮编：5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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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铭铭（1962～ ），男，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中国社会与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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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历史人类学与“文化中国”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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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徐杰舜[1]答/张应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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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个一个民间档案文献，经过历史人类学田野经验的解读，马上就可以“活”起来，而“活”了的民间档案文献有助于“文化中国”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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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历史人类学；文化中国；清水江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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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张应强博士，我很早就想采访你了。如今有幸在银川得到这么一次机会。我曾和周大鸣老师讨论过中国人类学流派的特点，当时我就想，张应强很可能是继承了“南派”，所以成了这么一位温良恭俭的君子。后来我也一直关注着你，最近看你出了一本书，图文并茂，我就想，啊，张应强终于出来了！我也听周大鸣老师几次讲，以后想叫张应强来挑点重担。这次在银川，我本来想请周老师来讲中大的人类学系学科建设，他因有事不能来了，但他马上说，请张应强老师来吧。我说，好啊！我不知道原来你已经去西藏民院支教去了。这次有幸能在银川长相忆宾馆见面。你为这次会议做了很多工作，昨天你作为观察员发表的评论很精彩。所以就有更多人注意到你了，我想先请你介绍一下你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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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老家是贵州黔东南剑河县，苗族。但我出生在黔西北，因为我父母在这边工作，后来就在这边念书。1983年我到中大人类学系念书，中大毕业之后，1987年去中南民院念硕士，有5年待在那里。1992年9月我从中南民院调回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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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你毕业后在中南民院留了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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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啊，其中一年是到湖南芷江去锻炼。没有那个锻炼，也许我不会想到要走。因为当时导师和系里面、所里面的领导一直比较关照我，也对我有很多的期望。但我还是走了，当时中大也正好比较缺老师，算是个机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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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机遇很好啊。那时候是谁当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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